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
法官对任何案件都应进行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大前提是一般法律，小前提是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结论是自由或者刑罚。
了解和掌握神圣法典的人越多，犯罪就越少。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成文的东西，就绝不会具有稳定的管理形式。在稳定的管理形式中，力量来自于整体，而不是局部的社会；法律只依据普遍意志才能修改，也不会蜕变成私人利益的杂烩。经验和理性告诉我们：人类传统的可靠性和确定性，随着逐渐远离其起源而削弱。如果不建立一座社会契约的坚固石碑，法律怎么能抵抗得住时间和欲望的必然侵袭呢？
自由是政治的还是法律的？
定罪之前的监禁的依据是什么？犯罪的嫌疑是由谁判断的，法律还是法官？犯罪的迹象能否成为逮捕的充分条件？随着刑罚变得宽和，随着从监所中消除了凄苦和饥饿，随着怜悯和人道吹进牢门并支配那些铁石心肠的执法吏，法律将心安理得地根据嫌疑决定逮捕。
为何一个被控犯罪的无辜者，经监禁而获释后却背上了耻辱的名声？受控告者和已决犯被不加区别地关在同一个秘密监狱中；监狱与其说是对罪犯的看守所，不如说是一个刑场。目前刑事制度中的强力和权威的观念似乎比公正的观念更重要。
犯罪证据的判断：量和质的权衡。计算犯罪确实程度的公式：如果证据是互相依赖的，即各种嫌疑只能互相证明，那么援引的证据越多，犯罪的或然性就越小，因为可能使先头证据出现缺陷的偶然情况，会使后头证据也出现缺陷；如果各个证据都依赖于某一证据，那么，犯罪的或然性并不因为证据的多少而增加或减少，因为所有证据的价值都取决于它们所唯一依赖的那个证据的价值；如果各个证据是相互独立的，即各个嫌疑被单个的证实，那么，援引的证据越多，犯罪的或然性就越大，因为一个证据的错误并不影响其他证据。但是，那些排除了无罪可能性的证据只要有一个，就足以定罪。反之，不能排除无罪可能性的证据则需要足够的数量。
根据感情作出判断的陪审官同根据见解作出判断的法官相比，那个更能准确地审定犯罪事实呢？在法律明了和确切的地方，审定事实的责任由良知做出比由知识做出更不容易导致谬误。每个人都应当由同他地位同等的人来裁判，这是最有益的法律。煽动不平等，走运者的优越感，下等人的嫉恨心，都是对公平的亵渎。然而，当犯罪侵害的是第三人时，法官就应该一半是与犯罪地位同等的人，一半是与受害者同等的人，这样，那些改变包括无意中改变事物面目的各个私人的利益得到了平衡，这时，发言的便只是法律和真相。
法官对任何案件都应进行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大前提是一般法律，小前提是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结论是自由或者刑罚。
了解和掌握神圣法典的人越多，犯罪就越少。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成文的东西，就绝不会具有稳定的管理形式。在稳定的管理形式中，力量来自于整体，而不是局部的社会；法律只依据普遍意志才能修改，也不会蜕变成私人利益的杂烩。经验和理性告诉我们：人类传统的可靠性和确定性，随着逐渐远离其起源而削弱。如果不建立一座社会契约的坚固石碑，法律怎么能抵抗得住时间和欲望的必然侵袭呢？
自由是政治的还是法律的？
定罪之前的监禁的依据是什么？犯罪的嫌疑是由谁判断的，法律还是法官？犯罪的迹象能否成为逮捕的充分条件？随着刑罚变得宽和，随着从监所中消除了凄苦和饥饿，随着怜悯和人道吹进牢门并支配那些铁石心肠的执法吏，法律将心安理得地根据嫌疑决定逮捕。
为何一个被控犯罪的无辜者，经监禁而获释后却背上了耻辱的名声？受控告者和已决犯被不加区别地关在同一个秘密监狱中；监狱与其说是对罪犯的看守所，不如说是一个刑场。目前刑事制度中的强力和权威的观念似乎比公正的观念更重要。
犯罪证据的判断：量和质的权衡。计算犯罪确实程度的公式：如果证据是互相依赖的，即各种嫌疑只能互相证明，那么援引的证据越多，犯罪的或然性就越小，因为可能使先头证据出现缺陷的偶然情况，会使后头证据也出现缺陷；如果各个证据都依赖于某一证据，那么，犯罪的或然性并不因为证据的多少而增加或减少，因为所有证据的价值都取决于它们所唯一依赖的那个证据的价值；如果各个证据是相互独立的，即各个嫌疑被单个的证实，那么，援引的证据越多，犯罪的或然性就越大，因为一个证据的错误并不影响其他证据。但是，那些排除了无罪可能性的证据只要有一个，就足以定罪。反之，不能排除无罪可能性的证据则需要足够的数量。
根据感情作出判断的陪审官同根据见解作出判断的法官相比，那个更能准确地审定犯罪事实呢？在法律明了和确切的地方，审定事实的责任由良知做出比由知识做出更不容易导致谬误。每个人都应当由同他地位同等的人来裁判，这是最有益的法律。煽动不平等，走运者的优越感，下等人的嫉恨心，都是对公平的亵渎。然而，当犯罪侵害的是第三人时，法官就应该一半是与犯罪地位同等的人，一半是与受害者同等的人，这样，那些改变包括无意中改变事物面目的各个私人的利益得到了平衡，这时，发言的便只是法律和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