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智堂
改稻为桑就是一个拙劣版的羊吃人圈地运动，在《大明王朝》里处处透着别扭。从来没有听说封建官僚能够办好资本主义的。
明末中国江南地区已经出现较大规模的雇佣劳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这个萌芽并没有成长为真正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全世界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往往从纺织业开始发端呢？因为纺织业不同于封建时代的一般产业。
在封建时代，农业生产有自己的特点。一是在一定条件下，产出同劳动量成正比，投入多少人力大体上就能打多少粮食，所谓“天道酬勤、地不欺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劳动力投入和最终产出密切相关；二是农业生产有天然上限，达到某个极限之后，在怎么投入劳动力，再怎么改良技术改良管理，也打不出多的粮食了；三是市场天然受限，粮食容易腐坏，粮食种类多样，难以标准化衡量质量，而且人的肚子有限，突然产出十倍的粮食那铁定吃不完；四是不怎么需要高级协同劳动，除了少数大型水利，一般一个村子庄园内部就能满足产业合作要求。
所以封建社会的经济一般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一般是本村本庄园自己消费，只有少量产品用于商品交换。而种生产模式也就造成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对佃农来说，由于人口数量总是倾向于无限膨胀，想要租种一份土地就需要竞相压价，最终缴纳的地租，总是让农民处于勉强不饿死的境地。农民一方面在可控的范围内十分勤劳，积极的用劳力换粮食，另一方面厌恶任何风险。
因为一旦这种勉强维持的生产关系失去平衡，青黄不接时候的粮食不够，那么农民将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贷（放贷的往往和地主有关联）。而对古代的高利贷者来说，把钱放出去的经营风险是很大的，因为借钱的基本都是穷人（找个像《活着》里边福贵这样的地主傻儿子太难了），还不起逼急了大不了找个绳子上吊，所以为了抵冲风险，利息必定很高。
而对农民而言，他们一旦借贷，其高昂的利息增速必定超过农业社会的缓慢积累，最后结局注定是卖儿卖女之后被“驴打滚”的利息逼死。其实这种观念一直遗留到现代，几十年前许多国人都视借贷为天大的祸事，宁可攒一辈子钱再买房，也不愿意考虑贷款。
这种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生产关系自然造成阶级矛盾异常尖锐。虽然不像奴隶社会那样，奴隶主必须随时用皮鞭棍棒监督奴隶，但农民的抗租行为是非常常见的，地主不养几个打手别想把租子收上来。把农民逼急了，直接半夜砍了地主头的也不少见。所以，同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很多社会福利一样，封建社会也有自己缓解阶级矛盾的办法。在中国而言，主要是依靠发达的宗族势力。
与西方的种植园经济不同，中国的农村大多数是“王家庄”、“李家村”这样的单一姓氏村落。在这样的村落里，其实土地产权并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清晰。你很难说清土地究竟是地主（族长）所有，还是整个宗族共有。宗族内部的规则虽依然残酷，但却包装在人情和伦理的遮羞布之下。对比小村里“小姓”、“外姓”的待遇，普通农民还是不敢脱离宗族的。最起码在宗族内部，佃农还是比较稳定的有租种权的，理论上婚丧嫁娶等大项事还是会互相帮衬的，就算是孤寡老人，只要还有一口余粮，一般也不会眼看着活活饿死。
现代人不肯生育，主要是负不起养育孩子的无限责任，即使政府给予有限的补贴也不行。而宗族，恰好会担负其这个无限责任，但前提是个人也对宗族承担无限责任，自由意志是绝不允许的。要知道，在古代社会低下的生产力和几乎为零的社会保障，决定了各个家族其实和固定在某块土地上的狼群没什么区别。一旦脱离了宗族的穷保障，个人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
对这种穷保障，农业社会的人是非常看重的。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一方面是永远化解不开的、深刻的、寻死觅活的家庭矛盾，一方面又是长年的压抑和隐忍，无论如何都要让自己的行为符合伦理。中国直到十几年前，自杀率最高的群体都是中老年农村妇女，可为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