事实上，烧埋银创自元朝，明、清均承袭元制。《大明令·刑令》中，明确规定：“凡杀人偿命者，征烧埋银一十两。不偿者，征银二十两。应偿命而遇赦原者，亦追二十两。同谋下手人，验数均征，给付死者家属。”《大明令》除了把烧埋银数量从五十两减为十两外，文字与元律几无歧异。可以说，明初完全继承了元朝烧埋银制度。《大清律》基本上是《大明律》的复制品。有关烧埋银制度的内容自然也是全盘吸收。清朝还采用了元朝折庸代替烧埋银的做法——“本犯自称不能给银，情愿与死者之家为奴者，即将本人给予为奴”。
   明代减小烧埋银适用范围，以赎刑取代，事实上却沦为有钱人的保护伞，甚至明政府的将赎刑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
烧埋银制度从元迄清，施行达六百余年，对打击犯罪、补偿苦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回复：8楼
明朝在法律条款上抹去“蒙古人”字样，并不代表就做到公平公正了。
张群在《元朝烧埋银初探》中就这个明确指出了元代烧埋银的问题： 烧埋银征收上的平等，是在主刑罚极不平等的基础上。最为大家熟知的例子就是“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汉儿人殴死蒙古人，处死，断付主犯财产，余人并征烧埋银。”这个规定充分表现了当时法律浓重的阶级性。
但是明朝 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与之相比，明清律限于官员使用刑具不当致死人命的，反显得有些逊色。”“虽然赎刑在适用上有很严格的限制。但实际上必然演化成有钱人的保护伞。在明朝还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烧埋银与之相比，进步是明显的”。
对元代广泛采用烧埋银的评价：“对于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产物，在法律史上很有开创性，其完备性甚至犹于明律。”

回复：12楼
。。。。。
关键是那虽然有总纲，但是被特别点出的 蒙古人斗殴把汉人致死，在刑罚上只是断伐出征，并不需给汉人偿命，不正是体现了民Z不同，所以生命权也就有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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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你引用完整了《元史.刑法志》部分，不摘掉有色眼镜照样无法接近客观真相。
不要忘了，这条法律是“误杀”部分的条款，即“凡人斗殴杀伤论”。
如果你看不出《刑法志》这部分的论述，是分为“故杀”和“误杀”两部分论述，那么我只能摊手了。
现勘录 《元史》 卷105 杀伤部分，作为对比——“误杀”部分，汉人杀人也不用偿命
杀伤
       诸杀人者死，仍于家属征烧埋银五十两给苦主，无银者征中统钞一十锭，会赦免罪者倍之。诸部民殴死官长，主谋及下手者皆处死，同殴伤非致命者，杖一百七，流远，均征烧埋银。诸杀人还自杀不死者，仍处死。诸杀人从而加功，无故杀之情者，会赦仍释之。诸斗殴杀人，先误后故者，即以故杀论。诸因斗殴，以刃杀人，及他物殴死人者，并同故杀。诸因争以刃伤人，幸获生免者，杖一百七。诸持刃方杀人，人觉而逃，却移怒杀所解劝者，与故杀同。诸有司征科急，民弗堪，致杀其征科者，仍以故杀论。诸醉中欲杀其妻不得，移怒杀死其解纷之人者，处死。诸欲诱倡女逃，不从辄杀之者，与杀常人同。
========================这里是“故杀”部分，基本是死刑。和现在的“故意杀人罪”类似
     诸斗殴杀人者，结案待报。诸人杀死其父，子殴之死者，不坐，仍于杀父者之家征烧埋银五十两。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诸因閧争，一人误蹂死小儿，一人殴人致死，殴者结案，蹂者杖一百七，并征烧埋银。诸有人戏调其妻，夫遇而殴之，因伤而死者，减死一等论罪，仍征烧埋银。诸殴死应捕杀恶逆之人者，免罪，不征烧埋银。诸以他物伤人，伤毒流注而死，虽在辜限之外，仍减杀人罪三等坐之。诸因争，以头触人，与人俱仆，肘抵其心，邂逅致死者，杖一百七，全征烧埋银。诸出使从人，殴死馆夫者，以殴杀论。诸因戏言相殴，致伤人命者，杖一百七。诸父亡，母复纳他人为夫，即为义父。若逐其子出居于外，即同凡人，其有所斗殴杀伤，即以凡人斗殴杀伤论。诸彼此有罪之人，相格致死者，与杀常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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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互殴致死，都是断罚烧埋银。

诸杀人者死
诸斗殴杀人者，结案待报。
两者是区别对待的。
小野冰月和另一ip 都只关注了第一部分的总纲，而忽略了第二部分的总纲。

回复：15楼
    这个你又需要补课了。 根据《元典章》校正,《元史中》部分诸蒙古应为诸蒙古人员,即怯薛蒙古人员，怯薛军为元朝禁军,全部蒙古人担任，普通蒙古人不享受那些待遇。
至于蒙古平民，并非享有特权，甚至卖身为奴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回复：22楼
是这样的，成吉思汗力图提高怯薛歹的地位。
回复：23楼
   这个杠你抬的毫无意义。如果这条法律无法贯彻，那么恰恰证明了怯薛歹的特权无法得到实际上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