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问题”与“大问题”的区别与哲学的道路选择有着密切关系。应该说，重要问题和大问题都是哲学这种极致思维的本能选择，因为这两类问题都是根本问题或者基本问题，也就是任何有限知识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不得不由哲学去思考。在这里，知识的有限性至少可以这样理解：（1）任何一个门类的知识，因此所有知识，都总是有限的。正如休谟定理所指出的，无论有了多少知识，都不足以推知未来世界和整体世界；（2）任何知识，甚至包括科学和逻辑，都依赖着知识所不可能证明的某些哲学假设。因此，思想的主体部分虽然是知识，但思想的奠基部分却是智慧。智慧永远是知识的基础，而智慧所处理的就是那些专门留给哲学的“重要问题”和“大问题”。
大问题就是几乎覆盖着所有问题的总体性问题或者说终极问题，人们希望能够通过解决大问题而获得对各种问题的一揽子解决。这种试图发现关于终极问题的终极解决的努力就是形而上学。不过正如分析哲学后来发现的，形而上学中有大量问题是由语言虚构出来的伪问题，而不是真问题。例如有一些功能性的语词，典型的如“是/在”（is），本来只是语言陈述中的一个功能关系，但当它被看作是一个对象性的课题，就形成了文学虚构；还有一些是观念的框架性概念，它们是进行思想活动所需的条件，其中凡是真正需要明确的，例如“必然性”，就会被严格定义（逻辑学和数学的定义），另外有些概念并不需要严格定义，而只需要在特定的语言游戏中或特定情景中进行临时约定，例如“本质”，就无所谓标准答案而只需要约定。从今天比较成熟的哲学眼光看来，许多“大问题”是华而不实的语言/概念游戏，而不是在生活事实中“构成问题”（problematic）的哲学问题，因此，那些问题虽大，却不重要。所谓重要，就是对生活而言是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重要性就是相关性（Importance is the relevance）。
哲学所必须关心的问题未必是思想上最大的问题，却一定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我愿意把这种哲学选择称为哲学的正宗选择（The fundamentalism of philosophy）。假如人类生活道路无可选择，那么就不需要智慧，或者说，没有自由就不需要智慧，因为如果没有自由，智慧就无用武之地，反正没有什么可想也没有什么值得想的；而既然人有自由，生活需要做出选择，这就需要选择的理由，人们需要知道为什么这样的选择就比那样的选择“更好”或“更正确”。生活的错误无法反悔，所以人们最怕选错了事情，而选错事情是因为想错事情，所以“给个理由”就成了性命悠关的命运抉择。去寻找能够肯定某种选择并且同时否定其它选择的理由就是在寻找否定某些自由的理由，只有需要去否定某种自由，才需要智慧，很显然，如果人有无需限制的自由，那么无论做什么就都同样是对的了，因此，完全自由也不需要智慧，既然都对，就都无所谓。只要明白了无自由和完全自由都不需要智慧，就知道只有当拥有自由并且同时需要用自由去限制自由时才需要智慧。生活的所有重要问题都表现为“选择什么并且不选择什么”，而给出选择的理由是一个严重又可怕的思想挑战，因为其实没有人知道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也没有人真的知道什么是好的或者什么是错的。人们胡说，而且只好胡说。
2．必然的知识和命运的知识
“知道什么”是为了“做什么”。无论是希腊还是先秦，人们所需要的知识从一开始就都是试图知道“真正的道理”以便能够做出正确的生活选择，只不过希腊人相信“去知道”就是去客观地“看”（theoria），而中国人则相信需要用心去“听”（闻道）。但希腊人和中国人都相信，存在着真正的道理，它胜过所有的胡说和想象，因此能够决定人们所需要的好生活。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试图通过逻辑论辩而发现绝对严格的概念和命题，而孔子则诉诸人性事实（仁）以及最适合发挥人性优势的制度（礼）。这样不同的努力塑造了两种知识类型：必然的知识和命运的知识（Knowledge of necessity and knowledge of fortune）。在今天，许多人已经发现必然的知识虽然是最可靠的知识，却不是万能的知识，尤其是覆盖不到生活问题，正如维特根斯坦指出的，即使穷尽了科学知识，也仍然没有触及生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