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宋明以来，集录碑传而成为专书，不仅是学者们的自觉行为，也是一种优良的学术传统。这种学术工作，始于宋代杜大硅《名臣碑传琬琰集》。明代以降，又有焦竑《献征录》等。清至近代，集录碑传呈现出一种新态势。清人碑传之集，有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汪兆镛《碑传集三编》以及钱仲联《广清碑传集》等五部专书。而民国碑传集，国史馆有纂辑《民国碑传集》之举，卞孝萱、唐文权新编《辛亥人物碑传集》与《民国人物碑传集》。私家另有朱希祖《南明人碑传集》，而方树梅《滇南碑传集》与《续集》乃区域性碑传集。这类史料文献集是中国史学撰述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度阐发其编纂旨趣、体例调整与创新及史学价值，继承发扬集录碑传的史学传统，对于当前的史学研究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关键词：集录碑传/著录旨趣/史学传统/史学价值

“正史”以外，私家撰述中的碑(如墓表、墓志铭、神道碑等)、传(哀启、行状、家传、传略等)，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是中国史学撰述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集录碑、传为一书，始于宋代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明代以降，又有焦竑编《国朝献征录》，徐纮、王元编《皇明名臣琬琰录》《续录》。清至近代，则有钱仪吉编《碑传集》、缪荃孙编《续碑传集》、闵尔昌编《碑传集补》、汪兆镛编《碑传集三编》。金毓黻说：“裒录碑传以为一编，莫先于宋杜大珪之《名臣碑传琬琰集》。元人苏天爵继之以作《名臣事略》。明人焦竑之《献征录》，亦其伦类。清代则裒录亦多。嘉定钱氏经始于前，江阴缪氏嗣响于后，以成正、续《碑传集》。李氏《耆献类征》，亦用此体。近人闵尔昌又辑《碑传集补》。皆以清代为断。闻番禺汪兆镛亦续《碑传集》，未及付梓。闵氏辑《碑传征遗》，存稿待刊。又仪征阮氏曾纂《清碑版录》，未闻行世，殆见缪《集》而辍。若斯之类，盖更仆而难数也。”①事实上，宋明以来，集录碑传为专书者，概不止此。进入民国，国史馆有纂辑《民国碑传集》之举，惜未成书；朱希祖致力于南明史研究，曾辑《南明人碑传集》一卷，事属草创；滇人方树梅辑成《滇南碑传集》与《续滇南碑传集》两书，乃区域性碑传集。新中国时期，钱仲联辑成《广清碑传集》，卞孝萱、唐文权编辑《辛亥人物碑传集》与《民国人物碑传集》。历经五百余年，集录碑传事业递相祖述，屡有纂辑，使得这类著述蔚然成一系列，成为我国史学园地中的一朵朵奇葩。
　

　可以说，自宋明以来，集录碑传已成为我国史学的一种学术传统。已故中国史学史专家罗炳良教授云：“在中国史学史上，搜集碑传资料与利用碑版证史的传统由来已久。然而史家形成自觉的史学意识，使之成为连续不断的史学活动，则是从南宋史家杜大硅编纂《名臣碑传琬琰录》肇端。”②而白寿彝先生更早指出：“就过去某些史学著作跟原始史料的关系来说，他们有的是整理了原始史料而作出了有系统有体系的历史著作……我们不应该把前人的研究成果，简单地看作史料，而应该看作值得研究的观点或意见。”③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将它们视为史料，更要从史学撰述的角度加以审视。同时，对这种史学现象或史学著述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是我们继承我国史学遗产，推进史学研究的一种方式方法。
　

　一、集录碑传的条件
　　集录碑传是一件历时长久、十分艰辛的基础工作。一般来说，碑传集的搜集整理者，或是史官曾经参与史馆工作，或从事史学撰述的学者，抑或近现代的文史专家，本身大都“是有名的学者，交游很广，向人征求碑传，有靳而不予者”④；直至成书，历时较长，经常是“数十年如一日，惨淡经营，殊非易事”⑤，耗费了整理者的大量精力、智力、物力、财力等。如钱仪吉纂辑《碑传集》，从清道光三年(1823)开始，到光绪三十年(1850)过世之前，用了将近三十年的功夫，才完成草稿；后经诸可宝校订，交由浙江布政使黄彭年刊刻行世。缪荃孙再辑《续碑传集》，则从光绪七年(1881)开始，至宣统二年(1910)完成，前后历时三十年最终成书。闵尔昌拾遗补缀，作《碑传集补》，编纂时间长达十年，“时作时辍，遂将十年”⑥，直至民国十二年(1923)刊印。还须家人、学生等作为助手，或提供佐助。钱仪吉外孙沈善登追述《碑传集》编纂过程，云：“方事之殷，四出借书，不得，则命驾厂肆，捆载满收，至无容膝地，则跨辕而归，众手分抄，伯舅助翻检，克日还之，易所未见，以为长。而先母所写最速且多，公赐诗有‘兼旬为写百篇书’，即此事也。”⑦卞孝萱、唐文权共同编辑《民国人物碑传集》，卞“妻段子宜女士、文权夫人洪宝珠女士以及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几位研究生用简化字抄写”⑧。
　

　当然，还需要满足其他一些主客观条件，如前人所撰碑传已有一定量的积累；政治环境的宽松与学术传统的惯性；学者个体的较高认知和学术追求，即乐意从事这样的事业。
　　集录碑传首要的条件之一，就是须有大量的碑传存世。只有大量碑、传存在之前提，才有集录成书之可能。那么，碑、传何时出现呢？顾炎武说：“列传之名，始于太史公，盖史体也。不当作史之职，无为人立传者，故有碑，有志，有状，而无传。”又说：“自宋以后，乃有为人立传者，侵史官之职矣。”⑨也就是说，没有作史之职、作史之权的人，即不具备为人立传之资格，于是就变相采用写作碑、志、状等方式，以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章学诚对顾炎武的说法予以反驳，认为自古文无定体，经史不分，像《春秋》三传与大小戴《礼记》，或“依经起义”，或“附经而行”，“至于近代，始以录人物者区为之传，叙事迹者区为之记。盖亦以集部繁兴，人自生其分别，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经地义之不可移易。此类甚多。学者生于后世，苟无伤于义理，从众可也。……后世专门学衰，集体日盛，叙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传记为名，附于古人传记专家之义尔。”又说：“夫后世文字，于古无有而相率而为之者，集部纷纷，大率皆是。若传则本非史家所创，马、班以前，早有其文。”⑩
　

　相关研究认为，传之产生先于碑，“碑传之始，匪特记人。专以记人，则传先于碑。《世本》中已有传。《汉书·艺文志》有《高祖传》《孝文传》。《史记·伯夷列传》引伯夷、叔齐古传，皆在司马迁七十列传之前。是传之作，起于先秦，碑则汉始有之。今汉碑传世尚多，蔡邕犹擅斯作，其《集》可征”(11)。四库馆臣则称：“墓碑最盛于东汉，别传则盛于汉魏之间。张晏注《史记》，据墓碑知伏生名胜。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据班固泗上亭长碑知昭灵夫人姓温。裴松之注《三国志》，亦多引别传。”(12)据清人赵翼爬梳，裴松之注《三国志》征引私传，若《曹瞒传》《郑玄别传》《荀或别传》《祢衡传》《荀氏家传》《邴原别传》《程晓别传》《王弼传》《孙资别传》《曹志别传》《陈思王传》《王朗家传》《何氏家传》《裴氏家记》《刘虞别传》《任昭别传》《钟会母传》《虞翻列传》《赵云别传》《费祎别传》《华佗别传》《管辂别传》《诸葛恪别传》，以及何劭作《王弼传》、会稽《邵氏家传》、陆机作《顾谭传》、陆机作《陆逊铭》、《机云别传》等(13)，不下三十种，可见其数量之巨大。
　　随着时代的演进，尤其是六朝以后，碑传文大量产生，“沿及六朝，文体加缛，定谥有诔，表墓有志，策哀有词，起自朝廷，被于闾巷。唐有天下，昌黎韩愈，以文章雄视百代，鸿篇巨制，多出其手，碑传之作，于斯为盛。历宋元明清，其流愈衍，其制愈奓，私家而僭史官之权，及身而制薶幽之石，至于今日，几于人各一碑，家各一传”(14)。且隋唐以后，文人学士竞相替人撰写碑志、别传，相沿成为新的社会风尚。所以，当社会上存在大量的碑传文献，集录碑传成为专书才有可能。

　　其次，集录碑传可能受到学术发展的影响，或受到史学活动的刺激。两宋之际，杜大硅辑成《名臣碑传琬琰集》，不是偶然的，可能受到了金石学研究的影响。“宋代以前的历代学者尽管也有人著录、记载和研究金石文字，但都是一鳞半爪，不成体系。两宋时期的学者不但广泛收集金石碑刻，而且撰写了不少专门研究著作，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创立了金石学。宋人开创了以金石与文献互证的考据方法，在中国历史考证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杜大硅才能把这些零散的撰述加以汇总，升华出自觉的历史编纂意识，汇集成《名臣碑传琬琰集》”(15)。
　　焦竑编纂《献征录》，正值晚明当代史撰述由勃兴到繁荣的过渡期。万历年间，焦竑充任本朝纪传体国史纂修官，利用修史余暇私纂《献征录》，“癸巳，开史局，南充意在先生。先生条四议以进。史事中止，私成《献征录》百二十卷。积书数万卷，览之略遍”(16)。似亦可理解为焦竑当时已有私修国史的准备，及修史中辍，辞官归里，“若而年不忘其初，凡所睹闻，佥命掌记，时为缵辑”(17)，最终辑成《献征录》。
　　方树梅纂辑《滇南碑传集》《续集》，则缘于他致力于乡邦文献的搜集和整理。方氏早年撰著《晋宁乡土志》《晋宁州志》，编辑《滇文丛录》《滇诗丛录》《滇词丛录》；撰著《师荔扉年谱》《杨文襄年谱》《钱南园先生年谱》；选印《滇南书画录》，并撰小传；与云南当地文化名人赵藩、陈荣昌、秦光玉、袁嘉谷、赵式铭等编纂《云南丛书》《云南通志》。在这些学术活动中，他见钱、缪、闵三家碑传集“于滇南人物，所收寥寥”，“欲思博访吾滇碑传，都为一集”；为此“出游南北十余省，搜访文献，关于滇南碑传所获尤夥”(18)。最终将汉至元滇南人物编为《古滇人物考》，明清两代人物编为《滇南碑传集》、民国至解放初人物编为《续集》。
　

　　至于五部清人碑传之集，亦无不立足于征文考献之目的。钱仪吉鉴于清朝自天命以来的历史人物载诸本朝纪传体国史，藏于金匮石室，外人没由得见，他虽然参与《清会典》的修纂，“幸获展观，亦不敢私有写录”，于是“采集诸先正碑版状记之文，旁及地志杂传，得若干篇”(26)，辑成《碑传集》一书，收集清初至嘉庆年间2000余人的碑传。缪荃孙鉴于“至嘉庆朝为止，迄今又九十年，中兴伟绩，贤才荟萃，长篇短牍，记载较多”(27)，继起辑为《续碑传集》，收录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1100余人物的碑传。闵尔昌《碑传集补》则补录钱、缪二书所无的810余人的碑传，以清代人物为主，兼收民国人物，作为二书的补充。汪兆镛《碑传集三编》试图在缪书之外，另起炉灶，别为“钱、缪两书之续”，搜集清末400余人的碑传。通计以上四书，共收录4000余人的碑传，且取材广泛，有行述、行状、墓志铭、墓志、墓表等多种材料，有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是研究清代历史的大型文献汇编。
　

　然而以上四种碑传集之编者，受其时代之局限或阶级之偏见，难免存在有意排斥或各种失收漏收的现象：
　　重要人物如名儒黄宗炎、顾祖禹、颜元、毛奇龄，史学家全祖望，古文家鲁九皋，诗人屈大均、谢启昆、丘逢甲，书法家王文治、邓石如，画家陈洪绶，俱未收入。已收入人物之重要或最重要传记往往失收，如于钱谦益，未收顾苓所撰《东涧遗老钱公别传》；朱彝尊，未收其孙桂孙、稻孙合撰之《祖考竹垞府君行述》，而二文皆详确之长篇。至于清初大量遗民碑传，失收者更为指不胜屈。

四种碑传集之编者俱为封建时代之士大夫，观点陈旧，已收之忠节、列女各类中，多不必收或不应收者，而有关于说部、戏曲、艺人等传记，则未网罗在内。
　

至于农民起义军，如太平天国领袖，台湾农民军首领林爽文，均遭排斥在外。(28)
　

故钱仲联编辑《广清碑传集》，重点在“广”字上下功夫，试图突破前四书的收录局限，如“清初明遗民，钱、缪诸人往往未见后来发现之珍贵材料，因而收辑不广。本书于此突出重点，研究清初史料或图编纂完善之明遗民录，不难取资于此。近代文集，于余私人收藏者外，复加勤搜，所得颇多难见之作，因而亦是本书之重点。其他宗教、艺术、百工等碑传，凡四种碑传集所疏略者，本书亦提供一定之篇章”。“总之，必须有征文考献价值者始行入集”。(29)该书收录人物1100余人，碑传1200余篇，基本弥补了前四书的缺漏和不足。
　　他如方树梅编《滇南碑传集》《续集》，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等，基本相似。就此而论，集录碑传为专书者，其根本旨趣在于“征文考献”，也就是曾国藩所谓的“借名人之碑传，存名人之事迹”(30)。
　　当然，我们审视集录碑传的旨趣，不能仅停留在“征文考献”这一层面，还应向前推进一步，即关注士大夫著述强调经世致用的旨趣。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们出于其阶级属性和立场，尤其是宋明以后史学受到理学的深刻影响，特别强调维护纲常名教，维持和反映当代统治秩序，注重发挥传统史学的教化功能。
　　焦竑治学强调经世，说：“余惟学者患不能读书，能读书矣，乃疲精力于雕虫篆刻之间，而所当留意者，或束阁而不观，亦不善读书之过矣。夫学不知经世，非学也；经世而不知考古以合变，非经世也。”(31)所以，他在参修本朝国史无成的情况下，转而辑成《献征录》，以期历考本朝历史得失，为本朝政治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属于“考古以合变”的经世作为。故其友称《献征录》，“所谓国体民瘼、世务材品，犁然而具，明主所与、文武将吏行事之实，庶几无缺，后王法之，群工尊之，则太平之略也”(32)，“至于折衷是非，综校名实，阙疑而传其信，斥似而采其真，所谓‘其义则某窃取之’，先生于此实有独鉴，异乎徒事网罗，靡所澄汰，爱奇好异，或滥情实者矣”。(33)如设置类目，将孝子、义人等置前，将胜国群雄殿后。所以，有人说焦竑“试图通过在《献征录》中对本朝人物事迹的翔实记载和描述，宣扬封建纲常中忠君、仁义、孝悌等价值观念……以达警世、昭世和醒世的目的”(34)。
　　钱仪吉认为阅读《碑传集》者，“果能口诵而心识焉，可以考德行，可以习掌故”，且通过对比其中篇章，“考信而不惑也。而要其大体，主乎乐道人善，以为贤士大夫畜德之助”。(35)恽毓鼎称缪氏“新编《续碑传集》十二册，征文考献，近四朝人物略见于兹，丰功长德，足备师资，不第诵文辞、识掌故也”(36)。汪兆镛编《碑传集三编》，“期于光、宣以来数十年政治之迁流，人才、学术之隆替，可以考镜”(37)。均重视发挥传统史学的教化功能，最终达到维护纲常名教的根本目的。
　　至于区域性碑传集，更多的是出于保存地方文献、复兴地方文化的责任和担当。方树梅早年受到当地学者赵藩、陈荣昌、袁嘉榖等人大力提倡“滇学”，传播经世致用思想的深刻影响，立志以平生精力“弘扬吾滇文献”，而后数十年之间惨淡经营，坚持不懈，“他对书不视为‘珍玩’，而是主张发挥致用”，“和他的研究工作，结合甚为紧密”，(38)纂辑《滇南碑传集》“以为征文考献之资”，且“言坊行表，滇之人踵武而发扬光大之，是余至所仰望也夫”。(39)《续滇南碑传集》之编辑，则是出于“辛亥改革迄解放初期已故之人物，于国家社会有关者……然皆生清末叶，至改革后，各占数十年，于先后所值政治、军事、教育、文化、风俗等之变革，为前史所未有。或隆或污，或升或降，内讧外祸，国事日蹙，民生日困，皆有莫大之关系。知其人、论其世，贻后贤以评骘，作信史之参稽，此《滇南碑传集》之不得不续也”。(41)
　　

　四、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
　　尽管碑传集类著述收录的碑传之文，多谀墓溢美之词，“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54)，不可否认的是，通过这些碑传，可以考见宋明以来各断代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风俗等社会历史的多方面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尽可能保存大量的原始文献。这是该类著述的主要价值之一。反映在具体录文上，基本保持一人一通碑传，甚至达一卷之多。以钱仪吉《碑传集》为例。因清世宗有“本朝大臣，以功则李之芳，以德则汤斌为首”之谕，“故用李文襄冠功臣之首，汤文正领大臣之前，而以陆清献、张清恪继之，遵圣训，重从祀也”。(55)故《碑传集》“康熙朝大臣”卷汤斌之下，辑入耿介《传》、方苞《逸事》、徐乾学《神道碑》、彭绍升《行状》、冯景《杂记》、杨椿《传》、汪士鋐《墓表》以及潘耒《送汤公潜菴巡抚江南序》等八篇碑传；(56)张伯行之下，则收录朱轼《神道碑》、张廷玉《墓志铭》、沈近思《墓表》、费元衡《行状》、蓝鼎元《传》、贺代伯《传》、杭世骏《传》、华希闵《传》、沈彤《述先师仪封张公训》、任兰枝《张清恪公年谱序》等十篇。(57)而且，该书“附录”体例，亦重在多保存原始文献。“或一人杂见他书者，同时之迹及其子孙言行有可称者，间为附录，殿于本篇。或论一事而臧否不同，述一事而甲乙又不同，或推挹过当，或沿习忘反者，往往有之”(58)。少者一二则，多者达二十条以上。如“宰辅卷”范文程下，除李果《传》、李霨《墓志铭》外，又附录十三则，取自《盛京通志》《贤良小传》《八旗通志》等。(59)再如“翰詹卷”施闰章下，除毛奇龄《墓表》一通外，附录二十则，主要出自汤斌《墓志铭》、高咏《行状》、彭绍升《良吏述》、《施氏家风续编》、全祖望《施愚山年谱序》、梅文鼎《述》、王士禛《池北偶谈》以及施闰章《学余堂文集》等。(60)因此，“于碑传全篇外，节取他说，考异刊同，各为附录，颇见用心”(61)。充分体现编纂者试图尽可能保存更多原始文献的良苦用心。
　　第二，有利于修史者所采择。如上所述，碑传集的编纂多与史学家或学者们的史学活动有关。如焦竑在参修本朝纪传体国史的过程中，开始纂辑《献征录》；钱仪吉在会典馆任职时，有见于内府所藏国史不为外人所易见而纂辑之；缪荃孙纂辑《续碑传集》，正是他在史馆任职期间。因此，此类著述一旦流布，即为修史者所采摭，有利于官私史书的编纂。万斯同指出：“焦氏《献征录》一书，搜采最广，自大臣以至郡邑吏，莫不有传，虽妍媸备载，而识者自能别之。可备国史之采择者，惟此而已。”(62)经今人对勘，清朝官修《明史》充分利用了焦竑《献征录》(63)。再如清末遗老修纂《清史稿》，率多依据钱、缪二家，“宣统辛亥后，《清史稿》告成，大抵采用官书外，依据钱、缪两编为多”(64)。
　　第三，成为考证史实的重要依据。这类著述收录的碑传，记载具体、详细，对于查考其人其事，如生卒年月、迁转次序、拜罢时日、言论举事并其家世等等，远较正史为详，其所收监司守令以下，亦多为正史不及，为治断代史者必备之参考书。所以往往为考史者所利用。“其议论之同异，迁转之次序，拜罢之岁月，则较史家为得真”，“遗文佚事，往往补正史所不及，故讲史学者恒资考证焉”(65)。如杜大珪《名臣琬琰碑传集》，两宋时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篇》、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较多采用之。到现代，该书亦为学者所倚仗。汤志钧当年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中的“《宋史》标校，从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以至宋人文集中的碑传，订正了《宋史》的失误”(66)。
　　至于焦竑《献征录》，记载明人事迹，“书郭子兴诸子之死，书靖难诸臣之事，皆略无忌讳；又如纪明初有通晓四书等科，皆《明史·选举志》及《明会典》所未载；韩文劾刘瑾事，有太监徐智等数人为之内应，亦史传所未详，颇足以资考证”(67)。钱仪吉曾指出《碑传集》的价值，不仅“可以考德行，可以习掌故”，可以补正史之不足，更强调其“有裨于实用”，曾在《后序》专门举例，说：嘉庆二十一年(1816)漕粮奏销册中列有里民津贴银米一项，户部莫知所由，疑为外吏私征，几予驳诘。嗣后从《朗文勤公墓志》及《八旗通志》中的《范承勋传》《郎廷极传》，得知江右多山溪，道险，漕粮盘运艰难，于是有里民津贴夫船之费，载于《赋役全书》，其事乃得明白。(68)此类足资考证之例，多不胜举，不再赘述。
　　第四，编者按语的多重价值。明代以后的碑传集，编者受历史考证学的影响，率多使用按语的形式考证史实。如钱仪吉《碑传集》，遇有事实不甚合符处，特别是有关典章制度方面，则加有按语考释。“仪吉案”涉诸多方面，或条列异说，或补充说明相关人物行迹、典章制度、所任官职，或补充说明碑传相关文字，或指出后人记载之误。再如缪氏《续碑传集》，“事有误者，间作夹注而已”(69)。“所撰按语多为考证事实，使得该集较之一般的史料汇编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70)。故有学者称：“这是缪氏编纂《续集》的方法，比前人仔细，且用夹注说明考证的结果，是历时较久的原因之一。删节远不如保存原文，这是正确的处理。”(71)
　　不惟上述，该类著述对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广清碑传集》《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续滇南碑传集》，所辑多是明末清初人物，或是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人物，“‘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恰恰是阶级矛盾尖锐，民族灾难深重的沧桑易代之际，仁人志士辈出，事迹可讽可咏，最能体现我们华夏民族的伦理精神和道德传统，因而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和学术价值。尤其是19世纪40年代以降，国是多故，战乱频仍，哀鸿遍野，民不聊生。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庚子联军、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影响中国近代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一一通过当事人的碑传在本书中作为详赡实录，每有正史所不能及者。而碑传撰者也多曾亲历其境，笔端风云往往与血泪俱下。切肤之痛，终天之恨，至今读来仍具有震慑人心的感染力，不啻为进行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72)。
　　

五、余论：集录碑传在当代史学中的延续
　　宋明以来，不少史家或学者将目光投向碑传类文献，集录成专门的文献资料集，尤以五部清人碑传之集为最(73)。而民国碑传之整理，则有国史馆之编辑试图，又有卞孝萱、唐文权编辑的《民国人物碑传集》和《辛亥人物碑传集》。可以说，宋明以后，各断代碑传集的编纂，踵武赓续，成为中国史学上一个突出的学术现象，彰显了优良的史学传统。
　　而且，碑传集的编纂一直持续至今，影响到今天的史学研究。至少出现了两条发展线索：一是将考古考察的古代碑刻汇录起来，成为历代碑刻集，如《江苏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辑》《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上海碑刻资料选集》《四川历代碑刻》《温州历代碑刻集》《广东碑刻集》《嘉兴历代碑刻集》《苏州博物馆藏历代碑志》《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等。
　　一是各地为挖掘和弘扬地方文化，古为今用，出现了大量以当地人物为中心的区域性的或专门性的碑传集。如《江宁碑传初辑》(卢前编，江宁县文献委员会，1948年印行)；《中国历代明医碑传集》(方春阳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年版)；《明清别集画学文献类聚·碑传》(韦宾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荥阳清人碑传集初编》(陈万卿编，广陵书社2015年版)；《南浔近代人物碑传集录》(陆剑、王巍立编，浙江摄影出版社2016年版)；《吴中名医碑传》(葛惠男、欧阳八四主编，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版)；《吴江学者碑传集》(杨阳主编，广陵书社2017年版)；《介休碑传集》(侯清柏、许中编著，三晋出版社2018年版)；《余杭历代人物碑传集》(王国平总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等。这些碑刻集里面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墓志铭。
　　此外，我们仍需正视碑传的某些不足和局限，要爱而知其丑，要实事求是地评价碑传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关于碑传研究的深化问题，章开沅这样呼吁：“如果进一步考察探讨碑传的文体、内容、作者、形制、礼仪、风俗等方面，则将可以发展成为具有自己特色的碑传学。”(74)对于新时期集录碑传工作的开展和延续，需要我们坚持唯物史观，力争在批判继承中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