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近代来华的职业植物采集者群体中，英国人波尔登的经历尤为独特，却鲜为人知。1909-1915年，波尔登先后穿行于冀晋陕及甘青藏区，为英美科研机构及商业团体搜集植物，是首位对这些地区进行植物学考察的英国人。作为植物猎人，他以域外探险、人际交往及植物采集为途径，获取有关植物最新信息的同时，将众多生长在中国的植物成功引入英美。依托与中国传统植物研究不同的知识背景，波尔登通过对植物的搜寻、观察、记录、整理及寄送，实践了西方将中国的植物纳入现代植物学体系的科学诉求以及依靠科学知识开拓并征服自然的决心。这一科学考察活动不仅揭示出地域性差异影响下的中国民众自然观念的不同，亦反映了西方列强在华政治扩张背景下物种迁移的特殊状态。
关键词：清末民初/波尔登/植物猎人/植物采集

18世纪以来，随着植物科学分类系统的变革和西方列强的扩张，一群专门以采集植物为任务的植物猎人(Plant hunter或Plant collector)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掀起了一股全球范围内的植物采集热①。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复杂多元，植物类群多样独特，亦引起西方各国的注意。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一批批来自英、法、俄、美等国的植物猎人涌入中国②。他们的足迹由东向西、从平原到山地，其活动范围的推进与列强入侵中国的步伐基本一致③。在这一群体中，英国人波尔登显得颇为不同。
　　波尔登④(William Purdom，1880-1921)，出生在英格兰威斯特摩兰郡赫弗舍姆(Heversham)。他的园艺训练始于其父工作的布拉特伊庄园(Brathay Hall)，之后又在维奇苗圃(Veitch Nurseries)⑤和库姆树木园(Coombe Wood)学习。1902年，波尔登进入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Kew Gardens)，三年后被正式录用为园丁。1909-1912年，波尔登受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The Arnold Arboretum of Harvard University)⑥和英国维奇苗圃的派遣，于中国北方采集植物，是首位对这一地区进行植物学考察的英国人，开辟了诸多植物采集的处女地。1914年，他又陪同英国植物学家法月(Reginald J.Farrer，1880-1920)前往甘青藏区探险，以向英国引入具有园艺价值的高山花卉。1916年年初，波尔登在结束探险后不久，被北洋政府聘为林务专员，参与中国森林资源调查和铁路沿线造林事宜，直至1921年病逝。他是为数不多的选择留华并成为中国政府洋顾问的植物猎人。在中国同僚眼中，波尔登性格沉稳、为人谦和，专注于推广林业，为中国植树造林做出了贡献，这也使其获得了北洋政府授予的三等嘉禾章⑦。波尔登逝世后，京汉铁路局长王景春、林学家凌道扬等45位中国人还在河南鸡公山附近为他立碑，以示纪念⑧。其经历之独特，可见一斑。但与当时热衷出版著作而名声大噪的其他植物猎人相比，波尔登对自己的植物探险并无公开著述，在华活动也因此鲜为人知。较早系统介绍波尔登的是英国园艺家罗伊·兰开斯特，他于1980年发表的文章简述了波尔登的生平⑨。随后，维奇苗圃研究者雪莉·史密斯根据波尔登与维奇的书信，对其在中国藏区的活动进行了梳理⑩。这些成果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罗桂环有关近代西方人在华植物考察的相关论著中对波尔登有所提及，但未作详述(11)；宗喀·漾正冈布等在《卓尼生态文化》一书中简略勾勒了波尔登在卓尼的经历(12)。2019年，澳大利亚园艺家阿利斯泰尔·瓦特的新书从园艺学角度叙述了波尔登的探险历程(13)。不过，这些研究更多涉及波尔登在华探险之旅，缺乏对其植物采集活动的深入考察，更未从史学视角给予诠释。不唯如是，就近代外国人来华采集植物的整体研究而言，目前学界虽已从不同的视角和研究路径进行了多元探讨，但以植物考察背后的科学思想及自然观念为旨趣的研究却较少触及(14)。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利用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园艺图书馆(The Arnold Arboretum Horticultural Library)所藏相关档案、书信及笔记，拟对波尔登在华的植物采集活动作系统考述，进而分析这一科学实践背后的深刻含义。

一 对中国北方及陕甘青藏地区的植物考察
　　1909-1915年，波尔登先后两次来华进行植物采集，其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气候较冷、季节变化明显、高山环绕的北方地区及陕西西部和甘肃南部。这两次采集活动，缘由迥异，路线不一，任务亦有所不同，但都打着域外探险的旗号。
　　1.为阿诺德树木园考察中国北方及陕甘地区
　　波尔登首次来华是受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和英国维奇苗圃的共同资助与派遣。1908年10月，阿诺德树木园创立者之一暨首任园长萨金特(Charles S.Sargent，1841-1927)向维奇苗圃负责人哈里·维奇(Harry Veitch，1840-1924)建议，有必要赞助一名植物猎人前往中国北方进行植物采集(15)。这是继1907年派威尔逊(Ernest H.Wilson，1876-1930)(16)在长江中上游地区采集植物后，双方欲再次联合雇用植物猎人来华，将生长在中国的植物引入英美。经多次商讨，他们认为此时正在邱园工作的波尔登为最佳人选，理由是年轻的波尔登具有专业且系统的园艺训练，适合在异域进行长时间的植物考察。1909年1月，波尔登考虑近一个月后，接受了阿诺德树木园的邀请(17)。次月，他便前往波士顿拜访萨金特，讨论考察活动事宜。
　　在波士顿，萨金特与波尔登确定了此行的主要目标，即考察那些未曾进行过植物探险的地区，增加对中国木本植物及其他植物的认知，并尽可能多地将它们引入英美。此外，萨金特还特别嘱咐波尔登，要注意搜集有关中国经济树种的信息。于是，他为波尔登专门设计了三年的详细考察路线：第一年春季从北京出发，经热河到围场，绕清朝皇家猎场采集周边植物，秋季前往五台山收集云杉、落叶松等乔木种子，随后返京；第二年，从北京经太原到蒲州，以此为大本营采集植物，之后赴陕西韩城搜寻野生牡丹，第二季度在陕西度过；第三年尽可能于早春抵达甘肃兰州，过大靖堡到却藏寺附近高山进行采集(18)。在上述区域中，一些地方虽已有西方人来过，但这些人多为非专业的植物采集者，他们主要是在地理考察或游历过程中随手摘采，因此必然会有植物被遗漏(19)；至于围场、韩城及甘南地区附近的山地，尚未有欧洲植物猎人到过，这些地方堪称植物采集的处女地，生长着许多尚待发现的物种。
　

　一切准备就绪后，波尔登从波士顿出发，走水路先到上海，然后乘船北上，于1909年3月31日夜抵达北京(20)。在京期间，他组建了一支植物采集队，并购置了采集活动所需的纸板、木箱及锡纸等物品，随后还考察了北京周边的植物群，收集到银莲、水仙等观赏花卉(21)。在获取内地游历护照后，波尔登一行人于5月乘马车前往围场，沿途植被稀少，几无人烟，景致颇为荒凉。波尔登在写给萨金特的信中，特别提及这一地区森林遭到滥伐，只见遍地树桩，直到围场附近才有茂密林地出现(22)。因此，他便以围场为中心，对周边植物进行考察，先后采集到报春、杜鹃等花卉及各类松果(23)。三个月后，波尔登等人转至五台山。他们在附近山地采集到落叶松等树种，但因雨水不断，致使采集的植物标本大多受潮严重。不得已，采集队只能重返围场补采秋季的植物种子，并于年底回到了北京。
　　1910年4月，波尔登再次离开北京。按既定路线本是逆黄河而上，沿主路直达陕西西安，但他却改从太原向西北，渡黄河到榆林，然后南下经绥德至延安。在延安附近的深山中，他找到萨金特梦寐以求的野生牡丹。随之，他选择走小路，穿过蒲州与韩城之间的森林后南下，于6月初抵达西安(24)。6月20日，采集队到达秦岭山脉太白山，并以此为据点进行考察，发现了许多梨属植物(25)。金秋之际，波尔登开始穿梭往返于太白山与延安之间，采集两地的植物种子，取得了丰硕成果(26)。随着冬季的到来，他们仍未按原计划向西推进，而是调头返京，整理并寄送这一年采集的植物标本及种子。1911年2月底，波尔登启程前往甘肃。与此前规划的路线不同，他预计在早春先赶到岷州，对甘南地区进行第三年的植物采集。他经西安直向西南，辗转于秦州(今天水)与文县之间的峡谷和乡间小路，在4月中旬抵达岷州。一进甘南，波尔登便感到这里的风景与此前所经之地截然不同：此处高山环绕，气候清爽，当地居民的建筑以红白相间的藏式石房为主，人文风情的变化极为明显。他在此停留数日，采集到多种绿绒蒿和报春花(27)。随着气候变暖，波尔登向西入卓尼与洮州，继而发现了更多的高山植物(28)。但由于当地僧侣的拒绝，他未能进入拉卜楞，只好转而向东，往西固(今舟曲)方向行去(29)。
　　波尔登来华期间，正值中国内部动荡、列强环迫之际，民众排外情绪日益高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正在岷州的波尔登与外界几近隔绝，当地民众对其敌视态度愈加强烈(30)。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提前离开，于次年3月匆忙赶到北京，途经郑州时还与附近民众发生摩擦，丢失了一些行李(31)。回京后，他又在周边采集到萨金特想要的核桃、栗子及七叶树等植物，并于1912年5月经西伯利亚铁路返回英格兰。与阿诺德树木园雇用来华的首任植物猎人威尔逊相比，波尔登采集的植物品种并不算多，但他发现了紫罗兰报春(Primula purdomii)、太白杜鹃(Rhodomendron purdomii)等植物。特别是他搜集到的牡丹，是欧洲人第一次见到野外生长的品种，尤为珍贵。此次考察虽未达到既定目标，但萨金特表示，年轻的波尔登奔波于中国荒野，历尽艰险，对美国有关中国植物研究的贡献值得肯定(32)。然而，对于波尔登来说，植物猎人不仅是一份工作，亦是助其获得游历东方的机会。从寄给树木园的照片来看，他对中国的风土人情颇感兴趣，所拍摄的内容大多为当地人的特写镜头及乡土景观。正如范发迪所言，植物猎人这项工作使年轻园丁开辟新的职业生涯的同时，亦激发了其在域外探险中有关自然的浪漫想象和文化体验(33)。
　　

　在兰州度过冬天后，波尔登与法月于1915年3月28日沿黄河向西出发。十余日后，他们经碾伯抵达西宁，并以此为大本营对周边山地进行植物采集。但由于此时天气仍寒，高山上的植被尚未复苏，前往大通河流域的考察时机还不成熟，采集队只好在西宁暂留一个月。5月伊始，天气转暖，他们则起身前往大通河，并以威远堡为据点。之后，一行人越过大通河抵达天堂寺，继而翻山至却藏寺，获得了种类颇多且珍贵的高山植物。随着夏季来临，他们在大通河流域树木繁茂的峡谷里发现了白色金莲花，在海拔较高的草丛边缘和凉爽的巨石旁找到一种新的报春花——束花粉报春(Primula reginella)(40)。法月在一处山顶还遇到一株线叶龙胆(Gentiana farreri)，他自认为这是其最成功的一次发现(41)。夏末，他们沿大通河，再从天堂寺经平番(今永登)，向东返回兰州。10月初，采集队稍作休整后，经秦安前往川陕边境的徽县与略阳，后抵达嘉陵江边的保宁。他们在此租了一艘船，顺流而下至重庆，再沿长江过宜昌到汉口，最后北上至京，结束了为期两年的植物探险(42)。波尔登与法月在甘青藏区的采集弥补了波尔登此前未能考察大通河流域的遗憾。在此次探险中，他们收集到多种高山植物，包括首次发现的野香荚蒾(Viburnum fragrans)，并将小叶丁香(Syringa microphylla)、甘青铁线莲(C.Tangutica var.Obtusiuscula)等具有园艺价值的植物引入英国栽培。不过，采集队也遭遇不少危险。他们在途中一直受白朗起义军的威胁，在西固期间还参与了当地民众的防御行动(43)。
　　当波尔登与法月进入大通河流域时，《北华捷报》对他们的活动进行了报道。该报称赞这是一次既危险又光荣的科学探险，肯定他们将生长在高山峡谷的中国植物移至西方花园以作观赏物与装饰品的努力(44)。结束考察回到英国后，法月先后在皇家地理学会进行了两场与之相关的报告(45)。在演讲及后来出版的著作中，他亦将在华探险描述为征服座座雪山，克服社会动荡，终而寻找到隐匿于东方高山寒气中光彩夺目的花卉的历险记。可见，这两位植物猎人穿行于中国西北崇山峻岭之间的经历被自己和在华西方人视为具有崇高价值的科学实践。同时，他们在华的身体感知与文化体验所带来的域外想象相互交织，展现在属于他们的东方冒险故事之中。
　

二 人际交往：植物信息网络的生成
　　对近代来华的植物猎人而言，有关植物及其地理位置的信息是规划路线的依据，亦是寻找特殊植物的指南。受空间限制，波尔登所获的信息主要来源于探险途中的人际交往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波尔登在华的人脉关系逐渐建立，并以此形成了其搜寻中国植物的信息网络。
　　1.通过在华外国人获取信息
　　从前文可知，波尔登最初获取有关中国北方植物种类及分布的信息主要来于萨金特。萨金特在向波尔登介绍探险计划的信中，提到先后有人在中国北方从事采集活动，包括法国传教士汤执中(Pierre N.D’Incarville，1706-1757)、谭卫道(Armand David，1826-1900)，俄国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和波塔宁。他谈及牡丹在中国的分布情况时，备注道：“贝勒的笔记，第426页”(Bretschneider’s note on page 426)(46)。经查，此处“贝勒的笔记”正是俄籍汉学家贝勒(EmileⅤ.Bretschneider，1833-1901)撰写的《欧人在华植物发现史》一书，书中第426页内容亦与萨金特信中的记述吻合(47)。该书于1898年在伦敦出版，将20世纪以前欧洲人在华的植物采集活动按阶段划分，对相关采集者的经历及成果进行了详细考述，其中就包括萨金特提到的采集者。显然，萨金特关于中国植物的信息大部分是通过阅读前人撰写的相关著作所得。不仅如此，他还在信中写道，1908年植物猎人弗兰克·迈耶(Frank N.Meyer，1875-1918)在五台山采集过植物，得知这一地区大部分山林已被砍伐殆尽，但还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物种。迈耶是由美国农业部派至中国以寻找经济作物为核心的职业采集者，于1905年9月来华，先后进行了四次主要的采集活动(48)。事实上，迈耶还受阿诺德树木园的资助，在华期间也一直与萨金特保持书信往来，故萨金特能直接从他那里得到有关中国植物现状的信息(49)。随着探险之旅的开启，波尔登便不断从与在华外国人的交往中获取新的信息，进而修正原有的行走路线及采集范围。1909年3月底，波尔登抵达上海，随即约见了亦在此地的威尔逊。此时，威尔逊在阿诺德树木园派遣下已在长江中上游地区进行了两年的植物考察。两人汇合后商量了波尔登接下来的行程，威尔逊更是资助了他两百美金作为旅费，以供其在北京购买探险及植物采集所需的装备(50)。4月初，波尔登到达北京后便前往美国驻华使馆和英国驻华使馆，凭萨金特的介绍信分别拜谒了美国驻华大使柔克义(William W.Rockhill，1854-1914)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Jordan，1852-1925)。其中，柔克义曾先后两次考察西藏，对波尔登的探险计划颇为关注，表示会帮助其解决所有问题(51)。此外，波尔登还与英国领事馆护卫安德森(Colonel Anderson)结下友谊，在其陪伴下考察了北京及张家口的植物生长情况(52)。安德森还将柔克义的著作《喇嘛之地》(53)专门赠送给波尔登。该书后来成为波尔登前往中国西北地区考察的重要参考资料(54)。
　　

1910年1月，波尔登造访了在北京的《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George E.Morrison，1862-1920)，寻求去山西、陕西及甘肃的建议。莫理循在华颇为活跃，游历过中国南方及东三省地区，此时刚从河南和山西返京不久。他给波尔登提供了许多有关北方的信息，并建议其改变原定前往西安的路线，认为新制定的路线对植物采集更有意义(55)。波尔登正是接受了他的意见才发现了欧洲人尚未见过的野生牡丹。6月，波尔登在穿越陕北抵达西安后，还偶遇英国领事谢立山(AlexanderHosie，1853-1925)(56)。受英国外交部派遣，谢立山此时正在对中国内地的罂粟种植进行调查，并计划对山西、陕西及甘肃等6省进行实地考察(57)。在与谢立山交谈中，波尔登极可能获得了有关中国自然资源及植物分布的最新资讯。
　　在第二次来华考察期间，波尔登接触到在华传教士克省悟(William M.Christie)(58)。1914年，他与法月抵达拉卜楞后立即拜访了在此居住数年的克省悟。波尔登与法月不仅通过他了解到藏传佛教的情况及当地的宗教活动，在其推荐下还成功进入拉卜楞，并谒见了当地土司及喇嘛(59)。对波尔登与法月而言，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景观，卓尼藏区比此前游历的地区差异都很大。若没有深入该地且熟悉当地情况的外国传教士的介绍与引领，波尔登等人很难在此顺利进行植物采集(60)。
　　波尔登与法月在西固地区活动时，迈耶亦抵达此地寻找作物，三人会面后还一同前往岷州进行考察。起初，法月得知另有外国人来此采集植物，颇感紧张，担心对方也是以采集高山植物为目的，与之重复(61)。由此可见，同时期在华进行植物采集的外国人虽然相互扶持，但亦存在竞争关系，力图在植物采集的种类及数量上胜过其他同行。
　　

2.依靠中国人协助采集
　　波尔登并非孤身前往这些几近荒野的山地，与其他在华考察和游历的外国人一样，他亦组建有自己的团队。根据波尔登第一次考察的支出明细可以看出，他雇有一名长期的贴身男仆(Boy)，若干名临时苦力，前往甘肃途中还雇了一名厨师与一名挑工(62)。第二次来华探险时，波尔登又找到了此前的仆人(法月称其为Mafu，马夫)专门负责探路，让他的哥哥(法月称其为Go-go)管理日常事务(63)，另雇有六名骡夫照料驮有行李、探险器材及采集工具的十头骡子，从而组成了由两位外国人带领、八位中国人随行的采集队。与其他在华探险者相似，波尔登的贴身仆人“马夫”是其最得力的助手。马夫来自山西农村，略懂英文，对西方世界稍知一二。在法月看来，此人既有吃苦耐劳的品行，又有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好奇心(64)。考察途中，马夫会先行探路，确定好路线、打点休息地后再返回带领队伍前行。他不仅是采集队的引路人，有时还担任翻译，为波尔登和法月解释各种见闻与习俗。更为重要的是，马夫虽为贫民出身，未受过教育，但他了解官衙相关礼节，懂得如何与地方官打交道，这一点对波尔登等外国人颇为重要。可以说，正是有马夫这类在历史记述中的无名者的协助，这些外国人的在华探险活动才得以顺利进行。
　　每到一处，马夫会先行至地方衙门，递交英国和美国驻华领事馆的介绍信，然后波尔登等人再登门拜访当地官员。由于有领事馆和中国政府颁发的游历护照，他们所到之处，地方官均以礼相待，并会派一两名士兵护送其在所属区域进行考察，以免发生不测。在波尔登的两次探险过程中，不管是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地方官员迫于不平等条约，皆予以周到而严密的保护。
　　波尔登的植物采集工作亦离不开当地人的协助。他每抵达一采集区，不仅会找当地向导引路，还时常召集并雇用劳工为其专门采集植物(65)。一般情况下，雇用的采集工均以季度为单位，主要负责收集秋季的植物种子。如果当地采集工采集的植物较为完整且成果颇丰，波尔登会在次年或第二次采集时继续雇用，并与其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依靠当地向导和植物采集工的经验和帮助，波尔登基本上能对所在区域的植物进行一年四季完整的采集。
　　总之，波尔登通过与在华外国人的接触，获取了有关采集中国植物的最新资讯，尤其是前往内地探险的相关信息，与之前通过文本获取的知识不同，此类信息更具参考价值。而波尔登雇用中国人组建采集团队，并与当地一些民众建立合作关系，有效地了解了植物的分布状况和生长习性等信息，这些信息多具地方性和经验性。在近五年的探险活动中，波尔登的人际交往推动了有关中国植物信息的流动。
　

　三 在华的科学实践与观念碰撞
　　通过对波尔登考察路线的梳理，植物采集活动的特殊性亦得以彰显。第一，波尔登在考察过程中的空间位移并非直线前行，而是随季节变化往复其间。季节循环限制了植物采集的时间、地点与采集对象。第二，采集的周期性要求采集者必须以据点为中心，以便掌握植物群的分布状况。更为特殊的是，这一活动要求波尔登需按植物学考察标准对所采集的植物进行整理与寄送，以满足西方的科学研究。不过，波尔登的采集活动并非一帆风顺，期间多次与当地人产生摩擦，究其缘由，多是与所到之处民众自然观念的差异所致。
　　1.现代植物学知识体系下的域外采集
　　波尔登的植物探险是在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以植物分类及系统研究为核心的知识框架下进行的。前文言及，波尔登首次来华是为完成阿诺德树木园在中国北方地区的考察，从而对中国植物区系有较为完整的探索。萨金特认为中国除了存有大片未经考察的处女地外，其地理位置与北美洲相似，若将中国和北美的植物进行比较，这对北美植物分类研究以及亚洲东部与北美地区植物亲缘关系的研究颇为重要(66)。综而言之，波尔登来华采集的植物将主要用于三层科学研究：一是比较中美植物区系；二是勾勒新旧植物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三是试图建立较为完整的植物分类体系。
　　19世纪末，重视植物地域区系及亲缘关系的比较研究是西方植物分类学的核心内容。此前关于植物研究的重点是根据植物形态及生殖器官进行分类与命名，但自达尔文于1859年提出进化论后，植物分类学研究的重心发生转移(67)，即开始围绕植物的亲缘关系和地理分布进行研究，期以重建反映差异谱系的自然系统。作为美国现代植物分类学的主要科研机构，阿诺德树木园亦以此作为植物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并希望通过科学实践对中国植物和北美植物进行比较，进而探索中美植物之间的承续性与变异性(68)。在此知识框架和科学诉求的前提条件下，波尔登在探险过程中按照植物学标准对采集的植物进行了系统整理与寄送。其步骤一般为：每到一据点，首先观察周围植被分布情况，随时记录其地理位置；发现有采集价值的植物后，根据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之分采集整个植物或其各部器官，根、茎、叶、花在同期采集，果实及种子于秋季捡收。
　　采集完成后，波尔登会根据植物的基本特征判断种类，然后进行标本制作，并编号记录。根据萨金特的要求，波尔登一般将木本植物分为六组晾干，以显示物种的分布。不过，即便同一物种在不同区域获得，仍需分组晾干；如果物种出现不同的情况，则需制作若干组标本，尽可能显示其差异。就草本植物而言，波尔登通常对采集到种子的植物和具有科学研究或园艺价值的植物进行标本制作，其他的草本植物仅做两三套干燥标本。此外，所有植物标本都附有描述性说明，标记标本无法显示的信息，如采集的日期、地点、海拔，植物的平均高度、直径、习性，花果的颜色以及植物的经济用途等。
　

　植物标本及其种子在整理完成后则打包寄送。波尔登通常将橡树、栗子及核桃等种子用泥土或苔藓包装在锡盒中，以保持湿润状态。若无法取得木本植物的种子，他则将嫁接或扦插的植物用水浸润并以油纸包裹，装入包装袋中。所有草本植物和球茎植物的种子则直接包在土壤中，然后装入袋子。基本上每在一个据点完成一次外出采集，波尔登便会尽快寄出植物，以防坏掉。根据以往经验，萨金特发现从中国到波士顿，邮寄植物种子比货运整箱活的植物更加经济实惠，故波尔登寄出的植物多以裹为小包的种子为主，并通过加拿大太平洋邮轮及铁路，以邮寄的方式送到美国东海岸。当然，波尔登寄出的包裹并非都能安全或完整地送达，期间亦曾出现过丢失等情况(69)。
　　还应指出，波尔登对植物整理的标准及方法，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植物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的植物研究正处于从本草学到近代植物学的过渡阶段，研究方法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相互交织。其中，吴其濬所撰的《植物名实图考》被视为这一阶段的代表性著作。根据孟悦对西方植物学家林奈和吴其濬的对比研究，仍可以看出我国传统植物学在知识分类和价值呈现上与西方现代植物学存在明显差异。以林奈创立的植物分类命名体系为基础的植物学，其特点主要是根据生殖器官如花蕊的类型、大小及数量对植物进行重新分类和命名，并将植物分为根、茎、叶、花、果实及种子，对其各个部位进行解剖，以探索植物内部的奥秘。这一点从波尔登对植物的采集与整理过程即可看出。而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中按图识草，以植物个体为最小分析单位，强调其整体性；他还借用“气”“阴阳”等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关自然的概念作为认知植物的重要依据。因此，与西方植物学学理与规范相比，中国传统植物研究更强调植物这一生命体内外的互动性(70)。
　　

2.植物采集过程中自然观念的碰撞
　　波尔登在华的植物采集活动不仅揭示出中西知识体系的区别，更展现了不同地区自然观念的差异。在考察过程中，波尔登多次因采集植物引发与当地民众的冲突，其中以他在太白山的经历最为典型。1910年8月28日，波尔登在西安致信萨金特和维奇，报告近期植物采集情况，详述了他在太白山遭到当地人抵触一事。太白山位于陕西省宝鸡市东南方的眉县，其山顶拔仙台海拔近四千米，为秦岭山区的最高峰。因地势较高、气温悬殊，太白山的植物带分布极为鲜明，故该山是波尔登在陕西的重要据点。在此前的6月20日，采集队到达了太白山附近的村落。由于持续不断的大雨，太白山山谷的溪流已变为奔腾的洪水，但他们仍冒雨攀爬，五日后到达离山顶五里处的山腰。此时雨还在下，毫无停歇的征兆。生活在山上的道士便将这许久不停的滂沱大雨归咎于波尔登的出现，多次催促他下山。波尔登起初并未在意，仍继续在山中采集。不过，他很快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进入7月以后，上山祭拜和祈福的乡民日益增多，道士们便借此传言，称暴雨不断的原因是波尔登踏行于山间窥视太白山神，偷窃山上生长的植物，因此惹怒了上天。根据波尔登的记述，当时关于他的“谣言”充斥乡间，使他感到周围充满敌意，山上道士对其态度更是“恶劣”，情况变得相当严重(71)。于是他立即派采集队中的一名苦力假扮祈福者，下山给北京的英国使馆和眉县县衙送信。不久，英国使馆通知西安府派人前往眉县了解情况，并将官府的许可文件送上山，这才使其摆脱困境。事后，眉县官吏劝其尽早离开，以防与当地人再生摩擦，但波尔登坚持留在太白山继续采集。后来由于多名随从病危，波尔登才决定带领团队下山。连日大雨是此次冲突的导火索。就当地人而言，波尔登作为外国人，本身就是异质性的存在，暴雨不断的天象是对其植物采集活动的惩戒。太白山自唐贞元始便是祷雨之地，备受当地人崇拜(72)。当波尔登到达此地后，自然灾异的出现便使当地居民认为能兴云致雨、止旱弭灾的灵山受到了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太白山至晚从唐代便是道教的重要场所，历朝都有道士在此修行。道教的神学教理亦影响着太白山道士对波尔登植物采集活动的理解。在这些道士看来，波尔登的采集活动破坏了太白山三气合德的圣境。据此，太白山一事不但反映了当地民众对外国人植物采集活动的态度除受排外情绪的影响，还有传统灾异观和当地宗教信仰的因素，更揭示出这一地区对自然的理解与波尔登所认知的现代意义上的自然概念不同。
　　然而，中国地域性差异明显，信仰格局多样，不同地区民众对自然的认知亦不一致。与第一次来华相比，波尔登与法月采集植物的地方最为特殊，大多是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如卓尼藏区、大通河流域。清末民初，这些地区虽为多民族聚居区，但居民大多信仰藏传佛教。受宗教信仰影响，当地人的自然认知与华夏汉文化地区的居民迥异。在藏传佛教世界中，一些山川、河流和高大树木都赋有神性，它们一旦遭遇破坏就会引发灾异(73)。1914年，波尔登与法月在前往西固附近的高山途中，偶遇一位当地农民。这位农民得知他们要上山采集植物，非常愤怒地警告他们不要攀登至高处，因为这是座神山，不可随意侵犯。不过，他们以县衙的名义与权威作为回应，继续前行(74)。西固是汉藏交界地区，清代以来其汉区设官署，藏区施行土司制度，宗教信仰以藏传佛教为主(75)。因此，警告波尔登一行的农民认为此山具有神性，便是受藏区山神崇拜的影响。由于山与植物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波尔登等人在这些地区所受到的阻力尤强。故而，他们在甘南周边进行植物采集时，大多是在西固汉区官府的保护下进行；进入藏区后，基本只做短暂停留或由当地土司派员保护。
　　需要说明的是，在此强调中国地方民众对波尔登在华植物采集活动的抗拒态度，并非重申其二元对立，以此消弭中西方认识自然的共性。不论是将植物作为食材、药材、建材等自然资源，还是作为仪式表达和意识建构的文化隐喻，这一时期人类主体对自然的观察和认知多是基于为自身服务，只不过波尔登在华进行植物考察的经历，更凸显地域差异影响下民众自然观念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是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区别，亦是中国内部不同区域的差异。

四 结语
　　在西方植物采集活动的热浪下，英国人波尔登被英美科研机构及商业团体选中，于清末民初来到中国搜寻植物，开启了新的职业生涯。他先后五年穿行于中国北方及西北地区的高山峡谷之间，成功将众多生长在中国的植物引入英美。在此期间，波尔登向阿诺德树木园寄送了550包的乔木和灌木种子及近1100份的植物标本，其中甘肃荚蒾(Viburnum kansuense)、花叶海棠(Malus transitoria)与美蔷薇(Rosa bella)等植物是阿诺德树木园首次引入并得以培育(76)；维奇苗圃亦从中获得了许多新奇品种，尤以褐毛橐吾(Ligularia purdomii)、太白龙胆(Gentiana apiata)等草本植物为主，因此还得到英国皇家园艺学会颁发的荣誉奖。然而，较之于第一次来华，由于已搜集了多种新品，加上气候导致植物种类变少等因素，波尔登与法月在甘青地区的采集成果并不丰硕，不过还是发现了华西杓兰(Cypripedium farreri)、西固小檗(Berberis aridocalida)及报春花属等植物(77)。之后，英美植物学界还从波尔登寄回的植物中挑选出一些特以其名字命名，如延安小檗(Berberis purdomii)、甘肃野丁香(Leptodermis purdomii)及太白杜鹃等，以纪念他为现代科学所做出的贡献。
　　作为植物猎人，波尔登以现代植物学为基准，通过对植物的搜寻、观察、记录、整理及寄送，使英美国家获取有关中国植物最新信息的同时，也增进了对中国自然的认知。这一过程展现了西方植物猎人背后的科研机构和商业团体对异域植物考察的重视以及依靠科学知识开拓并征服自然，以此重构自然秩序的决心。正是依托与中国传统植物研究不同的知识背景，波尔登才有对植物的“新发现”，进而实践将中国的植物纳入现代植物学体系的科学诉求。然而，波尔登踏行于中国大地之上，并顺利通过中国海关向西方输送植物的种种举动，离不开英美在华势力的保护与推动。这亦反映出当时外国人来华采集植物与西方列强在华扩张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及这种政治背景下所产生的物种迁移的特殊状态。此外，波尔登的探险经历还揭示出中国地方民众与外国植物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基于排外情绪和不同的自然观念等因素，中国民众对波尔登的采集活动多持抗拒态度。不过，亦有一些当地人为获取酬金或仅因友好的心态选择帮助他搜集植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英美两国在华的具体科学实践之中。在此期间，波尔登与在华外国人、中国官吏及地方民众等不同阶层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推动了其有关中国植物信息网络的生成，亦建立起他在华的人脉关系。1916年，波尔登在结束植物采集活动后，通过结识有留洋背景且关注林业的中国官绅(78)，以西方园艺经验和在华植物考察经历为敲门砖，被重视林学与林政的北洋政府雇用，转而变为携带现代科学来华的林务顾问。
　　

注释：
　　①有关这一群体主要的活动区域及采集经历，详见艾丽丝·科茨：《寻找植物：园艺探险家的历史》(Alice M.Coats，The Quest for Plants：A History of the Horticultural Explorers)，伦敦：维斯塔出版公司1969年版。
　　②参见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③参见王楠：《帝国之术与地方知识——近代博物学研究在中国》，《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第238～239页。
　　④其中文名今存有珀东、珀登、威廉·波顿、普当、波道姆等多种翻译。据民国初年相关报纸及外交部档案记载，时人均称其为“波尔登”，故本文以此为其译名[见《沪报纪豫省政闻种种》，天津《大公报》，1916年2月20日，第10版；《咨送会聘英国人波尔登威廉合同请查照备案由》(1919年4月15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号：03-01-004-06-001]。
　　⑤维奇苗圃是19世纪英国以经营园艺为主的最大家族企业，先后派遣了多名植物猎人到世界各地探险。
　

(11)罗桂环：《近代西方人在华的植物学考察和收集》，《中国科技史料》1994年第2期，第27页。
　　(12)宗喀·漾正冈布等：《卓尼生态文化》上册，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73～78页。
　　(13)阿利斯泰尔·瓦特：《波尔登与法月：中国屋檐上的植物猎人》(Alistair Watt，Purdom and Farrer：Plant Hunters on the Eaves of China)，墨尔本：尤里卡出版公司2019年版。
　　(14)相关研究大致为：一、罗桂环以学科史为视角概述了外国采集者对华植物的研究及其对中国生物学的意义(见罗桂环：《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二、范发迪(Fa-ti Fan)从科学史出发，强调“科学实作”过程中当地人对知识生产的贡献(见范发迪著，袁剑译：《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三、穆格勒借历史人类学方法剖析了植物采集者对华的书写及其在西南地区活动的文化意涵(见埃里克·穆格勒：《纸路：在中国西部植物探险的档案和经验》(Erik Mueggler，The Paper Road：Archive and Experience in the Botanical Exploration of West China and Tibet)，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四、李沛容等关注来华采集者在边疆地区的活动[李沛容：《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植物学家的东部藏区活动考述(1906-1927)》，《西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116～122页；赵艾东：《19世纪后期英国博物学家普拉特两访打箭炉(康定)及启示》，《四川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89～96页]；五、刘琨从农业史角度就美国人在华的作物采集及其对美国农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评析[见刘琨：《美国在华作物采集活动研究(1898-1949)》(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农业大学2017年]。
　　(15)“萨金特致哈里·维奇函(1908年10月10日)”(“Correspondence from C.S.Sargent to Harry Veitch，October 10，1908”)，《萨金特文件集，1868-》[Charles Sprague Sargent(1841-1927)Papers，1868-]，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园艺图书馆藏，档号：SeriesⅢ-Outgoing letters。
　　(16)英国人威尔逊于1897年进入邱园工作，1899-1905年先后两次前往中国，沿长江一带为维奇苗圃采集植物；1907-1911年由阿诺德树木园派往华西地区，被誉为“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第一人”[详见罗伊·布里格斯：《中国威尔逊：厄内斯特·威尔逊传(1876-1930)》(Roy W.Briggs，“Chinese”Wilson：A Life of Ernest H.Wilson，1876-1930)，伦敦：英国皇家文书局1993年版]。
　　(17)“哈里·维奇致萨金特函(1909年1月9日)”(“Correspondence from Harry Veitch to C.S.Sargent，January 9，1909”)，《萨金特文件集，1868-》，档号：SeriesⅢ-Incoming letters。
　　(18)“萨金特致波尔登函(1909年2月8日)”(“Correspondence from C.S.Sargent to William Purdom，February 8，1909”)，《波尔登文件集，1909-1912》[William Purdom(1880-1921)Papers，1909-1912]，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园艺图书馆藏，档号：SeriesⅣ-Box 1-Folder 1。
　　(19)相关采集者详见沈福伟：《西方文化与中国(1793-2000)》，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34～567页。
　　(20)“致萨金特函(1909年4月1日)”(“Correspondence to C.S.Sargent，April 1，1909”)，《波尔登文件集，1909-1912》，档号：SeriesⅡ-Box 1-Folder 2。
　(21)“致哈里·维奇函(1909年4月27日)”(“Correspondence to Harry Veitch，April 27，1909”)，《波尔登文件集，1909-1912》，档号：SeriesⅢ-Box 1-Folder 1。
　　(22)“致萨金特函(1909年5月18日)”(“Correspondence to C.S.Sargent，May 18，1909”)，《波尔登文件集，1909-1912》，档号：SeriesⅡ-Box 1-Folder 5。
　　(23)“致萨金特函(1909年6月18日)”(“Correspondence to C.S.Sargent，June 18，1909”)，《波尔登文件集，1909-1912》，档号：SeriesⅡ-Box 1-Folder 6。
　　(24)“致哈里·维奇函(1910年6月7日)”(“Correspondence to Harry Veitch，June 7，1910”)，《波尔登文件集，1909-1912》，档号：SeriesⅢ-Box 1-Folder 9。
　　(25)“致哈里·维奇函(1910年8月28日)”(“Correspondence to Harry Veitch，August 28，1910”)，《波尔登文件集，1909-1912》，档号：SeriesⅢ-Box 1-Folder 10。
　　(26)“致萨金特函(1910年10月30日)”(“Correspondence to C.S.Sargent，October 30，1910”)，《波尔登文件集，1909-1912》，档号：SeriesⅡ-Box 1-Folder 16。
　　(27)“致哈里·维奇函(1911年4月19日)”(“Correspondence to Harry Veitch，April 19，1911”)，《波尔登文件集，1909-1912》，档号：SeriesⅢ-Box 1-Folder 13。
　　(28)“致萨金特函(1911年8月5日)”(“Correspondence to C.S.Sargent，August 5，1911”)，《波尔登文件集，1909-1912》，档号：SeriesⅡ-Box 1-Folder 23。
　　(29)“行程”(“Itinerary”)，《波尔登文件集，1909-1912》，档号：SeriesⅤ-Box 1-Folder 1。
　　(30)“致哈里·维奇函(1911年12月17日)”(“Correspondence to Harry Veitch，December 17，1911”)，《波尔登文件集，1909-1912》，档号：SeriesⅢ-Box 1-Folder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