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法战争爆发前，日本政府在面对法国同盟邀请时，基于本国财政、海军以及修约等问题的考虑，选择了示好中国，婉拒法国的立场。而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转而采取两手策略，两面下注投机。一方面，在中法问题上亦步亦趋地追随英德美三国；另一方面，私下依旧在设法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此举目的在于应对战争可能导致的不同结果，即如发生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或战争最终和平解决都能获利。日本政府借助中法战争，提高了本国国际地位，促进了内政外交难题的解决，加速了军备扩张的脚步。中法战争是甲午中日战争的一次预警信号，客观上导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时间有所提前。
关键词：中法战争 日本政府 日本对华政策 甲午战争

　一、 中法战争爆发前的日本对华政策
1883年法国为实现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对越发动第三次侵略战争。同年8月，法国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对越“保护权”。为彻底断绝越南与中国的传统朝贡关系，并企图打开中国西南门户，法国于同年12月将战争矛头指向中国。此时的中日关系在历经日本征台之役、日本吞并琉球及壬午兵变等事件之后跌至低谷。再加上朝鲜问题与越南问题都牵涉与中国的朝贡关系问题，于是法国政府意图拉拢日本共同对付中国。
　　在法国正式向日本提出同盟案之前的1883年4月，日本政府通过驻法公使馆的外籍雇员打探到法国政府内有日法同盟的提议。此时参议伊藤博文正好在德国柏林研究欧洲宪法，收到驻法公使馆的电报后，伊藤在致外务卿井上馨的私函中表示：“法国的合作内容及其意向究竟为何？若不打探清楚就应允的话则容易被利用，因此我将于近期赴巴黎探知详情后，电报告知阁下。”在伊藤启程赴巴黎前，驻日法国公使德里固就向井上馨正式提出此案，但却遭到井上拒绝。不过，法国政府并未就此放弃，于是寄希望于拉拢深受井上信赖的日本驻德公使青木周藏，企图通过青木来说服井上馨同意结盟。然而青木本人并不支持同盟，他在致井上的电报中表示，希望井上再次拒绝法方的提议。据青木回忆，伊藤博文在得知井上拒绝法国的提议后大为不满，埋怨井上不与其商量就轻易拒绝法国，并主张欣然接受法国提出的联合攻击中国的要求。而井上馨则对青木说：“请转告伊藤，我认为没有对华开战的必要。若强烈希望开战的话，请他回国亲自主持。”
　　那么，伊藤博文为什么会支持日法结盟呢？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的中法战争相关档案显示：1883年5月4日伊藤博文曾给井上馨发过一封电报，并且伊藤在电报中阐述了他对日法同盟的看法。但遗憾的是这份电报的原件已遗失，无法得知其详细内容。不过，笔者认为伊藤同意结盟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同盟案牵扯到了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进程。明治维新以后，修约是日本外交的首要目标。历届政要都为之付出了很多心血，井上馨自从就任外务卿之后也一直致力于修约之事。1882年井上馨在东京与各国驻日公使举行了一次修约预备会议，但西方各国依旧百般阻挠对现行条约的修改。伊藤博文在柏林研究宪法的同时，也在为修约的事积极奔走。1883年1月伊藤在致井上馨的信函中说：“要想英法两国同意修约是十分困难的，德国似乎有些许支持我国的意思……现德国外交部里一位叫‘郝雷本’的官员能够接受修约。我想能否先从德国入手，让德国掌握西方对日修约的主导权，当下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由此可见，伊藤博文希望能有一个西方大国率先站出来支持日本修约。然而数月后，在伊藤看来不可能同意修约的法国却率先向日本投来橄榄枝，表示只要两国就越南问题合作，修约一事可以适当让步。伊藤起初对待日法联合的问题还是比较慎重的，但法国开出修约让步的条件正是伊藤梦寐以求的，故伊藤倾向于日法结盟。
　

　不过，外务省中却有不少人反对与法国结盟。例如，驻德公使青木周藏认为法国政局动荡，内阁更换频繁，出于对同盟条约可持续性的担忧，因此反对结盟。驻华公使榎本武扬则因怀疑法国的合作诚意而反对结盟，他认为法国与日本结盟无非就是想节省战争成本。
　　而作为日本政局掌舵者之一的井上馨，则必须要考虑各方面因素来做出决定。1877年日本政府为应对本国士族叛乱而诱发的“西南战争”，大量印发不兑现纸币，以解军饷之急，这导致战后出现通货膨胀。为解决财政危机，井上与伊藤博文及大藏卿松方正义决定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并极力削减各部门开支。中法战争时期，日本政府正好处于节衣缩食的状态，其财政无法支撑日本发动对外战争。除去财政问题，此时期日本的海军实力也不足以对抗中国。正如井上馨在壬午兵变后向伊藤博文坦言：“经过此次朝鲜事件，深感扩建海军的必要性……余以为以今日之形势，若不扩充海军实力，则不能保障我国主权独立，也无法维持东洋和平。”从字里行间能够看出井上对现有海军实力无法自保现状的担忧。可以说财政问题和海军实力问题是客观制约井上馨决策的两大重要因素。
　　此外，井上不同意日法同盟还在于担心中日两国关系因结盟问题继续恶化。井上在写给驻法公使蜂须贺茂韶的机密信中提到：“自琉球、朝鲜事件之后，中国对我国之憎恶怨气与日俱增……如果因越南问题公然与法国联合的话，则无异于火上浇油……我政府不希望与日法联合之事有任何牵扯，此点交涉时须注意。”
　　此时井上馨为何如此看重对华关系呢？明治政府将修改不平等条约一事称之为“条约改正”。但现今日本史学界在对此名词进行定义时却限定了范围，即修改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及其过程才算作“条约改正”。这无疑将中日修约一事排除在外，并且日本学界大多数关于“条约改正”的研究也都未将中日修约问题纳入探讨范围。但翻阅当时明治政府相关档案，不难发现《中日修好条规》的修改交涉过程也被称之为“条约改正”。并且根据1884年井上馨上奏明治天皇的《议定外交政略之标准》一文中所述：“现今我国外交最紧要之事乃是修改我国与缔约国间所签订之条约，因为现行条约着实侵害我国主权。”由此可见，明治政府的外交重心是修改所有损害日本主权的条约，而并非只修改对欧美条约。《中日修好条规》虽然具有一定的“平等性”，但却是建立在两国相互损害主权基础之上的相对平等，从条约性质上来说依然属于不平等条约，因此也在井上所定义的待修改条约范围之内。
　

　二、中法战争爆发后的日本对华政策
1883年12月，法军进攻驻越南山西的清军，中法战争正式爆发。英国为维护其在华利益，提议局外各国同盟。这对于日本来说是一次与列强并肩展开行动的好机会，并且该案又是由影响日本修约成败的最关键国家——英国提出。因此，日本政府迫切希望能够加入其中。不过，井上馨与驻日德国公使埃森德彻谈及此事时却被泼了冷水。埃森德彻以《中日修好条规》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嗣后两国倘有与别国用兵情事，应防各口岸一经布知便应暂停贸易及船只出入免致误伤”为由，认定日本无资格加入同盟。井上馨被反驳得哑口无言，于是向伊藤博文求教应对办法。伊藤回复说：若再遇到同样的问题则可以反问对方，是将中国各口岸视为中国领地还是局外中立之地。并且伊藤相信列强应该会认定各口岸为中立之地，如此则与条约不相矛盾。
　　此时英国的对日政策也在悄然发生改变，1883年英国政府替换掉驻日长达18年之久的巴夏礼，委任亲日派的普伦基特为新任驻日公使。日本对此次人事变动表示十分欢迎。普伦基特向英国政府建议转变以往的对日强硬态度，在可允许的范围之内做出让步以拉拢日本，这既可以避免英国因日本问题陷入外交孤立境地，也有益于英国的对中、俄战略的实施及对日贸易的扩大。因此，英国不仅没有拿中日条约的条款来拒绝日本的加盟，反而积极邀请日本参与各国的联合行动。同年12月31日，驻日英国公使馆致函日本外务省，邀请日本派遣军舰赴华共同保护各国在华商民的安全。伊藤博文回函称“愿意与贵国政府合作……决定派遣一艘或数艘军舰停泊于上海”。此后，日本政府在给担当此次联合行动任务的海军少将仁礼景范的训令中明确强调，必须与各局外国“进退同辙”，凡事须与各国军舰长官协商后再付诸行动。另外，日本政府也考虑到此次行动会受中日条约条款的限制（例如：第二条规定若他国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等），因此指示仁礼，如遇清政府援相关条款责令日本出兵援助等情况，只回答本官奉令行事，相关事宜请外交照会日本政府处理即可。
　　

此后，日本在外交上也是以与局外国同进退为原则，凡事不率先表态。1884年8月，驻华公使榎本武扬企图插手中法调停之事，他致函两江总督曾国荃要求会晤。遭到曾国荃拒绝后，榎本又命令上海领事安藤太郎拜访中国驻法公使许景澄。安藤对许景澄说：“听闻美国公使杨约翰有调停仲裁中法之事的意向，榎本公使听闻后欣喜不已。杨约翰与榎本公使本是旧交，且交情甚密，此关系总理衙门也知晓。因此，榎本公使私下对鄙人说，若杨约翰来沪调停时，榎本公使极愿参与其中一同出力。”由于杨约翰迟迟无动静，榎本又萌生以个人名义调停中法战争的想法。井上馨得知后立即指示外务大辅吉田清成电令榎本：“虽然以个人身份出面调停无可厚非”，但仍然希望榎本能“万事与英德美三国使节协商后再行动”。
　　曾国荃与巴德诺的谈判破裂后，法军大举进攻马尾。早在二人谈判前，日本政府就预料到中法两国会再次兵戎相见，吉田清成希望井上馨立即返回东京为局外中立做准备。井上回信指示吉田说：“英国政府会颁布何等性质的中立公告？烦请英公使电询本国政府意见之后告知。”此后日本内阁审议决定，两国一旦宣战，则实行局外中立政策。伊藤博文的秘书伊东巳代治认为：“以法国进攻福州之举则可认定为已宣战”，并向伊藤建议说：“应对外公开我国局外中立立场，应向我国人民公示局外国臣民的权利和义务。……近来民办报纸争相报道中法之事，然而具有权威地位的官报却一直未报道相关内容。开战前尚属外交机密不宜报道，但时至今日应该通过官报来引导舆论，遏制民办报纸散布各种谣言。……向国民公布局外中立条例看似不必要，但国民毕竟不熟悉此等条例，应当告之以防他日横生枝节。”而然从此后的《官报》所刊内容来看，虽然增加了中法战争的相关内容，但大多是三言两语且不涉及外交机密的战况等报道，并且所刊载的政令公告中无一条涉及中立之事。不过，日本政府确实制定了详细的中立条例，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以及伊藤博文的相关档案中均保存了中立条例文本（包括英译文本）及传达给地方官的训令。然而意外的是，所有的中立条例文本中的日期一栏均为空白。结合以上看来，日本政府并不愿意率先公开表明中立立场。
　

　日本政府密令驻华代理公使吉田二郎逐个访问驻华英美德三国公使，询问各国对中立的态度。美国公使表示“若两国开战，美国必然恪守中立，但在中法任意一方颁发宣战公告前，则视作未开战”。英国公使亦表示“当下（8月22日——笔者注）还不能视作已开战”。另外，德国公使因事外出，未能与吉田会面。8月26日清廷颁布上谕正式对法宣战，然而各国驻华使节却纷纷拒绝承认已宣战。27日，李鸿章在私下会晤榎本武扬时，多次要求日本禁止向法国出售石炭等军用物资。29日，总理衙门向各国驻华公使馆发出照会，30日，驻日公使黎庶昌照会日本外务省，通报中法开战并要求日本恪守中立。
　　驻日法国公使在得知黎庶昌照会日本政府之后，于9月2日致函井上馨表示，日本政府可发布中立公告，但不希望禁止两国的石炭贸易。井上馨回信表示“我政府既不会偏袒任何一方，也不会干涉正当贸易，相关特殊物品贸易日本有权根据实际情况来定夺”。法国公使回函反驳称：普法战争时期日本公布的中立条例中并未包括禁止石炭买卖一项，如今若改前规则难以称得上公正。井上回函称石炭是否属于战时禁运品，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认定，并无偏袒的意思。历经两个月，法公使一直围绕中立之事纠缠不休，井上馨于10月22日回函严正声明：中立公告发布之前，细节恕难相告。其实，所谓的“根据实际情况来定夺”也就是根据其他列强的态度来决定。
　　11月，日本探明英国政府意向，英国决定不公开宣布中立，仅仅只履行中立政策。日本政府也效仿英国的做法，自始至终也未公开宣布中立。因此，日方学者仅依据日本内阁决议实行中立政策一事，来说明日本在中法战争中采取中立态度是不妥当的。不对外公布中立公告和条例，何等行为符合中立？何等行为又属偏袒？日本政府可自由解释。而这种暧昧不清的“中立态度”又会使得日本商人摸不清政府意向，见有利可图则与法国交易。这样的神秘态度，还给民办报纸的蛊惑挑唆提供了温床，使得朝鲜亲日派官员对日本政府支援自己发动政变抱有一定幻想，从而使得朝鲜政治斗争白热化。
　

　被誉为“国民教师”的福泽谕吉在中法战争爆发后发表多篇评论文章，这对于朝鲜甲申政变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福泽首先将法国发动的侵华战争美化成是一场促进中国文明开化的正义战争，甚至宣扬法国就是中国的“大恩人”。随后又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将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召回国内的行为，并要求政府要时刻盯紧朝鲜局势，为日本谋求利益。在法国出兵侵犯台湾后，福泽随即发表《东洋的波兰》一文，将中国比喻成东方的波兰，并预言中法战争会引发列强共同侵华。社论中还将法国外务大臣撰写的分割案公布于众，且分割案中将福建和台湾划分给了日本。此意则是为让民众相信，侵略中国已获得国际认可，而且日本也有权利分得中国的领土。而在甲申政变爆发后，福泽更是煽动对华开战，向民众鼓吹“我们的目标是以支那为敌”，甚至扬言要“直陷北京城”。在福泽谕吉的煽动下，日本民众和军队群情鼎沸。广岛县平民上书伊藤博文，强烈请求政府要“扬国威于世界”，并“吞清朝邦土以果腹”。军队中的骨干将领桦山资纪等人也联名上书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说，切莫错过对华开战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
　　日本国内对华开战浪潮的愈演愈烈，使得伊藤博文等执政者也尝到了放纵舆论的苦果。伊藤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这显然与民意相矛盾。对此日本政府一方面加强对舆论的监管，出台《关于朝鲜问题新闻审查条例》，禁止民办报纸刊登煽动人心、鼓吹开战，肆意谩骂中、朝两国，妄议国家外交方针等内容。并要求凡涉及朝鲜问题的评论文章、诗歌、插图、广告等须经外务省审查后才可刊印。另一方面，面对已经狂热化的军心、民心，伊藤博文奏请明治天皇下旨进行安抚，以保障中日间就甲申政变善后问题所展开的磋商会议（即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的会谈）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日本政府在中法开战后主要倾向于与英德美保持步调一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开战前所制定的缓和中日关系的政策也依然在执行。从《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所收录的李鸿章致总署的电报中可以发现，日本秘密向清政府提供情报的行为一直持续到了战争结束。天津机器局希望大量从日本进口作为武器原料的铜，日本政府也同意以“铸钱之用”的名义出口，且出口量是往年的近五倍。榎本武扬还将自创的冬季制盐法赠送给李鸿章，以提高太沽制盐业的年产量，从而帮助中国增加军饷收入。

三、 日本借中法战争谋取的利益
面对对岸突如其来的大火，日本政府并非静观其变。虽然日本政府决策层没有乘中国无暇两顾之机策动甲申政变的计划，但正如以下所述，日本政府巧妙地利用中法战争以及因战争所带来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为自身谋得了不少利益。
　　首先，日本政府借助中法战争提高日本国际地位。幕末时期的日本同中国一样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努力向西方看齐，甚至不惜全盘西化来博得列强的认可。但从明治初期列强百般阻挠日本修约一事来看，列强并不愿意与日本平起平坐。而中法战争却无意间给了日本一次提升国际地位的机会。战争使得西方主要大国开始逐渐转变对日政策，一改以往的强硬态度，转而拉拢日本。日本也借助派遣军舰保护局外国商民的行动，首次实现了与列强为伍的目标。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想方设法挤进战争调停者的行列，以争取一定的国际话语权。这些做法都给人以“日本不是列强，却胜似列强”的感觉。
　

　其次，日本政府巧妙利用中法战争，促进日本内政外交难题的解决。第一，在内政方面，战争缓和了官民矛盾。“明治十四年政变”后，大藏卿松方正义为抑制通货膨胀，采取财政紧缩政策。然而严重的通货紧缩又使得农民、中小企业主纷纷破产，他们联合民权人士在日本各地展开颠覆政府的活动。1882至1884年期间，日本国内爆发福岛事件、高田事件、群马事件、加波山事件、秩父事件等多起群体性暴动事件。而中法战争为日本政府提供了一个转嫁国内矛盾的机会。日本政府通过放纵舆论，任凭民办报纸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列强瓜分中国论”等言论，以转移民众注意力，让其积蓄已久的反政府情绪宣泄到“假想敌”中国身上。虽然1885年1月日本政府出台了管制舆论的措施，但值得注意的是，管制条例中的“禁止肆意谩骂中、朝两国”一项后面，特别标有“批判、反驳性的文章除外”的注释。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内心还是希望舆论中包含批判中国言论的，只要言辞不过激，不影响中日磋商会议进程即可。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问世的。该文强词夺理地批判了中朝两国，结论以“根据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方式来处理中朝问题”这样隐晦的叙述方式来表达侵略之意。依据条例，文章在印刷前必须接受日本外务省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