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液
岁寒堂
琬液琼苏,皆古酒名,见皇甫嵩《醉乡日月记》
扶头:“扶头酒醒”,古酒名
屠苏:“古酒名”
“第一江山”为古酒名
古酒名:“绿蚁”
相传在夏禹时，“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人以酒亡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战国策·魂策》）孟子也说：“禹恶旨酒而好善言。”（《孟子·离娄下》）“旨酒”是一种比以前更为甘甜、更为浓烈的酒，禹好饮酒，却嫌恶旨酒，并断言“后世必有人以酒之国者”，反映了当时酿酒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接禹之位的启和太康，都贪酒，而太康竟如乃祖所料，以至于“亡其国”。夏朝第六代王少康发明了“秫酒”。夏朝末代王桀，与太康一样“淫面于酒”，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缠子》说：“桀为天予，酒浊而杀疱人。”《帝王世系》载：“桀为酒池，足以运舟，糟丘足以望七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此言虽显夸饰，但却反映了奴隶主通过压榨奴隶来酿酒、狂欢。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发展较快，有较多的剩余谷物用于酿酒。
      商殷时期，是我国酿酒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时期。这时，酿酒业已从手工业中分化出来，工艺上也有重大突破。人们已成熟地用“蘖”（谷芽或麦芽）和“曲”来酿酒。我国开始制曲酿酒的年代，最迟不晚于商代中期，后传向日本、鳊等国家和地区。在西方，直至十九世纪末期，法国人卡尔迈特氏，研究了中国药酒后，发明了固体培养微生物制酒法，这约晚于我国三千年。
      商代人所酿造的酒品类繁多，见于甲骨文者有“酒”（以黍酿成的黄酒，变称黍酒）、“鬯”（黑黍所酿的香酒）、“醴”（淡甜酒）、“新醴”、“旧醴”（陈酒）等。另外还有“酎”、“醪”、“醇”、“醁”等品种。
      西周时，除“旨酒”和杜康发明的“杜康”之外，还有“春酒”（《诗经·豳风·七月》——、“酾”（《诗经·小雅·伐木》）、“浆”（《诗经·大雅·大车》）、“黄流”（《诗经·大雅·早麓》）、“酬”（《诗经·大雅·江汉》）、“醑”、“醽”等名目，以及最著名的“五齐”、“三酒”之属。“五齐”指“泛齐”、“醴齐”、“盎齐”、“醍齐”、“沉齐”。关于“五齐”，《周礼·酒正》郑玄注云：“每月有祭祀，以度量节作之（按：齐者，造酒调米曲水火之数量）。五齐，为祭祀所用造酒分其清浊为五等也。”“泛齐，糟滓上浮之薄酒。醴齐，汁滓相将之薄酒，曲少米多，一宿而熟，其味稍甜。盎齐，白色浊酒也。缇齐，赤色浊酒也。沉齐，谓糟滓下沉，稍清之酒。”据此，“五齐”当是五种不同的酒。而据现代学人的研究，认为这是指酿造过程的五个阶段：“泛齐”是指发酵开始后，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谷物随之浮于表面；“醴齐”，是已产生酒精，并于嗅到酒味；“盎齐”，是气泡很多，颜色开始转变；“缇齐”，是落泡时期，颜色转红赤；“沉齐”，是糟粕下沉，酿造接近完成。说明周人已能掌握酿酒的发酵变化规律（能见《酿造工艺学》，财经出版社，1962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我们并不排除“五齐”为五种酒的可能。这昔今两种解释可合二而一，即“五齐”反映了古代酿酒过程的五个阶段，同时也可能是五阶段分别所制出的五种酒，因酿酒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时间越长，费工越多，成本越大，造价越高，所以，在各不同阶段，均可提供不同等级的酒，以供经济条件不等的人们消费。至于“三酒”当是三种酒，这是没有多少疑问的。另外，《礼记》中也载有不少酒名，如“无酒”、“清酌”、“醴（）”、“粢醍”、“澄清”、“旧泽”等。仅上述各种酒名已可看出，周代所酿之酒的品种是颇为繁多的。春秋时期，增加了“乳”（《春秋斗运枢》）；战国时期，又有了“桂酒”、“椒浆”（屈原：《九哥·东皇太一》）、“桂浆”（《九歌·东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