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劣之辨古来同理
官车制度的改变是国家强盛或者衰败的副产品，它的改革不能从根本上挽救一个朝代的命运，然规范官车的使用范围，对于整肃官员风貌，加强国家制度建设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中国古代通过礼仪和制度详细规定了官车使用的原则和方法，便利了官吏的办公。
其次，官车使用注重实用性，而不是寻求攀比。古代官车的使用虽然也体现了一种礼仪上的等级差别，但在很多朝代，更多的是注重它的便捷与实用性。一切以便利办公和办事为第一原则，杜绝张扬个性和自我炫耀，防止滋生攀比心态，使其成为追求奢华的工具。这一点，在历代开国之初都能贯彻得很好，因为历代开国者都能体会到创业的不易，因此，比较注重节俭与实用。然而随着一个朝代统治时间的延长，各种腐败现象也滋生出来，官员寻求安逸、竞相攀比，使用的交通工具大都以排场而不是使用为主。

再次，官车的使用注重灵活性。官车说到底还是从事政务的工具，那么在使用时灵活性是非常重要的。清朝是历史上官车使用最为灵活的时期，从官办到民用，从中央到地方，均因地制宜，灵活处理。雍正和乾隆以后，统治者进行大胆改革，在不影响官员形象的情况下，鼓励大家乘坐轻便价廉的代步工具，于是很多京官都改乘骡车了，比乘轿省得多。而那些要撑体面的官员，绿呢大轿可以保留着，放在宅第的轿厅里，需要显示一下派头时，可以花钱去轿行雇轿夫来临时抬轿。

当然，古代官车的使用也有很多消极之处。在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中，没有规定官车的公私使用之分，一旦工具派发下来，完全供主管官员个人摆布，成了绝对的私人用品，容易助长腐败与奢靡的风气。明清时期，坐着八抬大轿泡酒楼、逛妓院的官员不在少数。同时，古代官车数量庞大，成为严重的财政负担。庞大的官僚机构因交通工具占用了大量国家财富。比如清朝开国后，准许汉大臣乘轿，但都城区域广大，官员住宅距供职单位都很远，若要乘轿上下班，得准备两班轿夫中途替换，一班轿夫抬轿时，另一班乘大板车随后。计算下来，养一乘轿子的年度开销需要数千两银子。

怎样限制官车的消极作用，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现在，都是政府面临的比较严峻的问题。如何标本兼治地解决公私不分、负担过重的问题，的确需要政策制定者们费一番思量。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