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镜河口述 记者 冯岚整理
走在沈阳街头，许多在建的大型项目都标有“江苏”、“大连”、“北京”等字样。而在上世纪80年代，沈阳建筑企业的名字无论在四川、安徽还是哈尔滨等城市，都是响当当的招牌。
     1978年，我时任沈阳市建筑工程管理局局长。那个年代还是“大锅饭”时代，大家干多干少一个样儿。到了1979年，下乡知青的返城打破了这一局面。当时沈阳的建筑行业说白了像一个大型的国企，内部分为五大工程队，共有职工1万余人。可是大批下乡知青返城后，给他们安置工作就成了难题，只能分配到各个局去。这样一来，建工局所属的五大工程队一下增加了1万人左右。职工人数增加了一倍，可是财政拨款的工资没有增加，这就出现了新问题，一份工资两个人分，我当时非常着急。这时，一个消息让我眼前一亮。农村实行了生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办法能不能用到建筑行业上呢？
     1979年，我向领导汇报后，决定在沈阳建筑行业进行一次改革，引入了“包”的概念，就是成立包工队。这个想法刚提出时，许多职工都反对。但打破“大锅饭”制度，多劳者多得，许多人都举手赞成。实行包工队后，效果立竿见影。原来一个月只能盖一层楼，实行后一个月能盖四层楼，最快的时候甚至出现过5天盖一层楼的纪录。大家的积极性都特别高，沈阳的建筑工地从没那么忙碌，工人的热情从没那么高涨过。
     包工队制度一下子火了，原来等活儿、靠企业的工人们一下子都兴奋了起来，许多手艺好的瓦工、木工成了抢手人才，工程质量更是没话说。活儿多了，工资自然就节节高。一些包工队的承包人，到年底分奖金时能拿到1—2万元，成了“万元户”。那个时候，沈阳的包工队在全国都有号，在四川、安徽的名号是响当当的，到哪儿都是块金字招牌。
     1984年，沈阳的建筑行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随之，许多施工队争抢进入沈阳市场。政府的每项工程，都急着抢着要。有一天，市领导告诉我，以后沈阳市的建筑行业就统一由建工局监管，从制定行业政策，管理建筑队伍、建筑市场到工程质量，全由我们建工局一手抓。
     可是管理起来也相当难。当时沈阳的建筑市场已经出现了混乱。这种局面怎么控制？沈阳又在全国率先出台了一项制度，在建筑市场实行公开招标，并成立了招投标管理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对工程进行统一定价、招标价格保密。实行招标后，各施工企业间的竞争进入了良性阶段，企业的利润增加后，一方面添加新设备，壮大企业实力，更重要的是工人们都得到了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