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由于国内消费者经济水平以及环保意识相对滞后，高价的有机蔬菜在国内市场还难以被接受。在云南，明毅的“好宝”有机菜只比普通蔬菜贵一到两倍的价格，即使如此，明毅的菜还经常卖不出去。
惠州的张和平与明毅的状况类似。
农业和商业的两头摸索
一年几十万的亏损。明毅和张和平都开始摸索出路，只是两人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明毅认为失败的原因是不懂商业化操作，而张和平的思路是从传统农业中吸取经验降低成本。两人的不同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明毅最初的营销思路主打超市和卖场，“好宝”有机蔬菜在云南家乐福、美辰百货、好又多、百盛等超市都有销售，但是云南的有机蔬菜价格上不去，超市还要从中抽取至少十个点的利润，四五年下来，竟然无利可图。再加上好宝箐与部分超市的关系处理不好，经常出现摩擦，一气之下，明毅将超市所有蔬菜下架。
这么坚决的放弃超市渠道，还与明毅从成都的一位有机蔬菜经营者那得到的启示有关。成都这位搞有机蔬菜的经营者是位太极教练，他的农场是自称有机，因为没有申请有机认证，也没有打商标，完全是凭自律做有机。每天有好多弟子去他的农场玩，这位教练就趁机给弟子们灌输有机理念，弟子们也非常认可教练的蔬菜，纷纷向其他朋友推荐。靠这种口耳相传的方式，教练发展了60多位固定会员，每天从他的农场取菜，五十块钱一袋，而且从不讲价。
受此启发，明毅决定开发会员制销售模式，会员分成金卡、银卡不同级别，预先缴费，每天消费额从卡上划拨，目前好宝箐的固定会员发展到100多个。
今年2月份，明毅到深圳考察，在一家沃尔玛超市了解到北京有机农庄和广东东升的有机蔬菜月营业额都达到30万，明毅又心动了，只要价格上来，超市还是最可观的销售渠道。
张和平降低生产成本的思路来自于一对农民父子的启发。广东揭阳的一对搞有机农业的父子请张和平过去传授有机经验，而看到父子有机农场的张和平既感动又很惭愧。
父子二人凭借传统的农业经验把有机茶厂、花卉厂、养猪场和鱼塘搞成了高循环经济的链条。建立沼气池，利用沼气燃烧发电，每个月省下的电费就有一万多，电力用不完还买了冷柜，帮助当地的小商小贩储存蔬菜，一筐菜收个几块钱，沼渣沼液作为肥料使用，肥力好不说，还是非常好的病虫防治剂。
在养猪技术上，父子二人也很有一套。他们先把粮食转化成白酒，利用酒糟繁殖EM菌(一种有益微生物)，把酒糟当成EM菌的载体掺到玉米粉、豆粕中，比市面的饲料效果好，成本又低。此外父子二人很好地利用了当地资源，当地有一万亩的鱼塘，他们把其中的小杂鱼收购回来作为蛋白质饲料，省去了工业鱼粉的高额开支。
靠这种循环经济，父子二人的猪肉品质好，成本低，别人亏的的时候他们可以不亏本，别人赚的时候，他们赚的更多。两个没有文化的人怎么能做的这么好？
回来之后，张和平悟出了一个道理：做好有机农业就要向传统农业渗透，要尊重前人的积累，向传统农业学习。由此他相信，有机农业的成本不一定会比传统农业高，产量也不一定比传统农业低。
良心耕种的代价
在明毅和张和平逐渐摆脱自身发展困惑的时候，他们试着用更为宽广的视野审视整个行业，这一看，却颇为心寒。
今年2月，明毅从昆明飞到珠海，当天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开庭审理好宝箐诉珠海市康捷农畜产品有限公司(下称“康捷公司”)和广东吉之岛天贸百货有限公司侵权一案。
原告席上的明毅神色凝重，当听到康捷公司律师辩称的“康捷公司之所以侵犯‘好宝’有机蔬菜品牌，是因为向好宝箐购买有机蔬菜，好宝箐拒绝供应，但是康捷与下游客户有合约必须履行”时，明毅的脸色变得铁青。
2007年底，康捷公司向好宝箐订购了200公斤的有机蔬菜，此后两年多的时间一直没有再向好宝箐发出订货邀约，却一直以“好宝”名义给下游客户供货，“那个时候我正因为产品卖不动而发愁，恨不得他多买，怎么会拒绝供货。”


像康捷公司这样的侵权行为很多，经常有公司跟好宝箐订购样品，一次买个三五斤，然后就没有了下文。明毅很清楚他们是拿着样品给下游的客户验货，真正供货的时候还是假冒伪劣产品。
“这不只是商标侵权的问题，而是食品安全问题，难道非要搞成像‘三鹿奶粉’那样才能引起重视吗？”明毅对食品监管部门在流通环节的监管非常失望，在给超市供货的四五年间，没有任何执法部门对他们的产品进行检测，也就是说他们的有机蔬菜不管是真是假，甚至是海南“毒豇豆”也没有问题。
《食品安全法》已经实施一年了，明毅对这部法律的实际效果感到非常失望。
而在张和平看来，流通环节的假冒伪劣还不是最严重的，即使在流通环节加强了监管，也是治标不治本，包括有机蔬菜在内的初级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源头都在生产环节。
“说句心里话，我见到的大部分获得有机认证的蔬菜操作都是违规的，而且是严重违规的，不用化肥农药根本做不到，做到了，菜就要完蛋；做不到，一旦东窗事发，企业就完了。”张和平坦言。
对于有机蔬菜来说，对生产源头违规的控制主要体现在认证上。目前市面上充斥着一些认证咨询机构，只要交钱就能帮助企业拿到有机认证。既然有机认证非常严格，需要两年的转换期，而且每次认证只有一年有效期，他们是如何作假的呢？
明毅向《法人》记者解释，有机农业重在过程监控，对农药杀虫剂这一块并不检测，如果蔬菜生病使用抗生素、杀虫剂是检测不出来的，这是有机蔬菜监管最难的一块。“如果你坚持认证，就不能使用任何化学类药物，但是不用的话蔬菜风险很大，因此有机蔬菜也是良心耕种。”
对于明毅的这一说法，张和平表示这是事实，但是也不能一竿子打死。目前全国享有有机认证资质的机构有20多家，其中OFDC是中国成立最早的认证机构，也是中国唯一获得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简称“IFOAM”)认可的有机认证机构。为了保持其IFOAM成员资格，OFDC的认证很难买通。
但是对于OFDC，明毅也颇为不满。在其起诉康捷公司侵犯有机商标权的诉讼中，明毅请求OFDC给予协助，共同加入诉讼，维护有机认证的权威性。但是OFDC给予的回复是，这个事情很好，但是他们没有先例，而且工作繁忙。
“我们坚持了半天，结果认证机构不支持。”明毅觉得自己的坚持很荒唐，“有时觉得在中国认认真真做事情就是死路一条。”
等待春天
在中国搞有机一定亏损吗？当然不是，有一些主攻出口或贸易的也能赚钱，有的甚至很赚钱，他们或者产品不是投放在中国市场上，或者不需要自己亲自去种植有机蔬菜，不必直接遭受“良心蔬菜”的拷问。
“只是在中国市场环境下，搞真正的有机必然要经历一番高处不胜寒的痛苦。你说自己是搞有机的，同行业的人当着你的面都说‘假的假的’。需要钱的时候，没人理解你，没人看好你，消费者更会误会你，东西好没错，可是再好也不应该这么暴利。”张和平如此感慨。
但是好在经过十几年的积累和耕耘，明毅和张和平都看到了希望。2009年明毅减亏38万元，他希望今年可以走平，而张和平的月收支也逐渐实现了平衡。
最近明毅从农业部门得到消息，政府对有机农业的支持力度加大。通过有机认证以后按照单品给予补助，每个品种补助1万五千块，按照此算法明毅的四十多个单品的补助将会非常可观。但是这个消息也只是听说而已，还没有最终文件出来。
根据官方统计，我国获得有机认证的有机产品种植面积已达到约100万公顷，有机产品出口总值超过4亿美元，国内销售总额超过40亿元。相比中国的广大市场来说，这个数字可怜了些，但这也说明中国的有机蔬菜市场前景广阔。
郁闷了十几年，明毅和张和平的春天也该到了吧？明毅在洱海附近新开辟了100多亩的新农场，他打算在这里种植反季节蔬菜；张和平则在惠州开发了一块1000亩的农场，已经有投资进来，甚至准备把这块农场打造上市。
两人眼下的困惑就是人才，明毅想要营销高手，张和平要找的是真正懂农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