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何寿慈文认为,在晚唐五代的诗人词人中,韦庄要算其中的佼佼者。因为他有伟大的天才,有创作的能力,能自成一派的作风,他的作品都有清丽的境界,深刻的背景,他能作诗人的诗,也能做词人的词。他不是有意作诗,作词,只约略的吐露他的情怀,描写些流浪,颓废,伤感的生活,“惟其如此,他的作品才能表现他自己的个性,值得我们去研究。”吴家桢文则按照韦庄一生各个阶段来分析其诗作中的思想和所表现的生活。傅生文文则对本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学界不是忽视就是否定韦庄的创作成就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韦庄是唐代最后一个有成就的诗人,他一生以忠实于生活、忠实于感情的态度进行创作,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理应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文章还在对韦庄诗歌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的思想意义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重新评价了韦庄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韦庄也和杜荀鹤、皮日休、聂夷中等人一样,走的是杜甫开创的、白居易等发展了的唐代诗歌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而韦庄在艺术上的成就则又使他的诗作成为唐代诗歌艺术的最后一抹耀眼的余辉。”张天健前文在肯定韦诗某些进步内容的同时,也指出其诗“几乎都带有或浓或淡的感伤”,“他的感伤诗,大都围绕自我抒发感慨,调子低沉,胸野不宏。”张天健后文认为,韦诗艺术特色一是“醇情”,诗人以诗歌把缕缕至情从心河引出,毫不掩饰,叙情而不暗,情浓而不艳。二是“清丽”,这不仅表现在《又玄集》的编选的宗旨上,创作中也构成这一艺术特色。他遣词用语丽而不艳,清而含情,风格清峻、自然、平畅,异于许多晚唐诗人,是独树一帜的名家。
另外,王水照的《韦庄评传》也对韦庄的诗歌创作成就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他认为韦庄的诗歌“较为广阔地反映了唐末动荡的社会面貌,也反映他漂泊四方的经历和凄苦孤寂的心情”,又将韦诗分为伤乱诗、羁旅诗、写景诗等三大类进行分析,谓“其律诗圆稳整赡,音调响亮;绝句则包蕴丰满,发人深省。而清词丽句、情致婉曲为其共同风格”。
吴庚舜、董乃斌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下册)》则在文学史著作中首次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韦庄及其诗作。他们将韦庄的诗歌创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认为韦庄前期诗作“敢于面对现实,表现了唐末重大社会问题,从而成为’诗史‘”,而后期的诗“更多的却是以王粲等古人自况,哀悼壮志的幻灭”,“仕进不能、退隐不忍、救时无方的苦闷哀伤,成了他此期讴歌的中心主题,即使到了中第授官之后,这种内容和情调也没有多大改变。”他们对韦诗艺术成就的评价是,“韦诗不雕饰,不鄙俚,不生硬枯涩,’务趋条畅‘却又有’文外曲致‘,每以浅切近情、兴象丰满、情致富足而受到人们的喜爱。”他们还认为,“韦诗的成功,在于多从真实生活中经个人反复体味后提炼而来,既富有生活气息又兼含理趣”,“尤其善传诗人对自然界的某种领悟”,“在细致观察中捕捉有活力的常见生活景象,构成清新秀丽。生机盎然的画面”。
《秦妇吟》的发现和研究 《秦妇吟》是韦庄的代表作,曾经传诵一时,但失传已久。它的重现于世,是在本世纪初。
1900敦煌藏经洞被打开以后,法国人伯希和运走了一大批写本和画卷,罗振玉据其从伯希和处所闻俄、英、法、日、美等人先后劫掠的敦煌文物,写成《莫高石室秘录》一文,于1909年《东方杂志》第6卷第11、12期上发表,中有《秦人吟》一目,即《秦妇吟》,此为我国学界得知此诗名之始。稍后,王国维从日本人狩野直喜博士处得见其所抄斯坦因处《秦妇吟》残本,作《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于1920年发表于《东方杂志》十七卷八期,其第一段即为《秦妇吟》残篇,是为我国人得见《秦妇吟》原文之始。
1923年,伯希和录巴黎所藏天复五年张龟写本,及伦敦博物馆所藏梁贞明五年安友盛写本,并将这两种《秦妇吟》卷子寄罗、王二氏。次年(1924年)罗氏即将此两种写本互校,全文印入《敦煌零拾》,是为我国人得见《秦妇吟》全文之始。同时,王国维复据伯希和所寄两本及先前从狩野直喜博士处迻录之残本,略事校勘,列举各本之异同,发表于《北大国学季刊》第1卷第4号,题为《韦庄的〈秦妇吟〉》,是为我国人正式作《秦妇吟》校勘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