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
近五年，秦汉时期的重要发现多见于城址方面，如秦汉栎阳城遗址、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新疆奇台县石城子遗址，四川渠县城坝汉晋城址、河南伊川两汉陆浑县城址等，其中前3个项目则入选当年度的“十大发现”。
而陕西凤翔雍城西侧血池村揭露的祭祀遗址，是文献中秦国国君、秦始皇及西汉皇帝等亲临主祭的国家大型祭天场所，填补了关中地区秦汉祭天礼仪考古的空白。
墓葬方面，海昏侯墓是近年秦汉考古的重大收获，2016年10月发掘基本结束。该项发掘在国家文物局的直接指导下，选派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组成发掘指导专家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全程参加，从墓葬到陵园，从发掘现场到后期室内的继续清理，反映了当代中国考古学发掘和文物保护的水准。出土的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全面彰显了高度发达的汉代文明

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暗格木箱内鎏金王冠和金杯

“十三五”期间，秦汉时期研究成果丰硕，发表的发掘简报和研究论文有2000多篇，考古报告和研究论著有近200部。
公布的秦汉时期的重要考古资料以各地汉墓居多，主要有：《2009-2013年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益阳罗家嘴楚汉墓葬》《浙江汉墓》《屯留后河：战国至西汉墓葬考古发掘报告》《益阳黄泥湖楚墓》《江西莲花罗汉山西汉安成侯墓》《临淄山王村汉代兵马俑》，
此外还有长城资源调查《辽宁省燕秦汉长城资源调查报告》及有关秦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发现、西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发现等进行总结的著述：《发现长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成立六十周年纪念》。
重要的研究论著有：论文集《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刘庆柱的《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地下长安》；张卫星《礼仪与秩序——秦始皇帝陵研究》、段清波《考古学上汉文明论纲》、熊昭明的《汉代合浦港的考古学研究》、刘瑞《秦封泥集存》等。

宋元明时期
大型都邑性城址的考古工作，辽上京、金上京、南宋临安城的发掘工作在城址布局、宫殿建筑等方面均有重要发现。
地方城址最突出的发现是金代城址的重要发现，金代太子城遗址是第一座经考古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也是近年来发掘面积最大的金代高等级城址。
吉林宝马城遗址是金代修建的祭祀长白山的神庙，遗址保存状况好，规格等级高，也是中原地区以外首次通过考古发掘揭露的国家山祭遗存。
宋蒙元战争中，西南地区一些山城遗址“十三五”期间也有新的发现和考古工作，如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等。
此外，开封明代周王府官署近年持续工作，是明代城址考古的重要发现。四川江口明末古战场遗址的发掘，创新发掘方法，获得了沉于江底的大量遗物。
墓葬考古方面，经过多年发掘的辽祖陵考古告一段落。
贵州遵义团溪清理的明代播州土司杨辉墓地，廓清了之前的错误认识，是土司考古的重要进展。
近年绍兴的南宋皇陵的发掘也取得了初步成果。
这一时期的瓷窑考古也取得了新成果。江苏太仓樊村泾发现的元代瓷器的大型集散地，为研究元代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珍贵资料。

“十三五”期间宋元明清时期的考古成果丰富。此期间发表的简报和研究论文约有1000余篇，报告和研究论著有近200部，反映出这一时期考古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
主要研究成果有：《江西宋代纪年墓与纪年青白瓷》《老司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2013～2014）》
《南海1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2014-2015年发掘》《南海1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一：1989-2004年调查》
《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报告（1989-2010）》《安徽水下考古调查报告（2008-2016）》《柳孜运河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报告》《蓝田吕氏家族墓园》《辽代墓葬的考古学研究》《契丹早期墓葬研究》《北宋龙泉窑纵论》
《历史视野下的港城互动》《观沧海：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

结语(划重点敲黑板)
今年9月28日，中政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听取了近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及其意义的汇报，平总做了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了中国考古学取得的成就，深刻阐述了考古学对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的重要意义，并就中国考古学今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指示。
讲话高屋建瓴，具有极其深刻的内涵和极强的指导意义，为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必将成为中国考古发展历史上的里程碑。
我们希望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一些制约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瓶颈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全国考古学同仁们齐心协力，开拓进取，使即将迎来百年诞辰的中国考古学掀开新篇章，开创新纪元，做出新贡献，取得新成就！

本文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庞小霞女士协助搜集资料，谨此致谢！ （作者王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全文完)

第二篇
“十三五”期间中国考古学的主要成就
作者：王 巍
中国文物报
“十三五”期间，在党和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中国考古学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具体体现为考古发现层出不穷，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学术交流日益繁荣，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学科体系日益完善，专业人才队伍不断扩大。

国家文物局启动“考古中国”项目
“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启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印发《“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申报管理指南（2020年-2035年）》，引导各地考古机构围绕重大课题设计“考古中国”项目，为深化相关课题研究奠定基础。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举措。
目前，已经批复
“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
“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
“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新石器时期）”
“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夏商周时期）”
“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
“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
“夏文化研究”和新疆考古、西藏考古、甘肃武威吐谷浑王族墓地考古等10余项“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与此同时，积极引导全国各地的考古机构围绕“考古中国”设计主动发掘项目，增强发掘的科学性和学术性。

主动发掘项目明显增加
“十三五”期间，全国共实施考古发掘项目4260项，发掘面积约341.9万平方米，其中，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1127项，发掘面积88.2万平方米。
主动发掘占比较之于“十二五”期间明显增加。
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要求各地的考古机构在基本建设的考古中也要
突出课题意识，
严格遵守田野考古操作规程，
保证发掘质量，
并多次派遣专家赴各地田野考古发掘现场进行检查。
上述措施加之各地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使五年来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硕果累累，重要发现层出不穷。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发布
2016年5月，国新办举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发布会，公布了工程实施15年来取得的主要成果。
工程以几处都邑性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突破口，取得了
良渚古城和大型水利工程、
陶寺古城、
石峁古城、
石家河遗址的谭家岭古城
以及三星堆古城、二里头遗址宫城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通过多学科结合的综合研究与科学论证，
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把中华文明的产生时间由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王朝提早到距今5000多年，将中华文明的历史向前延伸了一千多年；
将“中华文明五千年”从传说、号称，论证为可信的历史；
追溯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展现了各地区文明起源、发展的历史场景和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为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供了极好的精神动力和源泉。

认真遴选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增加田野考古生力军
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考古事业，特别是不断增加的田野考古工作需求，几年来，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经过认真评审，新批准考古团体领队资质单位8个，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242人。
截至今年年底，全国考古团体领队资质单位已增至87个，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超过2000人，缓解了考古发掘第一线项目负责人不足的问题。
为了提高在第一线工作的年轻同志的田野考古水平，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单位举办考古领队培训班，严格要求，注重实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国家文物局还举办了领队提高班，对已担任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多年的业务骨干集中培训，提高他们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水平，受到广泛好评。上述一系列举措为确保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发掘质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考古文博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十三五”期间，我国高校的考古文博教育取得长足进步。继北京大学成立考古文博学院之后，吉林大学和西北大学的考古文博先后独立，成立了考古学院和文化遗产学院。很多大学设立了考古专业或文博专业，或文物保护专业。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各高校设立的考古、文博、文保和文化遗产专业共99个，比“十二五”期间增加三分之一以上，呈现出我国考古文博人才培养的良好态势。
国家文物局还积极支持高校开展田野考古实习，鼓励各具备考古团体领队资质的高校设置田野考古实习基地。
今年10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在吉林大学、国家文物局和山西文物管理部门以及运城市政府的支持下，在夏县建立了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基地面积近1万平方米，设施齐全，功能先进，为各高校作出了表率。

“十大发现”和“六大发现”评选促进考古新成果的宣传和普及
截至今年，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由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联合主办的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已经进行了30年。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社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也办了20年。每年年初和春季，这两项评选成为全国考古文博界乃至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年来，评选与时俱进，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与新媒体广泛合作，民众关注度和参与度显著提高。
以今年5月上旬进行的十大发现评选为例，采用线上评审，对社会开放的方式进行，民众网上关注度极高，短短几天总点击量超过3亿次。评审结束后，主办单位组织“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活动，并和央视联合制作了三集《考古公开课》开展系列宣传普及和推广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