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子“忠恕”说辨析
实际曾子“忠恕说”仅仅是曾子的个人理解，而非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全部含义。（一）孔子之“道”博大精深，非“忠恕”一言所能涵盖“道”本义为道路，引申为方法、学说、道德、智慧等“。道”也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道”的发展伴随着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孔子之“道”，形成一个系统，贯穿儒学，需要得到个体的证悟与体认，与人的生存经验相契合，有可实践性和可认知性。中国哲学作为一种修身的实践性哲学，其关注重点也是“道之用”，这个层面的“道”是儒家最为重视的。孔子之道博大精深，包含各种人生智慧：处世、治学、交友、为师、天命等，其博大的智慧与丰富的思想，非“忠恕”一言可以涵盖。

同时，曾子“忠恕”说也不能涵盖孔子的志向与格局。《论语》中多处记载反映了孔子的志向：
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治长》）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

由上述记载可知，孔子的志向是修已以安百姓、安天下，恢复礼仪，建立道德规范，形成根植于民族的价值观。这种理想生活的实现，是建立在和谐社会的基础上：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人们不再为礼崩乐坏、战乱奔走呼号，内心安宁，精神有所追求。孔子安天下、博施济众的格局，构建和谐社会的向往，非“忠恕”一言所能涵盖。
（二）从孔子的“教学理念”和“一贯言行”判断“：忠恕”说非孔子“吾道一以贯之”定论孔子“因材施教”针对学生各自的缺失，对症下药，给予适合对方的建议，让学生各尽其材，有所进步。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

刘宝楠说“：冉有、子路，各有所失，夫子教之，亦因其所失正之，不能同也。”（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62页）《礼记·学记》亦云：“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再如，孔子论“孝”道，《论语》中有20多条记载不同学生问“孝”，孔子因材施教给与不同回答：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论语·为政》）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同上）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同上）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同上）
对“孝”道，孔子都会针对问孝人各自的缺失，给予不同回答。因此，从因材施教这个角度来说，即便孔子曾暗示曾子“忠恕”，那也是针对曾子个人而言。况且，孔子并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这也和孔子“启发式”教学理念有关。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在《论语》中也多有体现：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
孔子并未正面回答“吾道一以贯之”的含义。他只是启发引导学生，希望学生提出问题或有不同见解，有独立的思考和领悟，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由此可见，孔子通过“因材施教”和“启发式”教学，让学生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独立思考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智慧。所以，曾子所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仅仅是曾参对孔子之道的个人领悟与理解。即便孔子知道，也不会有异议，因为这符合孔子“因材施教”与“启发式”的教学理念。

（三）从曾子当时的年龄、资质以及性格为人判断，“忠恕”说仅为曾子个人领悟，而非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全部含义《论语》中孔子对曾参的唯一评价是“参也鲁”（《论语·先进》），依据《论语》记载，孔子晚年曾回忆他特别赞赏的几位门徒，后世称为孔门“四科十哲”：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
曾子作为孔门重要弟子，却未列入“四科十哲”，说明孔子在世时曾子在众弟子中并不十分出众，也未得到孔子的特别赞赏。这和当时曾子年龄尚小、晚慧有关。最早记述曾子生平的典籍是《史记》：
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曾子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在众弟子中属于年少者，理解和领悟力不如年长且有社会阅历的弟子。而且，孔子五十六岁离开鲁国（鲁定公十三年）周游列国十四年，当时曾子才10岁，年龄幼小，并未跟随孔子周游学习。因为当时的曾子年龄尚小、晚慧，在众弟子中学识、地位都不十分出众，因此未列入孔门“四科十哲”。正因为当时曾子年龄小，领悟力不如年长的弟子，所以曾子的有些做法并不能得到孔子的认同。
曾子有过，曾晰引杖击之。仆地，有间乃苏，起曰“：先生得无病乎？”鲁人贤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门人：“参来勿内也。”曾子自以为无罪，使人谢夫子。夫子曰：“汝不闻昔者舜为人子乎？小箠则待笞，大杖则逃。索而使之，未尝不在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汝非王者之民邪？杀王者之民其罪何如？”（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96页）

曾子犯错，面对父亲的态度，正说明曾子价值观中的“忠恕”，他对父亲的“恕”，被打至昏迷，也不记恨；他对“孝”道的“忠”，宁被打死，也要忠于“孝”。而这在孔子看来却是“愚孝”，是过错。孔子认为冒着生命危险去承受父亲的惩罚，倘若真的死了，那不是陷父亲于不义么？更何况，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
有子问于曾子曰：“问丧于夫子乎？”曰：“闻之矣：‘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闻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与子游闻之。”有子曰：“然。然则夫子有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言之也。南宫敬叔反，必载宝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也。’丧之欲速贫，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贫也。”（《礼记·檀弓》）

这则记载，是孔子的弟子们对“丧欲速贫，死欲速朽”含义的探讨，有子能够联系孔子的一贯言行和思想，放在具体语境中去理解；子游能够根据孔子讲话的背景和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有针对性的去理解；而曾子则是句句照搬，孤立、片面地识记，错误地理解孔子言论。所以，当时的曾子对孔子言论会出现片面理解的情况。由此可知，曾子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理解可能并不符合孔子的本意。而且，曾子“忠恕”说也与曾参本人的性格、为人和志向有关。曾子为人敦厚宽容、忠诚、品德高尚，他依自己的学行体会孔子的“一贯之道”就是“忠恕”。
曾子曰：“同游而不见爱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见敬者，吾必不长也；临财而不见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穷，怨天者无识。失之己而反诸人，岂不亦迂哉！”（《荀子·法行》）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论语·泰伯》）
曾子本人就以“忠恕”作为人生信条去践行，但曾子“忠恕”说确实难以涵盖孔子之道的全部含义，这只是曾子对孔子之道的个人理解。

二、曾子“忠恕说”被后儒重视的原因
那么，既然孔子在世时，曾子的地位和影响力并不高，也未得到孔子赞赏，为什么曾子会被认为是孔子的传道之人？被后世尊为儒家宗圣？既然，曾子“忠恕说”非孔子“吾道一以贯之”定论，为何“忠恕说”会被后世广泛接受与重视？
其实，曾子的地位是从唐代正式被官方提高的，被官方推崇为孔子传道之人。曾子“忠恕说”也随之被后儒广泛接受。曾子在唐代之前，在孔门中并没有很高的地位。但是，从唐代开始由柳宗元提出《论语》“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柳宗元：《柳河东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48页）说之后，曾子被后代学者不断推崇。唐高宗时被谥为“太子少师”，此后又被历代帝王不断加封，到元代被谥为“宗圣公”，上升为“圣人”。曾子地位从唐代正式被官方提高，究其原因有以下五点：

（一）曾子后期的学术造诣很高，对儒学传承发展做出很大贡献；曾子学派对其思想的发扬，抬高了曾子地位孔子去世后，曾子毕生致力于传承发展儒学，他像孔子一样聚徒讲学，门下弟子众多，形成了“曾子学派”。《论语·泰伯》中就有对曾子弟子的记载：“曾子有疾，召门弟子。”《孟子·离娄下》云：“从先生者七十人。”说明曾参的弟子多达70余人，已形成一个儒家学派。因此，近现代学者对先秦儒家进行研究时，往往把“曾子学派”作为一个重要的考察对象。孔祥骅对儒家内部分派做了分析，提出“自子夏氏传经之儒从洙泗学派分化出来以后，曾子成为洙泗学派的新首领”（孔祥骅：《洙泗儒学分派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6期）。尤骥对曾子学派和子夏学派的不同特色进行了分析探讨。（尤骥：《孔门弟子的不同思想倾向和儒家的分化》，《孔子研究》1993年第2期）刘红霞提出“在众多学派中，据守故地的洙泗学派（曾子学派）和子夏所开创的西河学派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两大分支”（刘红霞：《曾子及其学派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梁涛从思想学术发展的角度，称“孔门后学应分为‘主内’‘务外’两大派，曾子学派为主内派，子夏学派为务外派”（梁涛：《孔子思想中的矛盾与孔门后学的分化》，《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李学功将曾子与子夏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提出“曾子与子夏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学术派别：曾子一派注重‘内省’‘反求诸己’，子夏一派则更注重实干”（李学功：《洙泗之学与两河之学——孔子殁后的儒家道路》，《齐鲁学刊》1991年第4期）。

（二）“思孟学派”与孟子的强大影响力抬高了曾子地位“思孟学派”涉及3个重要人物：曾子、子思、孟子，学术界一般认为他们三人是师承关系，孟子之学源于子思门人，子思之学出自曾子或子游，但并无确证，没有定论。但是，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我们可以确定：他们在一些学术思想上确实具有相同点与一致性，曾子对子思的学术影响，子思对孟子的学术影响都是很明显的，他们对儒学的传承发展都源于孔子。结合近年来出土文献上博简、清华简、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五行》等大量研究，我们可以确定：思孟学派在战国时期具有一定影响力。思孟学派的影响力以及孟子对曾子的推崇，都逐渐提高了曾子在后世的地位。

（三）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国策，提高了曾子地位汉代开始提出“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针。以孝道解释封建社会的政治关系，“孝”具有强化封建统治和改良社会的功能。统治者用“家国同构”的理论,强调“家国一体，忠孝一体”，家庭事亲之“孝”移植进政治领域，变成事君之“忠”，使家庭伦理与政治结合，“家”与“国”相沟通、“父权”与“君权”互为表里，父亲是家的君主，君主是天下的父亲，从而完成孝道政治化，由此形成汉代“家国同构，移孝作忠”的价值观。曾子是孝道理论的集大成者，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将孝道和忠君联系起来。他不仅践行孝道，是有名的孝子“廉如伯夷，孝如曾参”，并在孝学说方面造诣很高：
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师长；使子犹使臣也，使弟犹使承嗣也。（《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事君不忠，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同上）
曾子的“孝道”思想和“忠恕”说，符合统治阶级的治国理念和社会意识形态。唐宋沿用了“以孝治天下”的国策，所以曾子地位也因此提升。唐高宗时被谥为“太子少师”，此后又被历代帝王不断加封，到元代被谥为“宗圣公”，上升为“圣人”。

（四）《论语》的编纂抬高了曾子在后世的地位由于《论语》的具体编纂人、编纂过程、成书时间，先秦两汉文献没有明确记载，且《论语》的编纂成书，又经历了漫长且复杂的过程，所以，《论语》的编纂成书问题，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看法，当代有学者认为《论语》经过多次编纂，最后一次由曾子弟子完成。杨朝明认为“《论语》的编纂由子思主持完成”（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杨义认为“《论语》三次编纂成书，第三次编纂乃曾门弟子所为”（杨义：《<论语>早期三次编纂之秘密的发明》，《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这些说法应该比较近实。《论语》中记录曾子言论共15章19次，其中称“曾子”17次，称其名2次；在孔子众弟子中记载曾子的言行最多；独曾参称“曾子”，有若称“有子”，子贡、子夏只称字；《论语》所记史事，时间最晚的两条是曾子临终遗言：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论语·泰伯》）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同上》）
曾子最终在《论语》中给世人所展现的特殊形象和重要地位，是曾门弟子在编纂《论语》时，刻意抬高了曾子地位。正如当代学者杨义所言“：曾门弟子重修《论语》的宗旨，归根到底在于证明孔门弟子中最能够传道统者为曾子。”（杨义：《<论语>早期三次编纂之秘密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