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1] “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2]因为，法的价值体现着法的精神。对于法的价值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法学的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在西方法学中，“法的价值”一词被普遍使用；但在中国，对法的价值的专门研究却只有20年左右的历程。[3]目前，国内的法理学教材基本都将法的价值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阐述，而“各个部门法学也几乎都开始了对于价值问题的关注，运用价值理论来认识学科的问题，并期望从中得到更为深刻的理论解析或概括。”[4]法的价值问题作为法学研究中的基本课题，它对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法律运行的调整和规范都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理所当然，要建立统一公法学，也就必须回答“什么是公法，它的主要矛盾、重要功能、价值取向和利益基础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5]而且，明确公法的价值取向也是公法学能够真正地从理论走向制度，从制度走向实施的前提条件。本文正是试图从现代法的价值出发，辨析公法与私法价值之间的差异性，对现代主要部门公法的价值进行梳理，对西方公法价值的历史变迁进行考察，进而来回答“现代公法的价值是什么”这一重大问题。
一、 现代法的价值
“价值”是当代人文科学中普遍使用的概念，存在多种解说。其中主要有“属性说”、“兴趣说”和 “关系说”。[6]法学界多偏爱于“关系说”。“关系说”认为价值是任何客体的存在、属性、作用等对于主体（人类、或一定具体的人）的意义（它有时被简单地表述为“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7]比如：孙国华认为，法的价值就是“法这个客体对于满足个人、群体、阶级、社会需要的积极意义”；[8]卓泽渊认为，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为基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9]张文显认为，对法的概念的理解必须以“价值存在于而且仅仅存在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之中”为前提；[10]还有的学者认为，法的价值“首先表现为人与法之间的需要与满足的对应关系。” [11] 当然，也有的学者并不完全依照“关系说”。比如沈宗灵在1994年主编的《法理学》中基本采取的是“属性说”的理解。他认为法的价值是“法本身就有的一种价值”。这种价值与统治者是谁无关，是一种具有某种统一性、普遍性的价值。[12]本文也采用“关系说”来理解现代法的价值，它是进一步对现代公法的价值进行探讨的出发点。
法的价值多而复杂，构成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离、和谐统一的价值体系。关于现代法的价值体系有许多不同的理解。比如，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价值被区分为两类：工具价值和固有价值；[13]张骐借鉴了富勒关于道德层次的思想，也将法的价值分为两个层次：法的最低值价值和法的更高值价值；[14]张恒山将法的价值分为两个层次：法的工具性价值和法本身的价值；[15]卓泽渊则认为，法的价值体系分为三个层次：观念形式存在的法的价值、理论形式存在的法的价值、制度形式存在的法的价值；[16]沈宗灵主编的《法理学》中将法的价值分为三个层次：法促进的那些价值、法本身有的那些价值和作为价值评判标准的那些价值。[17]张文显主编的《法理学》也将法的价值分为三个层次：法的目的价值、评价标准价值和形式价值。他认为，法的目的价值是法律制度所追求的社会目的；法的评价标准价值是法律对各种事物进行价值判断时所遵循的平衡；法的形式价值是法律制度在形式上所具有的优良品质。[18]最后两种关于法的价值体系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也是当前我国法理学界的通说。考虑到目前探讨公法价值问题的所处的中国语境，本文也认同这一观点，采用通说所界定的价值体系作为对现代法的价值、公法价值和私法价值、统一公法价值和部门公法价值、西方公法价值的变迁和我国现代公法价值进行分析的基本框架。
理所当然，要建立统一公法学，也就必须回答“什么是公法，它的主要矛盾、重要功能、价值取向和利益基础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5]而且，明确公法的价值取向也是公法学能够真正地从理论走向制度，从制度走向实施的前提条件。本文正是试图从现代法的价值出发，辨析公法与私法价值之间的差异性，对现代主要部门公法的价值进行梳理，对西方公法价值的历史变迁进行考察，进而来回答“现代公法的价值是什么”这一重大问题。
一、 现代法的价值
“价值”是当代人文科学中普遍使用的概念，存在多种解说。其中主要有“属性说”、“兴趣说”和 “关系说”。[6]法学界多偏爱于“关系说”。“关系说”认为价值是任何客体的存在、属性、作用等对于主体（人类、或一定具体的人）的意义（它有时被简单地表述为“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7]比如：孙国华认为，法的价值就是“法这个客体对于满足个人、群体、阶级、社会需要的积极意义”；[8]卓泽渊认为，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为基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9]张文显认为，对法的概念的理解必须以“价值存在于而且仅仅存在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之中”为前提；[10]还有的学者认为，法的价值“首先表现为人与法之间的需要与满足的对应关系。” [11] 当然，也有的学者并不完全依照“关系说”。比如沈宗灵在1994年主编的《法理学》中基本采取的是“属性说”的理解。他认为法的价值是“法本身就有的一种价值”。这种价值与统治者是谁无关，是一种具有某种统一性、普遍性的价值。[12]本文也采用“关系说”来理解现代法的价值，它是进一步对现代公法的价值进行探讨的出发点。
法的价值多而复杂，构成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离、和谐统一的价值体系。关于现代法的价值体系有许多不同的理解。比如，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价值被区分为两类：工具价值和固有价值；[13]张骐借鉴了富勒关于道德层次的思想，也将法的价值分为两个层次：法的最低值价值和法的更高值价值；[14]张恒山将法的价值分为两个层次：法的工具性价值和法本身的价值；[15]卓泽渊则认为，法的价值体系分为三个层次：观念形式存在的法的价值、理论形式存在的法的价值、制度形式存在的法的价值；[16]沈宗灵主编的《法理学》中将法的价值分为三个层次：法促进的那些价值、法本身有的那些价值和作为价值评判标准的那些价值。[17]张文显主编的《法理学》也将法的价值分为三个层次：法的目的价值、评价标准价值和形式价值。他认为，法的目的价值是法律制度所追求的社会目的；法的评价标准价值是法律对各种事物进行价值判断时所遵循的平衡；法的形式价值是法律制度在形式上所具有的优良品质。[18]最后两种关于法的价值体系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也是当前我国法理学界的通说。考虑到目前探讨公法价值问题的所处的中国语境，本文也认同这一观点，采用通说所界定的价值体系作为对现代法的价值、公法价值和私法价值、统一公法价值和部门公法价值、西方公法价值的变迁和我国现代公法价值进行分析的基本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