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绥州与元丰宋夏战争
　　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西夏发生政变，惠宗秉常为其母梁太后囚禁，种谔因此向神宗进言趁机讨伐西夏，神宗遂决意西讨。七月，神宗下诏陕西鄜延、泾原、环庆、熙河、河东麟府路五路伐夏。种谔“将鄜延及畿内兵九万三千出绥德城”，由绥州向银、夏等州进兵：
　　敌屯兵夏州，谔率本路并畿内七将兵攻米脂，三日未下。夏兵八万来援，谔御之无定川，伏兵发，断其首尾，大破之，降守将令介讹遇。捷书闻，帝大喜，群臣称贺。……谔留千人守米脂，进次银、石、夏州，不见敌。
　　种谔大军围攻米脂寨，在歼灭西夏援军八万人后，米脂守将令介讹遇投降，这是种谔初期的胜利。种谔大军取得初期胜利的原因，便是绥州在宋朝手中，使种谔可以无后顾之忧，将主力投入西夏。
　　但西夏军随即避免与种谔大军进行决战，故种谔军“不见敌”，无法歼灭西夏主力，反而孤军深入，军需粮草消耗殆尽，“种谔驻兵麻家平以俟折运，逾期不至，士卒益饥困，行八日次盐州，会大雪，死者十二三，左班殿直刘归仁率众南奔，相继而溃入塞者三万人”。种谔的鄜延大军因此溃散。
　　另一方面，环庆（主帅为高遵裕）、泾原（主帅为刘昌祚）两路大军围攻灵州，也被西夏击败，“高遵裕攻围灵州，十有八日不能下，粮道且绝。贼决七级渠以灌我师，水至，遵裕断炮为梁以济，刘昌祚殿，手剑坐水上，待师毕济然后行。贼骑追袭，转战累日，至韦州，士争入寨，无复队伍，贼乘之，我师溃死者甚众”。这一战役，西夏方面尽量避免与宋军主力决战，采取诱敌深入、决河灌宋军、抄绝粮道等方式，一步步消耗宋军战斗力，最后宋军大败。
　　灵州大败之后，宋军转攻为守，种谔“谋据横山之志未已”，希望由绥州向前部署，在横山地区修筑城堡，与西夏长期抗战，于是派遣其子种朴向神宗呈上其方策。神宗并亲自召见种朴询问细节，并将种朴擢为閤门祗候。在种谔的建议之下，神宗“命徐禧、李舜举使鄜延计议”，与种谔进一步商定细节。
　　元丰五年（1082），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沈括主张在古乌延城筑城，“以包横山，使夏人不得绝沙漠”，而给事中徐禧则主张“于银、夏、宥之界筑永乐城”，种谔认为永乐山上无水泉，不可修筑城堡，但神宗最后支持徐禧的意见，命令徐禧修筑永乐城堡，神宗赐名“银川寨”。然而永乐城堡刚完成，西夏立刻派遣大军三十万来攻，西夏军包围永乐城堡，断其水源，城内乏水，宋军渴死者大半，西夏终于将永乐城堡攻陷，徐禧战死。“是役也，死者将校数百人，士卒役夫二十余万，夏人乃耀兵米脂城下而还”。永乐之役结束后，不久种谔也“疽发背卒，年五十七”。种谔无法看到“据守绥州、西出横山”计划的实现，抱憾而终。
　　虽然灵州、永乐两役都以宋军惨败收场，不过可以发现与仁宗时宋夏战争不同的是，战争的主要战场是在西夏境内，灵州固然已深入西夏内地，永乐城亦位于西夏“银、夏、宥之界”，即使永乐城失陷，西夏在米脂城下耀兵而还，仍被宋朝占领的米脂城原先也是西夏的控制区。宋朝在鄜延一路，由于将绥州纳入版图，防卫形势完固，可以倚横山之险抗衡西夏，并可进而攻入西夏境内。至于攻入西夏境内后的胜负成败，则由其他军事因素决定（如宋军补给不力，西夏军战略战术得宜等），与绥州的战略地位无太大关系。元丰七年（1084），宋朝将从西夏手中取得的米脂、义合、浮图、怀宁、顺安、绥平六城寨隶于绥德城（绥州）。这些城寨便是历经灵州、永乐两役，由绥州向西经略仅存的成果。
　

　四 哲宗时代的绥德城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摄政，以司马光为相，废除神宗之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等人对宋神宗时代追求富国强兵的新法持反对态度，同时对开疆拓边的行动也非常消极。元祐元年（1086），西夏遣使至宋进行外交试探，要求归还兰州、米脂等五寨。司马光奏言：“灵夏之役，本由我起，新开数寨，皆是彼田，今既许其内附，岂宜靳而不与？……惜此无用之地，使兵连不解，为国家之忧。愿决圣心，为兆民计。”司马光认为“新开数寨”原本即是西夏土地，还给西夏又何妨？终于在元祐四年（1089），哲宗同意将边境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寨交还西夏。按葭芦寨在河东路石州，安疆寨在环庆路庆州，米脂、浮图二寨，则在绥州。张多勇、杨蕤认为，元祐四年弃地事件，将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寨归还西夏，边将经营横山的计划被朝臣打破，对于北宋边将来说是最大的悲剧
　　哲宗亲政以后，重新恢复神宗对外拓边的政策，史称“绍圣绍述”，逐步收复绥州沿边城寨。哲宗元符二年（1099）十一月，“诏绥德城为绥德军”，并将“暖泉、米脂、开光、义合、怀宁、克戎、临夏、绥平寨、青涧城、永宁关、白草、顺安寨并隶（绥德）军”。将绥德城的地位提升为绥德军，再度开始由横山向西扩张，直到徽宗崇宁四年（1105）三月，“戊午，复银州”。收复银州者，为陕西转运副使陶节夫：
　　《陶节夫家传》：乙酉春，夏人又点集，与本路绥德军相对，久之，谍者言：“夏人引其兵东矣。”先公（陶节夫）议出师，城银州，官属皆不愿从，至有引永洛事（按:即永乐城之败）争者。又曰：“夏人东出，不过至麟府，此去不踰旬，奈何？”先公曰：“我计之熟矣，夏人必西趋泾原，诸君不我从，我当以二子与士卒同死生。”遂选耿彦端为都统制，而二子从之云云。疾驱至银州，夏众来拒者犹万人，我师即陈，一击而败，遂城之，五日而筑毕。夏人果趋泾原，扰萧关筑事，洎闻城银州，引兵来争，城成已几月矣。至城下顾瞻，无可奈何而退。
　　南宋初年名将韩世忠也曾参与其役，《宋史·韩世忠传》记载：“崇宁四年，西夏骚动，郡调兵捍御，世忠在遣中。至银州，夏人婴城自固，世忠斩关杀敌将，掷首陴外，诸军乘之，夏人大败。”宋军攻占了西夏的银州，自种世衡、种谔以来据守绥州、西出横山的策略总算有了较大的成果。
　　结 论
　　西夏先祖为唐末定难军节度使拓跋思恭，定难军节度使的管辖范围为银、夏、绥、宥四州，因此这四州之地成为党项最早的据点。西夏元昊称帝，与宋朝开战之后，绥州在横山以东，可直取延州，因而造成宋军三川口之败。为了解决绥州对延州的威胁，范仲淹推荐种世衡在绥州与延州之间修筑青涧城，作为防御延州之用。至世衡之子种谔，更转守为攻，于治平四年(1067)诱降西夏守将嵬名山，攻占绥州。
　　宋朝占据绥州之后，宋朝鄜延路的防卫形势日趋完固，延州已不再受到西夏的侵扰威胁，但种谔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更进一步计划以绥州为据点，越过横山向西经略，企图攻入西夏境内，收复银、夏等州。
　　然而，种谔的计划受到了许多阻碍与挫折，治平四年种谔遭到文官弹劾，幸有神宗袒护才能官复原职。熙宁四年（1071）受韩绛之命攻取银州，又因庆州军士的叛变而失败。至元丰四年（1081）五路伐夏，种谔一度攻入西夏境内，却因粮运不继而败。元丰五年（1082）作为绥州前进基地的永乐城堡又遭西夏攻陷，使得“据守绥州、西出横山”的计划屡遭打击，最后不得不戛然而止，而种谔也在永乐之役失败后抱憾而终。
　　神宗去世后，哲宗“元祐更化”时期，旧党当政，一反富国强兵的政策，对外采取消极的态度，将绥州前沿的米脂、浮图等寨交还西夏，使得“据守绥州、西出横山”的计划更是遥不可及。及至哲宗亲政，元符二年（1099）将绥德城提升为绥德军，逐步收复沿边堡寨，“据守绥州、西出横山”的计划才重新复活，至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收复银州，这一计划才有了较为具体的成果。
　　神宗时期王韶提出《平戎策》，计划收复河湟等地，此一计划从神宗到哲宗、徽宗基本上是按部就班地推动（虽然“元祐更化”时期也遭到反对而中止），并完成了建立“熙河路”的成果。与王韶的计划相比，种谔“据守绥州、西出横山”的计划则是命运多舛，到徽宗时才有初步成果，然而随着靖康之祸，北宋灭亡，这一尚未完成的计划也消失在历史舞台。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