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要先认识一下中国的经济地理：中国是一个西高东低，西部背靠内陆，东临海洋的国家，其中有黄河、长江、珠江等流域贯穿其中，中国沿海省份的经济总体上要优于西部内陆省份，而西部内陆省份之中，省会城市的经济又优于下面县市，逐级递降。
近年来县城的发展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那么这些县城的现状到底怎样呢？
内地县城的现状：体制外的人想创业挣钱的话，除了餐饮和零售业，剩下大多是「和政府搞好关系，挣政府的钱」。
县城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大型产业提供高薪岗位，加上大部分县城人口也就是十来万人，市场非常狭窄，除了衣食住行等，基本没什么生意可做。
在一二线城市，给宠物洗澡和治病的店铺都可以开成连锁，因为城市养狗养猫的人多达十万人，而这在县城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曾经有一个人调侃：就算是捡破烂也要去一二线城市，在深圳上海，捡一天你都捡不完，努力一点，还能发展成一个垃圾分拣站，形成团队分工，一年挣个100万没问题。但是在县城，只有三五条街，一个早上就捡完了，天花板太低，捞不到钱。
我们都知道，交易产生财富，如果一个县城没有突出的外销产业或外部资金进来，那么这座县城总的本外币存款基本是恒定的，也就是他们总财富并没有增加，只是内部相互转移了。
例如，小王去李三家买个冬瓜，李三去赵四家理个发，金钱只是在他们之间转移而已，本质上这座县城的总财富并没有增加。
什么时候这座县城的财富才会不断增加，大家变得越来越富呢？
当这座县城发现某种矿产资源或农业大宗产品大量外销，得以挣钱回来又或者旅游业兴旺发达，源源不断有人拿钱来这座县城消费，又或者外出打工的人把资金寄回县城的时候，这座县城的总财富才是增加的。
县城这个现象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国家的“外汇”呢，一个国家的财富不是靠印钱就能增加的，必须跟其他国家做贸易，通过交易把外汇挣回来，那才是财富。如果印出来的钱是财富，那发展经济就太简单了。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县城还有一种情况可以挣到“外来资金”，并且可以挣到盆满钵满，那就是上文所讲的“靠近政府，挣政府的钱”。
中国的省市之间一直存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东部省份的利税收归国库之后，为了支持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地区平衡发展，高层会把这些收来的利税拨到内部县城，发展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
笔者曾经采访过一位在内陆县城的建筑包工头，他凭借着揽下的多个医院、路桥的工程，带着手下300多人的工程队快速发家致富，就连开挖掘机的师傅一年都能挣到70多万。
对于县城来说，一年得到上级拨款几十个亿，然后大搞工程，谁靠近政府，谁就先挣到钱，然后这些钱才逐步分配到其他人身上。
例如上文的包工头，他首先挣了钱，于是去买豪车，这时豪车老板就挣了一笔，接着豪车老板拿着这些钱去酒楼请客吃饭，酒楼老板就挣了一笔，最后他又去进行下一笔消费......
这个过程中，除了老板，汽车销售业务员、餐饮酒楼经理及服务人员，肉菜市场的贩子都分到一些提成或利润，财富就这样一级级分配下去，但到末端的时候，这些钱已经很小了。
县城经济最大的特色是“财政经济”，即本地主要的经济活动是围绕政府支出展开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过去二十年以来大量涌现的县城新贵，大部分都是因为抢到了政府的基建蛋糕才得以发家致富。
这时候我们发现内地县城的经济特色：政府是经济活动的主体。
　在这种大环境下，如果进入体制内，你就是能够参与分蛋糕。如果你在体制外，最有价值的方向也是靠近体制，参与分配蛋糕，这也就难怪人们眼中县城最主要的生意就是“挣政府的钱”。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内地对于“稳定”(其实也就是过去的“铁饭碗”)有着变态一般的热衷，因为体制外确实没什么机会和空间。
前几年，东北公务员招收环卫岗位，体制内铁饭碗，就是平时在办公室，偶尔去街边督查一下环卫工人扫地情况那种，就这么个没有什么前途的工作，竟然吸引了数千个本科生、硕士生报考。
即使是在体制外挣了钱的朋友，他们偶尔也会后悔当初错过考公务员的机会，因为县城的生意非常不稳定，一旦发生风险，就会打回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