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国家的形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战争的刺激是激发秦国进行制度创新的最重要的原因。秦国强大的国力来源于这个国家不断同草原游牧民族进行的斗争。特别是同此时也十分强大的匈奴的争锋。草原上的节节胜利加强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力量，而军事的必要性又保持了农民的战斗意志。就像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挑战——回应动力学”。回顾历史，可发现，当一个国家发展程度低，并保持着落后的政治、经济体系和结构时，挑战和回应挑战之间所构成的张力太小，很少能迅速的变化，但在各国争夺频繁且激烈的地方，挑战和回应相辅相成，形成自足发展。
当然，这种“挑战——回应”理论必须是和统治者的锐意进取和积极动员相配合的，方能显示出它的有效性。战争之所以把秦国推向制度革新的征程，推向成为军事变革的先驱，是与历代秦君分不开的。也正是因为秦国的强大，战争的性质才发生了根本变化。从“争霸战争”走向“兼并战争”。这时，战争的残酷性和利益性增强了，只有集权化的国家才能打的起这样的战争，也只有集权化的国家才能动员起足够多的资源发动这样的战争。这充分说明了政治学的一个命题：国家发动战争，同时战争又缔造国家。
国家的最高使命是战争，特别适用于中国战国时期，它赋予了这个时期国家战争的使命。战争再不是春秋时代贵族们的使命，不再是贵族血统的人们表现勇敢和慷慨激情的游戏。不是一种礼仪行为，不是骑士们的决斗。而是国家实实在在的利益的争夺。
战国时代需要征发大量农民作为主力，这就引起了君主对平民、农民的重视。君主们发现，民众可以为自己作战。军功制的推行为平民的晋升提供了通道。有法国学者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一书中指出，中央集权国家的形式与农民阶级晋升为一种独立耕农和士兵的身份是同时发生的，占有土地的权力和在战场说获得荣誉的权力是同时存在的。
战争的形式变化摧毁了贵族阶级，与此同时，各个国家竞相积累资源，更加关注经济。因为日益激烈的战争的胜利是属于那个拥有更多粮食储备、人口众多的国家的。（这一点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做得最好）战争缔造新型国家，同时，新型国家激发起新的战争。这就是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