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爱人。仁是一种大爱，是广博的胸怀。但正因为是大爱，也就对应而生大恨。比如处朋友，因爱生恨，如果无爱也就不会生恨了。仁与不仁是对立统一的，正如第二章的论述。
第三十八章论述仁：上仁为之而无以为。所以仁是有为之始。老子认为圣人应以“道”做为行为的指导原则，以“无为”的态度处理世事，所以不提倡用“仁”。
如果以“仁”的理念作为行为的指导原则，将推动人们以“有为”的态度来处理世事。
以“仁”的理念区分行为、分化人群，分化出哪些人“仁”，哪些人“不仁”，该对哪些人“仁”，该对哪些人“不仁”。这种人为的分化，必然具有主观色彩，必然以价值观为导向。而这种价值观是否顺应历史发展规律，推动人类的发展，将导致人类社会或进步或倒退。
“仁”的推行，必将以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为核心。在中国历史中，“仁”的推行是为占人口数量少数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为了稳固和拓展统治阶级的利益。仁义礼的向善性为统治阶级所利用，来调和阶级矛盾，增强亲和力，粘合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谋求稳定。以这种共同诉求推动社会进步。
统治阶级为了争取利益的最大化，将采取措施促使利益向统治阶级转移，而不能普惠于天下百姓。这种两极分化将会导致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将会受到威胁。为了消灭威胁和潜在的威胁，“仁”会迅速演化为“义”“礼”，增强约束性、强制性，失去其柔韧性和亲和力，变得越来越僵化，越来越蛮横。
而只有中国共产党，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使利益诉求的主体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从而使“仁”成为普惠天下百姓的一种方法，而不是调和阶级矛盾的手段。而以普惠天下百姓为归宿的“仁”，也就逐渐淡化其感情色彩，上升为以无私为基础的无为了。
仁是对事物先行主观定位，确定条件，框定边界。而这些都是以当时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为基础的。当随着社会进步，新的事物、新的思想出现时，这种主观确定就会受到操作者个人素养的限制，能否反应客观现实就导致“仁”的施行能否顺应历史发展规律，是推动进步还是阻碍进步。当“仁”衍化为“义”“礼”时，刚性越强，适应新事物的柔韧性、包容性就越差，逐渐僵化是其必然的结果。上胡不法先王之法就是一个明证。所以，以有为的方法治世，以“仁”作为最高的指导原则推行统治，是偏离道法自然的大道的。
统观老子，并不是排斥仁（义礼），而是指出了他的局限性。并提出了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演化路径。所以仁义礼的运用应该遵循“保此道者不欲盈，故能弊而新成”的态度，秉承用礼以义，用义以仁，用仁以德，用德以道的指导原则。使仁义礼顺应不同时期的社会现实背景，能够更多的起到正面的作用。
比如诸葛亮入蜀，严明法律。就是大仁。
刍狗在《庄子•天运篇》中有所解释：“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斋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
古人用谷草扎成刍狗，用以祭祀天地神灵。虽结草而成，但祭祀的人却视其有魂灵而装饰打扮并侍奉它们，以求福于天地神灵。待大礼已毕，认为魂灵升入天堂，刍狗也就还原为纸草了，或者以火焚之，或者任人践踏。
《老子》倡导无为，认为“仁”已经落了形迹，已经于大道有所偏颇，天地、圣人都不会如此行事的。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就是天地无偏无私，根据万物的变化作出不同的反应。圣人无偏无私，根据百姓的作为作出相应的应对。天地、圣人感知万物、百姓的变化而作相应的变化。感知有“魂灵”则打扮侍奉，感知无“魂灵”则焚烧践踏。引发变化的第一因在刍狗在百姓。变化向那个方向发展由刍狗和百姓决定。
更深一层的意思：天地是万物的总和，是万物自身；圣人是族群的领袖，更是百姓中的一员。万物平等，互为刍狗，以自然之法来互动。人人平等，互为刍狗，以社会之法来互动。而这些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为“常”。所以圣人不仁，不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妄图改变这些规律，防止“不知常，妄作凶”的状况发生。
“天地不仁”是万物平等的思想，“圣人不仁”则是人人平等的思想。万物、百姓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走向由自身决定，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