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福贤乡民变
宋朝诗人陆游是爱国诗人,他的第七子陆子遹是妾杨氏所生,历史记载风评不错,曾做官做到吏部侍郎,整理了陆游的文集,但是陆子遹任职溧阳令时曾激起一场民变。

(陆游像)
宋时溧阳县隶属建康府,宋理宗(1224年9月17日—1264年11月16日在位)即位初,建康财政不敷出,时任健康知府赵善湘向属县摊派,“不时差官下诸邑,孔粒以上,根括无遗”,溧阳知县陆子遹也焦头烂额,不过他很快想到一个损招,溧阳县福贤乡围田6000余亩土地肥沃,陆子遹跑到临安,找到宰相史弥远,史弥远本不想见,听说是陆游儿子就接见了,陆子遹称福贤乡如何肥沃,可以给史弥远建立一座福贤庄,福贤乡属两浙路,距离临安140公里左右,史弥远就同意了,但是有宋一朝很重视百姓权利,就算是皇帝拆迁也要照市价给值,根据程民生先生在《宋代物价研究》中列出的几十宗南宋两浙路土地交易的价格作了统计(以会子结算的交易不计在内),发现平均交易价格为每亩地约十五六贯(一贯等于一千文),史弥远给陆子遹每亩十贯,意思是剩下的陆知县给垫付或者想办法解决。

(福贤乡确实好地方)
陆子遹说没问题啊,回到溧阳县贴出告示,每亩征地补偿1000文(一贯),好家伙,把史弥远当枪使了,直接市价15分之一,这一对比史相公还是个厚道人啊,陆子遹这一招,讨好了宰相,完成了上级任务办事得力,自己还能大赚一笔,一石三鸟,服,真服!但是老百姓不高兴啊,大批人去临安找宰相主持公道,“相率投词相府”,史弥远这本来就是给自己建庄园,根本不接茬,陆子遹见百姓越级上访,“会合巡尉,持兵追捕”,还还“焚其室庐”,毁坏百姓居舍,福贤乡百姓忍无可忍,有位有名望的妇人,带领乡民“遂群起抵拒”,抓了数十,淋上火油,与官府对峙,陆子遹大怒,诬 指福贤乡民扣押杀戮 差吏,将闹事乡民全部抓捕入狱,“灌以尿粪,逼写献契,而一金不酬”,一分钱都不给了。

宋代“田制不立”,国家承认土地彻底私有,国家对土地买卖不干预,完全放权。绍兴年间,曾有知州建议朝廷:为避免田地抛荒,如发现有人户无力耕种的荒田,便由官府收回,招人承买。但户部立刻驳斥了这名知州的意见:“田产既系人户己业,缘非冒占官产,即无条法许行出卖。”认为贫民的产权不可剥夺,即使没有耕种的能力。宋朝也制订了非常完备的民事法律,用于保护私有产权、维护产权交易秩序和制度,“官中条令,惟交易一事最为详备”。法律规定土地交易必须建立在自愿、平等的契约之上,官府强买、贱买民田的行为,法律明文禁止。民众田产若被官府侵占,也允许控告、越诉(越级上诉),如宋高宗绍兴三年下诏:“官司占田不还,许越诉。”所以福贤乡越级上访合理合法,陆子遹是无法无天。
经此一事,福贤乡民“与县道立敌,以桥为界,家家门首列置枪刃”,官差若犯界,就有可能会被乡人擒下,“活烹碎脔”。官民势同水火。而陆子遹上任伊始,身无长物,此事之后置办物品“如砚匣、火炉、酒具”大小各两副。一副小人乍富的样子,虽然有上级罩着没被处罚,但是时人对陆子遹很是鄙夷,刘宰曾写了一首《寄陆大夫》,讥讽陆子遹:“寄语金渊陆大夫,归田相府意何如?加兵杀戮非仁矣,纵火焚烧岂义欤?万口衔冤皆怨汝,千金酬价信欺予。放翁自有闲田地,何不归家理故书?”
不过最后这件事算是有个还可以的结局,福贤庄建后,史弥远的四明老乡往来福贤庄“贩鬻酤卖,翕然成市”,倒是给福贤乡带来经济活力,绍定六年(1233年),史弥远病死,福贤乡民十六户田主“合词赴诉”,时任溧阳知县徐进斋判“福贤庄”先付给各田主租金,以后再协商归还土地。又过数年,史弥远的侄子史嵩之拜相,替叔父偿还了旧债——将“福贤庄”的土地还给了乡民,至此,福贤乡拆迁事件总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

(史嵩之相公)
其实百姓何所求,无非是一个公道而已,官民两败俱伤,绕了一个大圈,福贤乡还是福贤乡,徒肥了陆子遹的腰包, 放翁泉下有知,作何感想。
接下来看明朝的另一场民变,武昌民变,起因是神宗皇帝的矿税。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御马监六品奉御陈奉被派到湖广地区,征收荆州店税,兼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并管理钱厂鼓铸之事兼理矿税。陈奉一下子接受这许多任务,非常得意,为所欲为,每到一个地方,即招募地痞无赖,收受他们的贿金,然后编为员役,让他们分别管理奏记、谋议、出入等事。到荆州后,他大开告密之门,地虎韩丙等几十人天天告密,到处搜刮,沙市百姓骚动。他僭称“千岁”,胁迫官吏,陈奉在各个郡邑布列税官,很小的市镇也派去税官五到七人。这些税官把当地富户的名单开列给陈奉,然后以种种借口向富户要挟勒索,如说富户的墓地、房宅、田产下有金矿,要掘地开采;说富户挖到了古文物匿不报官;说富户非法藏有违禁御用物,等等,均无中生有,胡乱编造。有的税官甚至公然抄没自己仇家的家财,献给陈奉。这些富户无处申诉,只得倾家行贿陈奉求免。小贩或农民进城镇卖鸡、肉、蔬菜,亦遭到税官的抢掠。税官到百姓开的酒食店吃东西,店家连钱都不敢收他们的,以致通都大邑出现一片荒凉沉寂景象,商贾困于苛重的杂税,不敢照常营业;农夫则为无法完纳的欠税所苦,处处民不聊生。纵容随从人员劫掠行旅、坑害商贾,还闯入民家奸淫妇女,一个六品太监竟然作恶如此,可见明朝阉宦的祸害不仅仅在中枢,还祸害地方, 人心大恨。一天,陈奉从武昌去荆州,商民数千人听说之后聚于途经之处,投掷瓦石袭击陈奉一行,势不可当。地方官吏拼死掩护,陈奉才得逃脱。但陈奉非但不知感谢,反而利用这一事件打击府、州官员。首当其冲的是蕲州知州华钰,因为他曾经鞭挞陈奉的仆从,事件发生时又不在现场,有失维护之责;其次是襄阳知府李商耕,他曾治办过陈奉的参随人员。华钰被关押了好几年,李商耕被贬官,其他受牵连的府、州、县官员有数十人。事后,有人告发兴国州民徐鼎等挖掘唐朝宰相李林甫妻墓,得黄金万计。神宗闻讯,命陈奉将这笔财富送进内库。陈奉有恃无恐,在境内大掘古墓,毒刑拷打被告,刀剖孕妇,溺死婴儿,激起更大的动荡。这期间,汉口、黄州、宝庆、德安、湘潭等处,都发生小规模的反抗。年底,被辱诸生之妻赴官哭诉,万余市民尾随其后。巡抚等衙门不敢受理,愤怒的人群转向矿税监衙门,以巨石为武器,击伤了陈奉。官衙派甲士千人前来保护,陈奉气焰复嚣张。他发射火箭火炮烧毁民宅,许多市民死于甲士手下,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 分巡武昌、汉阳、黄州三府的按察司佥事冯应京公开站在市民一边,逮捕了陈奉的爪牙。事变后,他愤然上疏,陈述陈奉的十大罪状。结果,他反被陈奉告倒,贬官调职。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三月,朝廷派缇骑到武汉,捉拿冯应京进京问罪。陈奉得意之余,在交通要道上张贴榜文,罗列冯应京“罪状”。武汉市民聚众数万攻打陈奉宅第。陈奉躲进楚王府,一个多月不敢出门。市民们抓住陈奉左右十六人,投入长江;因巡抚支可大助恶,市民又放火烧了巡抚衙门。 武昌民变虽未使神宗有所改变,但多少也使他震动,加上太监内部的矛盾,江西税监李道告发陈奉侵吞财物,神宗终于把他召回。 离江夏时,他所搜刮的金银财宝以万计。走的时候湖广巡抚支可大恐怕百姓拦截,派兵护送他出境。陈奉回到京师后,给事中陈维春、郭如星再次揭发他的罪行,被降杂职,支可大被革职。冯应京在三十二年(1604)才被释放,而王之翰终于死在狱中。

(陈奉像)
这件事,陈奉在万历默许下,作恶擢发难数,湖广相关为百姓着想的官吏几乎都被免职或者处理,陈奉安然带着搜刮的才仅仅以万计财宝的财宝回到京师,这件事没有好的结果,百姓求告无门,白白的受损失,连形式的敷衍都不肯为百姓去做。
宋明虽然只隔了98年,但是各个方面完全是两个时代。明清才是亲父子。
宋朝诗人陆游是爱国诗人,他的第七子陆子遹是妾杨氏所生,历史记载风评不错,曾做官做到吏部侍郎,整理了陆游的文集,但是陆子遹任职溧阳令时曾激起一场民变。

(陆游像)
宋时溧阳县隶属建康府,宋理宗(1224年9月17日—1264年11月16日在位)即位初,建康财政不敷出,时任健康知府赵善湘向属县摊派,“不时差官下诸邑,孔粒以上,根括无遗”,溧阳知县陆子遹也焦头烂额,不过他很快想到一个损招,溧阳县福贤乡围田6000余亩土地肥沃,陆子遹跑到临安,找到宰相史弥远,史弥远本不想见,听说是陆游儿子就接见了,陆子遹称福贤乡如何肥沃,可以给史弥远建立一座福贤庄,福贤乡属两浙路,距离临安140公里左右,史弥远就同意了,但是有宋一朝很重视百姓权利,就算是皇帝拆迁也要照市价给值,根据程民生先生在《宋代物价研究》中列出的几十宗南宋两浙路土地交易的价格作了统计(以会子结算的交易不计在内),发现平均交易价格为每亩地约十五六贯(一贯等于一千文),史弥远给陆子遹每亩十贯,意思是剩下的陆知县给垫付或者想办法解决。

(福贤乡确实好地方)
陆子遹说没问题啊,回到溧阳县贴出告示,每亩征地补偿1000文(一贯),好家伙,把史弥远当枪使了,直接市价15分之一,这一对比史相公还是个厚道人啊,陆子遹这一招,讨好了宰相,完成了上级任务办事得力,自己还能大赚一笔,一石三鸟,服,真服!但是老百姓不高兴啊,大批人去临安找宰相主持公道,“相率投词相府”,史弥远这本来就是给自己建庄园,根本不接茬,陆子遹见百姓越级上访,“会合巡尉,持兵追捕”,还还“焚其室庐”,毁坏百姓居舍,福贤乡百姓忍无可忍,有位有名望的妇人,带领乡民“遂群起抵拒”,抓了数十,淋上火油,与官府对峙,陆子遹大怒,诬 指福贤乡民扣押杀戮 差吏,将闹事乡民全部抓捕入狱,“灌以尿粪,逼写献契,而一金不酬”,一分钱都不给了。

宋代“田制不立”,国家承认土地彻底私有,国家对土地买卖不干预,完全放权。绍兴年间,曾有知州建议朝廷:为避免田地抛荒,如发现有人户无力耕种的荒田,便由官府收回,招人承买。但户部立刻驳斥了这名知州的意见:“田产既系人户己业,缘非冒占官产,即无条法许行出卖。”认为贫民的产权不可剥夺,即使没有耕种的能力。宋朝也制订了非常完备的民事法律,用于保护私有产权、维护产权交易秩序和制度,“官中条令,惟交易一事最为详备”。法律规定土地交易必须建立在自愿、平等的契约之上,官府强买、贱买民田的行为,法律明文禁止。民众田产若被官府侵占,也允许控告、越诉(越级上诉),如宋高宗绍兴三年下诏:“官司占田不还,许越诉。”所以福贤乡越级上访合理合法,陆子遹是无法无天。
经此一事,福贤乡民“与县道立敌,以桥为界,家家门首列置枪刃”,官差若犯界,就有可能会被乡人擒下,“活烹碎脔”。官民势同水火。而陆子遹上任伊始,身无长物,此事之后置办物品“如砚匣、火炉、酒具”大小各两副。一副小人乍富的样子,虽然有上级罩着没被处罚,但是时人对陆子遹很是鄙夷,刘宰曾写了一首《寄陆大夫》,讥讽陆子遹:“寄语金渊陆大夫,归田相府意何如?加兵杀戮非仁矣,纵火焚烧岂义欤?万口衔冤皆怨汝,千金酬价信欺予。放翁自有闲田地,何不归家理故书?”
不过最后这件事算是有个还可以的结局,福贤庄建后,史弥远的四明老乡往来福贤庄“贩鬻酤卖,翕然成市”,倒是给福贤乡带来经济活力,绍定六年(1233年),史弥远病死,福贤乡民十六户田主“合词赴诉”,时任溧阳知县徐进斋判“福贤庄”先付给各田主租金,以后再协商归还土地。又过数年,史弥远的侄子史嵩之拜相,替叔父偿还了旧债——将“福贤庄”的土地还给了乡民,至此,福贤乡拆迁事件总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

(史嵩之相公)
其实百姓何所求,无非是一个公道而已,官民两败俱伤,绕了一个大圈,福贤乡还是福贤乡,徒肥了陆子遹的腰包, 放翁泉下有知,作何感想。
接下来看明朝的另一场民变,武昌民变,起因是神宗皇帝的矿税。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御马监六品奉御陈奉被派到湖广地区,征收荆州店税,兼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并管理钱厂鼓铸之事兼理矿税。陈奉一下子接受这许多任务,非常得意,为所欲为,每到一个地方,即招募地痞无赖,收受他们的贿金,然后编为员役,让他们分别管理奏记、谋议、出入等事。到荆州后,他大开告密之门,地虎韩丙等几十人天天告密,到处搜刮,沙市百姓骚动。他僭称“千岁”,胁迫官吏,陈奉在各个郡邑布列税官,很小的市镇也派去税官五到七人。这些税官把当地富户的名单开列给陈奉,然后以种种借口向富户要挟勒索,如说富户的墓地、房宅、田产下有金矿,要掘地开采;说富户挖到了古文物匿不报官;说富户非法藏有违禁御用物,等等,均无中生有,胡乱编造。有的税官甚至公然抄没自己仇家的家财,献给陈奉。这些富户无处申诉,只得倾家行贿陈奉求免。小贩或农民进城镇卖鸡、肉、蔬菜,亦遭到税官的抢掠。税官到百姓开的酒食店吃东西,店家连钱都不敢收他们的,以致通都大邑出现一片荒凉沉寂景象,商贾困于苛重的杂税,不敢照常营业;农夫则为无法完纳的欠税所苦,处处民不聊生。纵容随从人员劫掠行旅、坑害商贾,还闯入民家奸淫妇女,一个六品太监竟然作恶如此,可见明朝阉宦的祸害不仅仅在中枢,还祸害地方, 人心大恨。一天,陈奉从武昌去荆州,商民数千人听说之后聚于途经之处,投掷瓦石袭击陈奉一行,势不可当。地方官吏拼死掩护,陈奉才得逃脱。但陈奉非但不知感谢,反而利用这一事件打击府、州官员。首当其冲的是蕲州知州华钰,因为他曾经鞭挞陈奉的仆从,事件发生时又不在现场,有失维护之责;其次是襄阳知府李商耕,他曾治办过陈奉的参随人员。华钰被关押了好几年,李商耕被贬官,其他受牵连的府、州、县官员有数十人。事后,有人告发兴国州民徐鼎等挖掘唐朝宰相李林甫妻墓,得黄金万计。神宗闻讯,命陈奉将这笔财富送进内库。陈奉有恃无恐,在境内大掘古墓,毒刑拷打被告,刀剖孕妇,溺死婴儿,激起更大的动荡。这期间,汉口、黄州、宝庆、德安、湘潭等处,都发生小规模的反抗。年底,被辱诸生之妻赴官哭诉,万余市民尾随其后。巡抚等衙门不敢受理,愤怒的人群转向矿税监衙门,以巨石为武器,击伤了陈奉。官衙派甲士千人前来保护,陈奉气焰复嚣张。他发射火箭火炮烧毁民宅,许多市民死于甲士手下,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 分巡武昌、汉阳、黄州三府的按察司佥事冯应京公开站在市民一边,逮捕了陈奉的爪牙。事变后,他愤然上疏,陈述陈奉的十大罪状。结果,他反被陈奉告倒,贬官调职。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三月,朝廷派缇骑到武汉,捉拿冯应京进京问罪。陈奉得意之余,在交通要道上张贴榜文,罗列冯应京“罪状”。武汉市民聚众数万攻打陈奉宅第。陈奉躲进楚王府,一个多月不敢出门。市民们抓住陈奉左右十六人,投入长江;因巡抚支可大助恶,市民又放火烧了巡抚衙门。 武昌民变虽未使神宗有所改变,但多少也使他震动,加上太监内部的矛盾,江西税监李道告发陈奉侵吞财物,神宗终于把他召回。 离江夏时,他所搜刮的金银财宝以万计。走的时候湖广巡抚支可大恐怕百姓拦截,派兵护送他出境。陈奉回到京师后,给事中陈维春、郭如星再次揭发他的罪行,被降杂职,支可大被革职。冯应京在三十二年(1604)才被释放,而王之翰终于死在狱中。

(陈奉像)
这件事,陈奉在万历默许下,作恶擢发难数,湖广相关为百姓着想的官吏几乎都被免职或者处理,陈奉安然带着搜刮的才仅仅以万计财宝的财宝回到京师,这件事没有好的结果,百姓求告无门,白白的受损失,连形式的敷衍都不肯为百姓去做。
宋明虽然只隔了98年,但是各个方面完全是两个时代。明清才是亲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