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马可波罗的《游记》，这是研究马可波罗的起步或基础工作，非常重要。前述六种汉文译本虽各有短长，难以尽如人意，但译书本身就是一项值得肯定的劳作，我国绝大多数学者和读者都是凭借汉译本这个阶梯才知有马可波罗其人并走上研究之路的。可是，由于《游记》中涉及的事物极其广泛，仅就他在中国所见所闻的事件，所游历的地方，要将其和中国史籍一一对照和解释，就是一件细致复杂的工作。兹举一例，略作说明。

　　元世祖时期，有一个大臣阿合马，由于善于理财，得到元世祖的宠信，却引起汉人臣僚的嫉视和不满，阿合马也恃权做了一些不法行为。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以汉人益都千户王著为首的一伙人设计把阿合马杀死。此事《元史本纪》和《阿合马传》及其它有关人列传中记之颇详。马可波罗其时正在大都（今北京，元首都），也记载了这一事件，正可以印证、补充《元史》的不足。他也提到王著的名字，但现今的汉译本都把这一为首者的名字译错了。如首译此书的魏易译为：“有契丹人名陈国者Chen-ku，军官也，所部有六千人……欲谋举事杀阿马克。其至友中有名王国者Van-ku，亦为军官，率众万人。”（译本卷二，第16页）李季译本说：“有一契丹人名张易，系一千夫长……他满怀忿怒，遂与另一契丹人王著——此人系一万夫长（按《元史》载王著为益都千户）——密谋毁灭阿氏”（译本第155页，括号内按语为李季原加）。

　　冯承钧译本说：“其中有一契丹人名陈著（Tchen-tchou）者，身为千户……遂与别一契丹人身为万户称王著（Wang-tchou）者同谋杀之。”（中册第341页）

　　张星烺新译本说：“有一个契丹人，名叫张库（Chencu，音译）是一个千户军官……他盛怒之下，对另一个万户军官契丹人王著（Vancu）谋杀阿合马。”（译本第163页）

　　最后，陈开俊等译本是：“有个契丹人，名叫张易（Chenchu），是个千户……他满怀悲愤，和另一个契丹人，万户王著（Vanchu）密谋杀害阿合马。”译者在“王著”名下附脚注说：“按《元史》，王著为益都千户。”（译本第113页）

　　按，《元史·世祖纪》和《阿合马传》，王著是益都千户，不是万户，译者也已指出；和王著同谋的人是高和尚，此人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由枢密副使张易推荐，说他“有秘术，能役鬼为兵，遥制敌人”，受命与大臣和礼霍孙将兵赴北边，其后无验逃回，是否封为万户，史无明文，但其人绝非张易。张易确有其人，但并未参与杀害阿合马的现场，当时他任枢密副使，王著派遣其同党崔总管假传太子真金令旨，令其发兵，张易“莫察其伪”，即遣其部下领兵而去（《元史·阿合马传》）。至于陈国、王国、陈著、张库，只是魏、冯、张三先生就字面译音，更无其人；连他们译为王著的那个人，也并非《元史》上的王著，他们都译错了。

　　这个问题，早为中外对马可波罗学深有研究的学者所指出并解决了。约在1943年前后，西南联合大学的邵循正教授在一次题为《语言与历史——附论〈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的学术报告中就指出，马可波罗在此章中所称的Cenchu，应译“千户”，是官号而非人名，其人即《元史》中的王著；至于Vanchu，应译“万户”，不是王著，邵先生认为可能是阿合马的同党崔总管。总之，马可波罗所指的两个主谋人，一个是千户官，一个是万户官，原文已说得很清楚，他并不知道这两个主谋人的真名，汉译者由于知道刺杀阿合马的首领是王著，遂先入为主，用威妥玛（T.Wade）译汉音法，把 Vanchu 译为王著，而另一个Cenchu，则《元史》并无其人，只能随意而译了〔4〕。

　　外国学者解释得更早。1927年，穆尔在题为《阿合马伯罗之被杀》一文中即指出，Cenchu确为千户王著，Vanchu即万户，其人极可能是《元史》中的高和尚。其后伯希和更肯定其说〔5〕。

　　由上可见，翻译《马可波罗游记》，不仅是文字的转译问题，而是一项严肃而艰难的探索和研究工作。我们不能要求汉译者毕其功于一役，把书中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应在他们译书的基础上，作一些校勘、补注、考证等前人未竟的工作。这些年来，我们已作了一些，以下分类述之。


　　顺便提一下蒙文译本。第一种是赛亚东根据李季的汉文译本转译的，由吉林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二种是葛尔乐朝克图根据日本青木一夫所译意大利拜内戴托发现的“Z写本”译为日文再转译为蒙文的。二书虽系一再转译之作，却说明了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重视。

　　　　　　二、研究情况概述

　　马可波罗在书中记载的元代中国的事情非常繁富，他游历的地区很广，所见所闻，多笔之于书。这些记载，既可与中国史籍互相印证，也有一些晦涩不清、需要考证的地方，这就给研究者提供了课题。西方学者已研究并解决了一些问题，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补充、审正、提出新的看法，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

　　　　（一）马可波罗的身份问题

　　马可波罗在书中对他自己在中国担任的角色述说不清，他先说他为大汗（即忽必烈）出使各地，又说曾治理扬州三年，这在中国史志上都无迹可寻。对此，我国学者曾提出三说。

　　（1）枢密副使说法国学者颇节（一译鲍梯）于1865 年出版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游记》中据转译之《元史·世祖纪》至元十四年（1277）二月“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徽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兼宣徽使，领侍仪司事”记事及书《阿合马传》中王著等杀阿合马后，元世祖命枢密副使孛罗等“讨为乱者”等记载，认为此枢密副使即马可波罗，亨利·玉尔从之。张星烺在译亨利·玉尔英译本《游记导言》时，为之补《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详搜《元史》及其它资料，确证了颇节之说。束世澄见其文后，赞同其说，并著《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考》，较张文所搜孛罗资料更为完备。但也提出一点“存疑”，即，《元史》上的孛罗，在任枢密副使以前，至迟在至元七年（1270年）已任御史中丞，若其人果为马哥孛罗，则马哥之至中国，至迟亦在是年，而据《游记》，其抵华时间，当在至元十二年（1275）。他说：“岂枢密副使孛罗非马哥孛罗欤？然其行事与《游记》何无一不合者也？”这本是一个击中要害的问题，然而束先生因基本同意张先生的枢密副史说，最后仍以波罗书记载有误的推测（此系张说）而未追究下去〔6〕。

　　张氏此文，在当时颇有影响。法国人沙海昂（即将颇节本《游记》转为新法文者）读后，即译为法文，并在当年（1922）10月在北京观象台为之作宣传讲演〔7〕，表明二人看法相同。1926 年出版的李思纯《元史学》，有《补马可波罗传略》，也说马可于“1277年，遂拜枢密副使”。但《蒙兀儿史记》作者屠寄（1856—1921）在其书卷一一七《马可保罗传》中则反对此说，他在该卷夹注中引证《元史·阿合马传》后说：“西人之稍读元史者，妄谓此副使孛罗即马可保罗，徒以孛罗二字与保罗音近耳，实则副枢孛罗必是蒙兀种人而非马可，故《马可游记》旧本不载其事，明嘉靖间（1522—1566）西人续得《马可游记足本》始知之，并谓或马可不愿当世知之，故先不传播。钱念劬《旧潜记》疑之，寄以为定是西人附会之说。”屠氏此说远在张星烺补传之前，当系针对亨利·玉尔《导言》之说，此据该文最后夹注有“英人尤氏（即玉尔——引者）云”可知。这是我国学者最早否定马可波罗为枢密副使的第一人。他译波罗为“保罗”而不用“孛罗”，免与《元史》中名孛罗者相混，颇有见识。虽然他仅从种族不同而推断，未举出更多论据，但首倡之功亦不可没。

　　此后，法国东方学者伯希和在1927与1928年合刊的《通报》（刊物名，荷兰出版）上，发表了《马可波罗行纪沙海昂译注正误》一文，批评了沙海昂沿袭颇节“枢密副使说”之误。他提出，英人巴克尔（Parker）在1904年曾说1277年的孛罗不得为马可波罗，他自己也曾引剌失德丁（Rashu-d-Din ）的《蒙古史》（即今汉译《史集》——引者）的一段，证明中国史书所志参加阿合马案件的孛罗，也不是可马波罗〔8〕。冯承钧在所译沙海昂《马可波罗行纪》上册《序》中说：“考《元史》，至元七年以御史中丞孛罗兼大司农卿；至元十二年以大司农、御史中丞孛罗为御史大夫；至元十四年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徽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记载此孛罗拜官始末甚详，则不得为至元九年（按，应为至元十二年即1275年——引者）初至上都之波罗，彰彰明矣。”他说：“所以我名其人曰马可波罗而不名之为马哥孛罗。”此注作于1935年2月20日。


　　　　（三）几个年代问题

　　（1）马可波罗的离华年代　波罗一家何年离开中国， 此前中外学者认为在1292年初。笔者于五十余年前在《永乐大典》卷19418 “站”字韵中所引元朝的《经世大典·站赤》中发现一段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1290年9月21日）的政府公文，是份请示当年三月所派兀鲁*[角+“得”右]、阿必失呵、火者三人往阿鲁浑大王（即波斯伊利汗国王）处的随员应如何供应口粮事的呈文，这三个人正是《游记》中所记波罗一家随从到波斯去的那三位使臣（见冯译本第37页，张译本第18页）。笔者据此并参证其它文献，推断马可波罗一家离开中国的年代当在1291年初而不是1292年初，此说已得到中外学者的赞同〔16〕。

　　（2）马可波罗在扬州的时间不管马可波罗在扬州任官与否，但他在扬州居留三年还是被承认的。这三年起迄时间，注释家说法不一，我国学者彭海根据《游记》所述，结合元代情况，作了具体论证：第一，从《游记》所述扬州有“二十七个城市附属于它”和扬州“被选为十二省城之一”来看，可能是1282年至1284年的扬州；第二，从马可波罗说他治理扬州三年之久来看，可能是1282年元世祖颁定“内外官以三年为考”以后的事；第三，从扬州“用纸币”来看，是1280年江淮行省颁发元钞规定以后的事；第四，从马可波罗说从瓜州“由河湖”运粮食到汗八里（大都）一事来看，应是1285年组织海运以前的漕运。作者在对以上诸条作了分析后认为“1282年至1285年（至元十九年至二十二年）期间”，马可波罗“在扬州一带活动是可信的”〔17〕。

　　（3）马可波罗离开威尼斯、离华抵波斯及被俘的年代日期这三个年代日期是杭州大学黄时鉴教授在《关于马可波罗的三个年代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一般认为，马可波罗随同其父、叔离开威尼斯的时间在1271年，这固无问题，但在这一年的什么时候，有人认为在11月，黄教授推算了具体旅程，并参考了穆尔与伯希和的考证，认为应在1271年夏季离开威尼斯，最后在这年的11月正式奉教皇格里哥利第十之命从阿迦启程东来。

　　黄文在承认杨志玖考订的波罗一家离华年代在1291年初的基础上，进一步推算了他们到达波斯的日期，改正了杨志玖推算的波罗一家于1293年七八月间见到波斯的合赞汗说法，认为应在该年的四五月间，并将其行程日期列举为：

　　1291年1月，离中国泉州港。
　　1291年4月，抵苏门答腊，在此停留五个月。
　　1291年9月，离苏门答腊。
　　1293年二三月间，抵波斯忽里模子港。
　　1293年四五月间，在阿八哈耳见合赞汗。
　　此前，先到帖必力思附近某地见乞合都。

　　波罗一家1295年回抵威尼斯不久，遇到与西岸城邦热那亚的一场海战，马可波罗被俘，在热那亚狱中同狱友鲁思梯切罗合作，口述其经历，由后者笔录。长期以来，不少作者认为马可被俘在1298年9月8日的战斗中。但各种主要《游记》抄本仅仅提到马可波罗1298年在狱中完成他的书，而据玉尔所引史事，这次战斗中被俘的威尼斯人入狱的时间是10月16日的中午，如果马可在此次被俘，他在这年余下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是否可能完成他的作品？黄教授根据玉尔《导言》中引述的与马可同时代人所记资料，该资料记有在1296年威尼斯与热那亚的一场海战中马可波罗被俘事，认为这条史料可信，而玉尔则以此次战争与1294年的战争都在同一地点（剌牙思），认为即是1294年的同一战争而不采用；穆尔和伯希和的英译《寰宇记》“导言”（第34页）已同意1296年说，黄文也肯定马可被俘之年为1296年。此外黄教授还重译了这条资料，纠正了张星烺先生在汉译《导言》（第193页第7行至10行）中的误译〔18〕。这对于订正年代、澄清事实，都有裨益。

　　（4）在中国的旅程及年代除了以上几个年代外，马可波罗在中国的17年间，所到地区很多，其旅程及年代也应该弄清。对此，南京大学陈得芝教授在其《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一文中作了详尽考证。


　　〔2〕见余士雄：《评新译〈马可波罗游记〉》。
　　〔3〕见江辛眉：《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诠释〉简介》， 《中国史研究》1959年第2期，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中。
　　〔4〕见《邵循正先生蒙元史论著四篇》，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5〕见穆尔（A.C.Moule）：THE MURDER OF ACMAT BAILO， 原刊英国亚洲皇家学会会报华北分会1927年上海版，收入其《行在及其它马可波罗注释》（QUINSAI WITH OTHER NOTES ON MARCO POLO）论集第79～88页。（Bailo，邵循正先生认为即女真语的“孛极烈”、 满洲语的“贝勒”，见前引邵文）；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诠释》第10 ～11页ACMT①条，第236页CENCHU 条，第870页VANCHU 条。
　　〔6〕张星烺之作先发表于《地学杂志》1922年第1至4期，后收入其《马哥孛罗游记导言》。束世澄文发表在《史地学报》1923 年第2卷7期。张见束文后又作《答束世澄君〈中国史书上之马哥波罗质疑〉》（载《史地学报》1924年第3卷3期）一文，仍坚持《游记》本身有错误之说。
　　〔7〕见上引《答束世澄君》文。
　　〔8〕伯希和文由冯承钧译出，先刊布于其《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1934年版第83～99页；后收入其《马可波罗行纪》下册，1936年版《附录》第849～865页。
　　〔9〕按，岑氏所评张氏论点，多引自张氏另一专著《马哥孛罗》，故文字上与张所著《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略有不同。
　　〔10〕见《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9～199 页。
　　〔11〕见张译本第288页，冯译本中册第542页基本相同。
　　〔12〕参看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中的（二）《马可波罗是否做过扬州总管？》节，原刊《中国史研究》1982 年第2期，收入《元史三论》第109～113页。
　　〔13〕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元史》及开明书店据清殿版二十五史之《元史》俱误作“宣慰使”，冯译《马可波罗行纪·序》第3 页亦误作“宣慰使”。
　　〔14〕同注释〔12〕。
　　〔15〕见《邵循正先生蒙元史论著四篇》，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1辑。
　　〔16〕见《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原载《文史杂志》第1卷12期，1941年12月重庆出版，收入《元史三论》第89～96页；《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原载《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收入《元史三论》第97～104页；向达：《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原载《旅行家》1956年第4期，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3～14页。
　　〔17〕彭海：《关于马可波罗在扬州的时间》，《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18〕该文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287～297页。
　　〔19〕见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6年第10期。
 


　　笔者认为，王文释Tingiu为通州，即今南通，极为准确，玉尔在注释中亦持此说〔5 〕。张星烺《游记》新译本第287页原文此地作Chinju，汉译“静州”，下有注云：“此节似为静海之讹。宋元之间有静海县，即今通州”，则是歪打正着，偶尔相合。至于伯希和注中引《永乐大典》“泰州、如皋、通州、海〔－州〕”最后原文本只一字即“海”，其下应补“门”字，因《永乐大典》卷19422《站赤》第9页上在“泰州水站、如皋水站、通州水站”下即记有“海门站”，伯氏加“州”字是错的，认为Tingiu指海州即海门亦误。

　　2.王文引穆尔本《寰宇记》第147章说：“从Saianfu出发，向东南行十五哩，到一城名Singiu，城非特别大，但商业繁盛……它是一个港口。”冯译本第146章（中册第554页）译Saianfu为襄阳府，Singiu 为新州；沙海昂本“注二”谓Singiu为“荆湖”之转音（冯译本第555 页）。伯希和则认为此章之 Saianfu 应是 Yangiu （扬州）之误， 因而Singiu应是真州即现在的仪征。王文认为，Saianfu仍应是襄阳府， 而Singiu是荆州的对音，即今之江陵。但江陵非港口，则马可所指，应是江陵东南的港口沙市，而文中之Saianfu “东南行十五哩”应为“东南行五日”之误。

　　3.《游记》“福州国”一章（《寰宇记》第155章，冯译本第154章）中说，有一地名Vuguen，此地盛产蔗糖，又说，“离开Vuguen城再前行十五哩，即到一王国的都城福州”。Vuguen是何地？冯译《行纪》音译为“武干”，其“注七”认为是福建的尤溪；菲力卜思（Geo.Phillips）认为是永春；伯希和认为是延平（今南平），他说：“延平在宋、元时叫‘南剑’，波罗的原稿中可能作Namguem，Vuguen 可能讹自Naguem”（原文为“the outcome of”，无“讹自”意，似译为“出自”较妥——笔者）。但他也承认与书中所言“十五哩至福州”不合，因之认为仅系推测之说。王氏认为三说皆不妥。Vuguen应是“侯官”的对音，侯官在元为两附郭县之一，离福州十五哩，其地有甘蔗洲，在今闽侯县新县城，盛产甘蔗制糖，与波罗所说正合。

　　王颋先生对以上三地名的考证有独到见解，可备一说。 但对第二地名即“Singin为沙市”说，却引起了怀疑和争论。前引陈得芝教授《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文中说，波罗在叙述了扬州之后忽然插叙了南京（今开封）和襄阳的情况，接着他又回到正题，讲述“从扬州东南行十五哩至一名为Singiu之城”。陈教授说，由于有些本子作“从Saianfu（襄阳府）东南行……”，以致Singiu 一名应指何地引起了争论，“我以为前一个地名无疑应如地理学会本作yangiu（扬州），因为波罗在讲述南京和襄阳之前有一段话，明显是说他将离开主线讲一讲西面的两个大区…… 可见南京和襄阳显然是两段插曲…… 至于Singiu城，我无保留地支持伯希和的意见，应是真州（今仪征）。”因为“波罗所述此城商业之盛，附近江面之宽，过往船舶之多，都和真州情况相符合”。

　　看来，这里涉及版本问题。可注意的是，王、陈二君用的版本都是穆尔（陈译穆勒）、伯希和英译《马可波罗寰宇记》，查原书第 320页147章，这里确实是Yangiu（扬州）而非襄阳府。该页“注1”还列举了几种异名，除扬州外，还有angiu，Saianfu（襄阳府）等，他们不采用后名，当有考虑。冯译作襄阳府（第554页），张译作扬州城（第293页），李季译（第228页）、陈开俊译（第170页）俱作襄阳府，Singui则定为九江市，皆不恰当，录以备考。

　　陈教授在该文中也提出一些与伯希和不同的看法。如波罗说他在离开京兆府后，西行三日，至多山之Cuncun地区，此名冯译本作“关中”（中册第435页），张译本作“汉中”（第226页）。陈文认为“此名颇难勘同”，因京兆府亦在关中之内，何必西行三日始至其地。伯希和认为此名似可复原为Cancion，即“汉中”，但非汉水上游的汉中， 而是指凤翔府地，是元代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司的治所。陈文认为“此说有些勉强，不仅Cancion的写法不见于波罗书的各种版本， 而且汉中作为地区名称只指秦岭以南汉水上游地区。”他说：“当然，波罗过京兆赴云南，必经凤翔府……所谓多山地区无疑是指秦岭。”


　　　　但“真实性”问题并未就此解决。 1966 年德国学者福赫伯（Herbert Franke）、1979年美国学者海格尔（John W.Haeger）、 1982年英国学者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 Clunas）先后发表文章，对马可是否到过中国或只到中国北方而未到南方等论点提出个人看法。他们的论据不外这几点：1.中国史籍中找不到一件关于马可波罗的可供参证的资料；2.书中未提到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如茶叶、汉字、印刷术等；3.有些记载夸大失实或错误，如冒充献炮攻襄阳，蒙古皇室谱系错误等；4.有些地名用波斯名，可能是从波斯文的《导游手册》抄来的……。对此，笔者曾一一为之辩解〔6〕。

　　以上三位外国学者可能未见到或未重视笔者在《站赤》中发现的那份资料，因而提出了第一条的诘难。但有位中国教授虽看到笔者的论文，却仍然相信外国学者、特别是发表在英国《泰晤士报》上的克鲁纳斯的那篇文章。1988年，王育民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史林》第4期上刊出《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伪问题》一文， 针对笔者对《站赤》那段公文的解释提出质疑，要点是：（1 ）《站赤》所记兀鲁*[角加碍]等三使者为大汗所遣，而《行纪》则谓为阿鲁浑大王所遣，两书所记迥异，如何解释？（2 ）《史集》（波斯文蒙古史—引者）记合赞汗与阔阔真成婚而对马可一家只字未提，有悖常理。（3 ）忽必烈大汗为阿鲁浑大王选妃是朝野尽知的盛事，马可无论在中国或波斯，都可能由传闻而得悉，“也可能作为这次船队的一员乘客而取得同行的机遇”。《站赤》所记并不能确切表明马可一家与此事有任何直接联系。杨文断言《站赤》所记“只能证明马可波罗的记载是真实的”，论据不够充分。对王教授这一论点及其它看法，笔者在《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一文中作了申辩〔7〕。

　　直到近年，仍有一位西方学者坚持马可波罗未到过中国一说，其人即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朗西丝·伍德博士（Frances Wood）。据说，她将在1995年即“传说的”马可波罗从中国返回威尼斯的 700周年纪念时，推出她的新著，认定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笔者未见其书，只是从香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94年10月1日英文版和北京《青年参考》1994年10月28 日摘译的《南华早报》《马可波罗没来过中国？》得知梗概的。《南华早报》该文是大维·瓦伦（David Wallen）自伦敦发出的，她指责马可未提中国妇女缠足，连同其它与怀疑论者多半雷同。她提到中国学者曾从中国和阿拉伯（应为波斯——引者）文献中指出马可波罗曾护送一蒙古公主从海道航行的事实，但指出官方史籍并未提及马可之名，因而相信此事是马可波罗从旁处听说的，这倒和王育民教授所见相同了。

　　笔者发现，对马可波罗书研究有素并作出很大贡献的外国学者，如英国的亨利玉尔和穆尔，法国的亨利考狄和伯希和，意大利的奥勒斯吉（L.Olschki，曾著《马可波罗的亚洲》一书），美国的柯立夫（F. W.Cleaves）等人，都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虽然也指出了书中的缺陷。在信息灵通的西方世界，为什么偏有些人置这些研究成果而不顾，独树一帜，大唱反调呢？当然，学术研究，贵在独立思考和百家争鸣，真理愈辩愈明。在相互商榷和争辩中，必将进一步推动马可波罗学的研究。

　　　　　　三、几本介绍与研究马可波罗的书

　　和研究、介绍《游记》的论文相比，介绍、研究这一课题的专著相应少些，但也有十几种，篇幅都不大。兹介绍几种较好的如下：

　　1.张星烺：《马哥孛罗》，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81 页，约48600字。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本带研究性的专书。此前， 张氏已将玉尔、考狄本译注《游记》译出一部分，故对《游记》内容颇为熟稔。全书四章：《马哥孛罗传》（9节）；《马哥孛罗游记本书》（4节）；《游记之内容》（4节）；《书中关于中国之记载》（3节）。前二章多采自玉尔、考狄本《游记·导言》，其第一章第五节《入仕中国》则沿用其枢密副使及扬州达鲁花赤或宣慰使说，已被否定。第三章介绍全书内容，清晰概括，兼抒己见。第四章虽只三节，但第一节统计《游记》所记元代名人，甚有功力和特色。其结论谓孛罗所记名人，帝王以外，几尽武人，文臣仅阿合马一人，遂“深以为马哥在元廷入仕，为武职也”。仍是为其枢密副使说找佐证。笔者认为，武人之多，当与其喜谈战争有关，因战争故事情节最能吸引听众也。第二节为《所记元代史事》，用《元史》及地方志注解书中所记九件大事，亦大致不差。第三节《所见中国文明及由马哥孛罗之记载比较当时中西文明》，就《游记》所载元代情况归纳为《国家富强》、《政治善良》、《交通便捷》、《宗教道德》、《通行钞币》、《建筑美丽》六项，皆据实直书，不尚矜夸，以见元代文明在当时欧洲人之上。他说：“吾人处今日积弱多乱之中国，常闻有自暴自弃之言，谓中国为半开化之国，人种为劣等人类，永不能与欧美人竞争也。读《马哥孛罗游记》能使吾人兴奋，不甘自暴自弃也。”其爱国情怀，跃然纸上，令人钦敬。


　　中国学者各就其研究领域或所在地区的特点写出论文。如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黄盛章研究员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新疆行程实地考察与相关问题的研究》，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张宁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大都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沈定平的《从马可波罗到利马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萨那的《马可波罗对哥伦布航行美洲的影响》，大连海运学院航海史研究室副教授孙光圻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文明》，江苏高等商业专科学校副研究员蒋华的《〈马可波罗行纪〉与饮食文化交流》，江苏省扬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吴献中与扬州市社科联副主席韦培春合作的《从扬州地方志印证马可波罗在扬州的踪迹》，中国国际旅行社扬州分社李建平副编审的《〈马可波罗游记〉在扬州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集美航海学院高级工程师陈延杭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写刺桐的几个问题之探讨》等。此外，中国工运学院教授余士雄的《马可波罗研究中几个问题评述》和江苏高等商业专科学校研究员朱江的《从〈马可波罗行纪〉联想到的三点》则是对《游记》研究有素的专文。另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世松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桥》和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讲师龙达瑞的《〈马可波罗行纪〉与十三世纪的印度宗教》则是过去很少触及的课题。上海教育学院讲师顾卫民的《中国的马可波罗研究》提供了这门课题的研究信息。已在国内刊物发表的有蔡美彪的《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见前），黄时鉴的《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41～145页）， 此文的副标题是《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文章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成了某些学者判断他未曾到过中国的主要论据之一，从研究方法而言，这样的论证不能成立。在详细考察了茶传入吐蕃、回鹘、中亚地区、契丹人和女真人的历史后，文章继续说，在蒙古兴起后的一段时期内，蒙古人也还未饮茶。元世祖在1268、1275年已榷买四川和江南之茶，1276年在常湖等处设置茶园都提举司“采摘茶芽，以供内府”。但并无资料表明，在13世纪60～70年代， 蒙古人和回回人已普遍饮茶。 马可波罗来华（1275—1291），他若一直生活在蒙古人和回回人中间，那就可能得不到茶的信息。“所以，他未有记茶是合乎情理的”。笔者在会上提出《再论马可书的真伪问题》草稿，当在《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刊出时，即引黄教授此文作为附注（见该刊76页注〔2〕）。

　　这次会议的召开，适在马可波罗从泉州出发离开中国的700 周年后，其意义值得重视。这是我国百年来第一次召开的马可波罗国际学术会议，也是第一次召开的全国性的马可波罗学术会议。它不仅沟通了国际间的学术信息交流，也联络了我国和外国学者的感情和友谊，它又是我国学术界对马可波罗学研究的大检阅，这是百年未有的盛举！它必将推动我国马可波罗学的研究和进展。


　　　　　　　　　　　（本文作者：杨志玖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王琳＊


　　注释：
　　〔1〕两文皆刊于当时的《地学杂志》上，第2篇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380～446页。
　　〔2〕原刊于《真知学报》1942年第2卷4期， 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363～379页。
　　〔3〕原刊于《西南边疆》1939年第4期，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107～126页。
　　〔4〕刊于《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357～362页。该文所引《游记》系穆尔与伯希和本，即统称为《寰宇记》。
　　〔5 〕见玉尔与考狄：《马可波罗阁下关于东方诸国奇异之书》（简称《马可波罗游记》），1929年第3版，第2卷154页注〔1〕。
　　〔6〕参见《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原刊于《南开学报》1982 年第6期；《马可波罗与中国》，原刊于《环球》1982年第10期， 二文俱收入《元史三论》及《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
　　〔7〕见《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该文第二节是对王文的答辩；第一节是对西方怀疑论者的概括性评论，要点是：在马可波罗前后到达蒙古的西方传教士、使臣、商人不少，其名也未见于中国记载；马可未提到的事物，上述诸人的书中也多未提及；说马可书抄自波斯的《导游手册》，但未举出何处抄自《手册》，论者并未见到《手册》，只是揣测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