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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理研究之展望:
管理理论的中国化或中国化的管理理论
Jay B. Barney 张书军
俄亥俄州立大学(美国) 中山大学(中国)
摘 要 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存有两种可能的研究进路:第一是促进管理理论的中国化——着重在中国或华人情境下运用或检视已在其他情境中发展的管理理论,以使之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在兴起的中国经济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实
验室,以验证并改善普遍性的管理理论。第二,发展中国化的管理理论——着重于对中国或华人社会独有的管理现象提出解释。为了更好地阐释中国或华人管理现象,此路径强调应摆脱西方学者所设定的议题与框架,而由中国或华人
学者自主、有创造性地探勘研究议题。最后,本文就未来中国与华人管理研究路径选择的意涵,以及两种路径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中国管理研究,理论发展,中国化的管理理论,管理理论的中国化
林中两路分,可惜难兼行。游子久伫立,极目望一径。
蜿蜒复曲折,隐于丛林中。我选另一途,合理亦公正。
草密人迹罕,正待人通行。足迹踏过处,两路皆相同。
两路林中伸,落叶无人踪。我选一路走,深知路无穷。
我疑从今后,能否转回程。数十年之后,谈起常叹息。
林中两路分,一路人迹稀。我独进此路,境遇乃相异。
——Robert Frost:《未选择的路》,1921 (译者:关山)
前言
诗中,Frost 唯美地描述了在不确定情况下做决策时所面临的挑战。通常,
备选路径的好坏是不清晰的:两路皆相同;对个体而言,道路的选择实非易事,
尤其是想要鱼与熊掌两者得兼:可惜难兼行;而且决定了通常是无法反悔的:
我疑从今后,能否转回程。但是,诗人也提醒我们,无论决策多么困难,我们
终究要做出决策,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穿越那片「丛林」。回头来看,从路
径依赖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做出的选择最终将是「境遇乃相异」。
如诗中所描述的游子,中国与华人的管理学者也正面临着类似的选择——
应该选择何种路径来开展该领域的研究工作呢?中国或华人的学术研究要致力
于演绎式的理论发展与验证, 还是要致力于归纳、深度描述的研究?中国或华人的学术研究是为了知识而探究知识,还是要关注知识的应用与提升企业绩效?我们要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训练中国与华人的管理学者,还是要致力于发展中国与华人独有的研究路径?
不论如何,中国与华人管理学者所面临的选择并不比诗中游子来得简单。
Frost 假定丛林中已存有两条可以穿越的路,但是中国与华人管理学者的研究选
择目前可能还很模糊。事实上,中国的研究未来还处于创造之中——中国的管
理学者、被研究的企业与管理人员、回应此类研究的审稿人与编辑,以及阅读
这些研究的全球管理学者,都是此一创造过程的关键贡献者。这些个体与机构
所做出的选择,对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将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
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还正在兴起,这是一个具有路径依赖与动态演进特征的发展过程,事前我们难以预测其最终结果。中国管理研究的兴起,和研究某一新企业或新产业的兴起非常类似——其未来并非命中注定,而是由参与创造过程的个体与机构所决定的。
   然而,不论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如何演进,似乎都需要解决一个根本问题
——这个问题已被不同学者以不同的方式讨论过了,即中国或华人管理研究应该是致力于推动管理理论的中国化,还是中国化的管理理论呢?藉由分析中国管理研究发
展的两种可能路径,本文拟对此一根本问题进行探讨。
本文旨在描述这两条备选路径,讨论与各路径选择相关的问题,以及在此
两路径间建立连结时所面临的挑战。我们认为,由于行走各路径所需要具备的
能力颇为不同,单一学者很难两路兼行。我们也认为,强大的制度压力或许会
使某一路径显得比另一路径更有价值,因而,有不少学者选择前一路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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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类研究旨在发现那些与既有理论看起来矛盾的中国现象,然后证明,
    这种矛盾确实是存在的。基于以下的原因,这类工作的开展将十分困难:首先,
    一般而言,鲜有这样的现有(西方)理论,有足够精准的预测,能确切指出中
    国现象与这些理论真的矛盾。第二,即使一些预测能被确认、一些矛盾能被证
    明,但论文的审查与发表过程将遭遇到很多挑战——很多审稿人与编辑都颇为
    保守,不愿意接受新事物。审稿人往往会极力强调:中国现象与既有理论间的
    矛盾,不过是表面的矛盾,而非实质的不同。亦即,审稿人会试图将这种第三
    类研究转变为第二类研究。基于这些原因,这类工作将很难获得发表。
    难以发表这类研究是很讽刺的,因为从科学上来讲,第三类研究可能是最具有价值的研究,至少从发展管理理论之中国化的角度而言是这样的。事实上,使中国在科学意义上变得重要的原因在于,似乎有一些中国现象不能用既有的理论来解释,因此,需要发展一个新的理论来解释它们。
    当然,如果此种管理理论之中国化的路径被采纳了,这个新的理论不能只
    在中国情境下具有适用性。任何这类新的理论都必须包含既有理论,并且在西
    方情境与中国情境下都同样适用。这是因为,发展任何一个中国管理理论的目
    的,是在建构一个最终超越地区的普遍性理论。因此,管理理论之中国化的路
    径对现有理论的修订,都必须比以前的理论更具有普遍性,并且能应用于多种
    特定文化与制度背景之下。换言之,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推动管理理论的中国化,
    则那些只能解释中国情境下中国现象的中国理论是不重要的,因为这样的情境
    特定理论并非是能解释个体、群体或企业行为的一般规律。相反地,正如我们
    后面所要论述的,发展情境特殊性的理论是发展中国化之管理理论的重要要求。
    发展管理理论之中国化的其它意涵
    致力于发展管理理论的中国化,还有一些其它意涵。首先,从事这类工作
    的目的,可能是能够在最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目前,这些
    期刊大多是英文期刊,包括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管理学会评论(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行政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国际企业研究学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组织科学(Organization Science)
    及策略管理学报(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这七本期刊向来被认为是管
    理领域的顶尖刊物。倘若要发展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中国管理理论,但却以中文撰写、并在中文期刊上发表,就显得鲜有价值。因为这类研究的目标读者并不仅限于中国学者,也包括在某些特定理论领域内从事研究工作的全球学者。
    第二,这类研究可能还需要遵循当前科学实际运作与发表文章的一些惯
    例。例如,一般而言,尽管这类研究可以是归纳性的,也可以是演绎性的,但
    实际上,在顶尖期刊上发表的多数研究都是演绎性的。同样地,在顶尖期刊上
    发表的多数研究,也都是采用量化方法,而非质化研究法。当然,这并不是说
    归纳与质化研究绝对不可能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而只是说明这些顶尖期刊过去
    几十年来发表的文章,在性质上多半是属于演绎与量化的。
    第三,在学科基础方面,发表在这些顶尖期刊上的大部分研究,或者是应
    用了心理学、社会学或是经济学的理论,或者整合了上述各类学科的理论精
    髓(1)。脱离这些制度规范之外,来发展管理理论之中国化的努力,多半是不容
    易成功的。
    第四,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投身于发展管理理论之中国化的学者,尤其是
    年轻的学者,可能需要从那些精通西方理论的资深学者身上,获得一些基本指
    导。这可以透过多种方式来进行:从短期的访问到在西方院校里攻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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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样,即中国现象无法用现有的西方理论来加以解释,因此,需要建构新的
      理论。但是,那些从事发展中国管理理论的第三类研究,其最终目标是在发展
      同时能适用于中国与非中国情境下的理论,而无关其它;但对于那些寻求发展
      中国化之管理理论的学者而言,他们不会太介意其成果是否能在中国以外的情
      境下具有适用性,而更关注能否以独特的中国取向来解释中国现象。换言之,
      发展中国化的管理理论的学者,并不太关心理论是否具有超越中国情境的普遍
      性。
      这样的中国理论,几乎一定会强调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及传统。透过研
      究中国独特的现象或者对中国具有独特意义的现象,这类理论将着重于提供只
      适用于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处方与社会处方。因而,这类研究通常会发表在中文
      期刊上,只有少数熟知中文、并对中国制度有足够了解的西方学者,才能领会
      这项工作的独特贡献。然而,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学者而言,由于语言上的障碍,
      使他们无法知晓这类研究的内容,因而,让人以为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像是不
      存在似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顶尖英文期刊上发表成果,将有助于这类知
      识在更广大的范围中传播与扩散。
      有时候,在这类研究完成初期,我们可能并不清楚所发展的理论是对中国
      化的管理理论有贡献,还是对管理理论的中国化有贡献。这是因为任何工作刚
      完成时,可能还不清楚它能否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和既有的理论进行有效的
      整合。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或是这也正是研究的主要目标的话,那么该项研究
      就会成为发展管理理论之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并且
      如果从事此项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对发展更具广泛意义的组织与管理理论做
      出贡献,则该项研究就可视为是为发展中国化的管理理论而努力的。
      以 Cheng、Chou、Wu、Huang 及Farh(2004)对华人组织中家长式领导所
      进行的研究为例。这些作者认为,他们的领导理论在中国情境下有很好的适用
      性,并且比传统的西方管理理论有更好的解释力。这种论证逻辑,与发展中国
      化的管理理论一致。
      相反地,如果家长式领导同样也存在于西方组织,或至少在某些时候存在
      于西方组织,并且如果关于中国组织的研究,能对以西方组织为对象的家长式
      领导研究提供指导与借鉴,且最终发展成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领导理论,那么这
      项研究就是与发展管理理论的中国化的逻辑一致。
      在另一项研究范例中,Xiao 与Tsui(2007)指出,在集体主义的国家文化
      下,结构洞的优势将不太容易展现。他们将源于西方情境的结构洞理论放到中
      国情境中,来检验他们所提的论点。这种论证逻辑与发展管理理论的中国化一
      样,因为这种研究的最终目的乃在于延伸结构洞理论,使其在中国情境之外也
      同样具有适用性。但是,如果其他类似情境下的研究无法和中国的研究一样,
      支持结构洞的文化特性的话,则这种研究可能对发展一个中国化的管理理论有
      所助益。
      即使发展具有普遍性的组织与管理理论并非学者的目标,但在科学意义
      上,依然会有一些正当的理由来促使我们发展中国化的管理理论。当西方理论
      在中国情境下无法适用,而我们又牢牢抓住西方理论不放,不能投身于发展中
      国化的管理理论时,就让我们想起了以下这种场景:某人在街头遗失了钥匙,
      却只在路灯下寻找,因为在他(她)看来,那是光亮所及之处。研究独特的中
      国管理问题,可能需要我们暂时离开西方理论的「光亮」,来开发照亮中国经
      济与组织之黑暗部分的新光源。不过,在鲜有过往理论的指导下,走进知识中
      的暗巷,需要的不仅是智力,常常还要有过人的勇气。
      一般而言,发展管理理论的中国化与发展中国化的管理理论所需的技能,
      在很大程度上是完全一样的。毕竟,发展管理理论的中国化与发展中国化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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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不同主题的讨论,并鼓励他们参加与各自研究主题不同的讨论。
        当然,从这类会议到底能学到些什么,是难以预见的。但至少,从研究管
        理理论的中国化的同行身上,中国化的管理理论研究者可以了解到哪些理论、
        方法及现象不是他们所需要关注的。同时,研究管理理论的中国化的学者则可
        能从其他同行中发现一些独特的中国现象,以验证与延伸他们理论,使理论更
        具有普遍性。尽管我们无法预见不同路径间可以彼此学习的细节,但这种学习
        的潜力完全是可以预见的。
        制度压力
        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与地区,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在西方英文期
        刊上发表研究成果。这种日益增强的制度压力,使诸多学者(尤其是年轻的亚
        洲学者)越来越专注从事有助于管理理论的中国化的研究。由此,尽管可以批
        评说,这是中国学者缺乏学术自信,不愿致力于发展中国化的管理理论的一种
        表现。但从长远眼光来看,对年轻学者而言,先从事管理理论
        的中国化的研究,并取得相应的成果;再在此基础之上,从事中国化的管理理
        论研究,可能可以提供发展中国化的管理理论所需要的累积与正当性的保证。
        鉴于每一条研究路径都是有价值的,且采取不同路径的学者能从对方身上
        学到诸多东西,因此,在中国管理研究发展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每一条研究
        路径都需要许多学者的开垦与铺路。特别要强调的是,舍弃中国化之管理理论
        的路径,而只选择管理理论之中国化的路径,最终可能使我们陷入无法有效发
        掘、掌握中国或华人组织与管理精髓的庞大风险。
        注 释
        本文曾于2008 年6 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第三届双年会「MOR
        专题论坛——开发或探勘: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中报告。
        (1) 关于管理学是否是一门理论学科的讨论,并非是本文探讨的议题。但是,
        即使管理学是一门独立的理论学科,上面所列举的诸多社会科学学科,仍
        是管理学得以发展的重要学术基础。
        (2) 2003 年,美国的机构投资者控制了全美资本市场19.634 万亿美元的资产,
        占总资产权益的比例高达19%至20%。参见美国经济招商局2005 年9 月
        发布的1376 号报告《2005 年机构投资报告:美国与全球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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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y B. Barney(barney_8@fisher.osu.edu)现任俄亥俄州立大学管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
          兼大通银行卓越企业策略讲座(Chase Chair for Excellence in Corporate
          Strategy)。他的研究兴趣集中於企业技能与能力和持续竞争优势的关系。他是
          紐西蘭、中国,以及英国一些大学的名誉客座教授,也是美国管理学会与策略
          管理学会会士。
          张书军为中山大学(广州)管理学博士,现任中山大学(广
          州)管理学院副教授。他的研究兴趣集中於公司策略选择、创业及国际合资企业。
          原稿收件:2007 年03 月12 日
          正式接受:2008 年01 月24 日
          接 受 者:梁_觉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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