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先生的分期方法主要根据《世说新语·文学》九四刘孝标注（见本书页31）。此条注文位于正文中“袁伯彦作《名士传》成”一语之下，显然是对袁宏观点的转述。缪先生据此说“东晋人认为渡江以前清谈名士应分为三期”，再加上东晋之清谈人物，遂成魏晋清谈四期之说。这样的分期是符合魏晋清谈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1946年，无畏在《清谈之分期及其领袖人物之年代》一文中也提出了魏晋清谈四期说：第一，正始时期（240~240）；第二，正元至景元时期（254~263）；第三，咸宁至元康时期（275~299）；第四，永和时期（345~356）。这样分期也涵概了魏晋时代的主要清谈家，而且较为具体。其中前二期与缪说无异，后二期仅取两晋的某一阶段，则未免失于过于拘泥。故魏晋清谈之分期，当以缪说为正。   
总的看来，清谈自东汉桓、灵二帝时代即有萌芽（从郭泰开始），至南朝陈末而结束，兹据缪氏魏晋清谈四期说，大致将中古清谈统分为四个时期：     
1．萌芽时期（147~239），由东汉桓帝刘志建和元年到魏明帝曹睿景初三年；   
2．形成时期（240~249），由魏齐王曹芳正始元年至正始十年；   
3．鼎盛时期（250~419），由魏齐王嘉平二年至东晋恭帝司马德文元熙元年；    
4．衰落时期（420~589），由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至陈后主叔宝祯明三年。     
如此划分，就可以将中古清谈的历史嬗变尽括其中了。
     
    （三）南朝之清谈     
关于南朝清谈的基本材料，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已经作过梳理；王伊同先生在《五朝门第》第八章《高门之习俗》第一节《清谈》中更为详细地稽考、辑录了这方面的材料。这里拟在此基础上重新进行讨论。
   
1．刘宋之清谈    
刘宋立国，承魏晋风流之余绪，谈玄说理，蔚然成风，名家年少，皆以此相尚。当时善谈玄理者有吴郡张敷（《宋书·张敷传》），陈郡谢瞻（同上，卷五八《王惠传》）、谢庄（同上，卷八五本传），琅琊王彧（《南史》卷二三本传），陈郡殷臻（同上，卷二七《殷景仁传》附《殷臻传》）。其他如沈演之折节好学，读《老子》日百遍，以义理业尚知名（《宋书》卷六三本传）；吴兴沈怀文少好玄理，善为文章（同上，卷八二本传）；沈道虔少仁爱，好《老》《易》（同上，卷九三《隐逸列传·沈道虔》）；宗炳善琴书，精于言理（同上，《宗炳》）；周续之闲居，读《老》《易》（同上，《周续之》）。可知谈玄者并不局限在朱门之内。宋世之玄学著作不多，清谈以口谈（关于口谈的问题，说详下文）为主。如晋陵顾悦之难王弼《易》义四十余条；河东关康之申王难顾，远有情理（同上，《关康之》）。庐江何偃好谈玄，注《庄子·消摇篇》传于世（同上，卷五九本传）。这是刘宋时期见于《宋书》记载的一部重要的玄学著作。   
在刘宋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玄学的官方化，取得了与史学、文学并列的地位。《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元嘉）十三年，彭城王义康欲以司徒左长史刘斌为丹阳尹，上不许。乃以尚之为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     
此为元嘉十三年（436）之事。至元嘉十六年（439），宋文帝又命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玄立文学，各聚门徒，多就业者（《南史》卷二《文帝本纪》及《宋书》卷九三《隐逸列传·雷次宗》）。玄学的正式设立，标志着它已经从士人的手中转移到国家学术的宝座，因而对齐、梁、陈三代清谈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刘宋士人对正始谈风极为景慕，清谈家经常以此互相吹捧。如王球说：“尚之西河之风不坠。”何尚之也说：“球正始之风尚在。”（《南史》卷三0《何尚之传》）羊玄保的两个儿，宋文帝分别赐名为咸、粲，并对玄保说：“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宋书》卷五四本传）王微对何偃说：“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吾真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乐。……”（同上，卷六二《王微传》）其实，他们的玄学成就远不及正始名流和竹林名士，主要是尚口谈而少著述。  


皇太子就是后主陈叔宝，他在太建元年（569）被高宗立为皇太子。“十一年”是指是陈宣帝（即高宗）太建十一年（579），在这一年的3月21日，在辟雍殿举行了一场关于《论语》问题的清谈盛会，陈叔宝以太子的身份莅临此会。徐氏此颂的末尾有这样的话：“弘风讲肆，崇儒肃成。丹书贵道，黄金贱籝。洙泗兴业，阙里增荣。”足以说明这次清谈与儒学的密切关系。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刘宋时代，清谈被何尚之、雷次宗等人确立为专门之学，而务求专精。齐、梁二代，是清谈从分科到融合的过渡时代。清谈发展到陈代，儒学的特征更为突出，似乎是在玄学渐趋寝迹的同时，人们又复归于儒学了。在南朝清谈的发展历程中，道教一直没有渗透进来，而儒、释、玄三家思想遂以圆融合一的风貌弥掩士林。   
  
“谈咏”。例如：   
惔有俊才，其谈咏虚胜，理会所归，王蒙略同，而叙致过之，其词当也。（《世说新语·品藻》四八刘孝标注引《刘惔别传》   
浩虽被黜放，口无怨言，夷神委命，谈咏不辍，……。（《晋书》卷七七《殷浩传》）   
“理咏”，“咏谑”。例如：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世说新语·容止》二四）   
“咏言”。例如：   
虽无啸与歌，咏言有余馨。（王羲之《兰亭诗》，《全晋诗》卷一三）   
“咏语”。例如：   
（郭）璞奇博多通，文藻粲丽，才学赏豫，足参上流。其诗赋诔颂，并传于世。而讷于言，造次咏语，常人无异。（《世说新语·文学》七六刘孝标注引《璞别传》）   
3．“言”。例如：   
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世说新语·文学》九）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同上，五六）   
刘尹道江道群“不能言而能不言”。（同上，《赏誉》一三五）   
与“言”字搭配而成的词有“言理”、“言谈、“微言”（关于“微言”的意义，参见本书页92）和“言玄理”等等，亦皆指“清谈”。例如：   
（韩伯）好学，善言理。（同上，《德行》三八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   
裴仆射，时人谓为“言谈之林薮”。（ 同上，《赏誉》一八）   
自昔诸人没已来，常恐微言将绝，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同上，二三）   
朗善言玄理，文义艳发。（《晋书·谢安传》附《谢朗传》）   
4．“谈”。例如：   
王仲祖、刘真长造殷中军谈，谈竟俱载去。（《世说新语·赏誉》八六）   
谈故如射，前人得破，后人应解，不解即输赌矣。（王僧虔《诫子书》，《全齐文》卷八）   
与“谈”字相应的搭配词有“谈议”、“谈理义”、“谈论”、“谈讲”、“谈话”、“谈道”和“谈义”等等，亦皆指“清谈”。例如：   
凝之弟献之尝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晋书》卷九六《列女传·王凝之妻谢氏》）   
博览经史，善谈理义。（同上，卷六三《邵续传》）   
卫玠武昌见大将军王敦，敦与谈论，咨嗟不能自已。（《世说新语·文学》二0刘孝标注引《玠别传》）   
卫瓘有名理，及与何晏、邓飏等数共谈讲，……（同上，《赏誉》二三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   
王敦为大将军，镇豫章，卫玠避乱，从洛投敦，相见欣然，谈话弥日。（同上，五一）   


本条刘孝标注引《玠别传》曰：“玠至武昌见王敦，敦与之谈论，弥日信宿。敦顾谓僚属曰：‘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今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悟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阿平若在，当复绝倒。’”这位兴微继绝的卫玠，便为清谈事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卫玠始度江，见王大将军，因夜坐，大将军命谢幼舆。玠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体素羸，恒为母所禁，尔夕忽极，于此病笃，遂不起。（《世说新语·文学》二0）   
所谓“微言”有两层含意：一是义理精微的言论，“寻微”、“造微”是晋人努力追求的清谈胜境，如王济听王湛清谈，“转造精微”（《世说新语·赏誉》一七），王蒙称支遁“寻微之功，不减辅嗣”（同上，九八），皆是此意；二是语言细致、逻辑严密的清谈，裴遐“理致甚微”（同上，《文学》一九），刘惔“语审细”（同上，《赏誉》一一六），即是此意。可见“微言”不同于泛泛的清言，谈起来当然格外疲劳。至于“达旦微言”，卫玠这位“璧人”又如何承受得了!他本来体质不好，所以很少与外人相酬对，母亲也禁止他清谈，但这次破了例，大概是因为初来江东，想要显示一下谈功的缘故，没想到居然送了命!《世说新语·文学》三九：   
   
林道人诣谢公，东阳时始总角，新病起，体未堪劳，与林公讲论，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后听之，再遣信令还，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妇少遭家难，一生所寄，唯在此儿。”因流涕抱儿以归。谢公语同坐曰：“家嫂辞情慷慨，致可传述，恨不使朝士见！”   
王夫人深知清谈之苦，故不避众多的男人，将儿子谢朗从唇枪舌剑之中抢救出来。似乎是清谈之风流雅事，有时亦“毒如蛇蝎”，王夫人对此是洞明于心的，所以对谢朗的谈癖防犯甚严。   
晋人在清谈方面花费大量时间，实际上是为了充分体味清谈的美好境界，同时也是为了充实自己的生活，因为增加了生命的密度，也就等于延续了生命的长度。法国哲学家丹纳在评论古希腊哲学时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辩证法本身的爱好，他们不因为长途迂回而感到厌烦；他们喜欢行猎并不亚于行猎的收获，喜欢旅途不亚于喜欢到达终点。”（《艺术哲学》，页253）他还说：“哲学在希腊是一种清谈，在练身场上，在廊庑之下，在枫杨树间的走道上产生的；哲学家一边散步一边谈话，众人跟在后面。他们都一下子扑向最高的结论；能够有些包罗全面的观点便是一种乐趣，不想造一条结实可靠的路；他们提出的证据往往与事实若即若离。……微妙的甄别，精细而冗长的分析，似是而非的难以分清的论点，最能吸引他们，使他们流连忘返。他们以辩证法，玄妙的辞令，怪僻的议论为游戏，乐此不疲；他们不够严肃；作某种研究决不是只求一个固定的确切的收获……真理是他们在行猎中间常常捉到的野禽；但从他们推理的方式上看，他们虽不明言，实际上是爱行猎甚于收获，爱行猎的技巧，机智，迂回，冲刺，以及在猎人的幻想中与神经上引起的行动自由与轰轰烈烈的感觉。……”（同上，页269~270）丹纳的论述极为精彩，对我们理解晋人的清谈（主要是口谈）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特别是“爱行猎甚于收获”，“喜欢旅途不亚于喜欢到达终点”，这两句话颇能传达中古士人的清谈之妙。换言之，清谈名流们热爱的是清谈的过程，这个过程越漫长、越曲折就越好，至于真理，不过是“常常捉到的野禽”而已。士人们喜欢任性而动，不由路径，清谈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们的玄学人生观。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盛行“清谈”之风。“清谈”是相对于俗事之谈而言的，亦谓之“清言”。     这种“清言”在当时很流行，特别是统治阶级和有文化的人，更视之为高雅之事，风流之举。他们在一起讨论争辩，各抒歧异，摆观点，援理据。由于上流社会的普遍参与，“清谈”成为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