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卡】亚国完败签丧权辱国的协议

虽亚美阿实现了停火，
但是停火协议对亚十分不利，
该国国内群情激奋，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
亚外长被迫辞职。
亚国在悲愤之中风雨飘摇。

亚美尼亚失去的是整个纳卡还是一部分纳卡呢，估计是一部分

在协议签署的当天夜里，
数以千计的反对党支持者就占领了国会大厦与中央政府办公大楼，
现场高呼口号抗议当局的“卖国行径”。
在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的持续压力下，
11月17日，亚美尼亚外长姆察坎杨（Zohrab Mnatsakanyan ）被迫辞职。
而在此前一周内，已有数位帕西尼杨内阁成员宣布辞职。

与此同时，一份由议会17个反对党联合起草的要求帕西尼杨（Nikol Pashinyan）下台的公开信迅速出炉，信中公开指责帕西尼杨当局“缺乏应对内外挑战的必要能力，在公信力上已经破产”。
而帕西尼杨则采取了且战且退的应对举措：一方面不断宣称自己签署“卖国协议”是绝境中的万般无奈之举，另一方面，对那些胆敢越过“红线”，企图以暴力等非常规手段推翻现政权的反对派势力毫不手软，直接以雷霆手段予以抓捕。

迄今为止，因停火协议而生的亚美尼亚内乱仍在持续发酵中，
而博弈双方丝毫没有出现即将和解的迹象。
一份“城下之盟”何以成为亚美尼亚内乱的导火索？
这背后又反映出亚美尼亚怎样的政治生态呢？
上述“城下之盟”能引爆亚美尼亚内乱的直接原因在于
该协议几乎将亚国在纳卡地区的既得权益拱手“出卖”给阿塞拜疆，
而对于亚美尼亚来说，“
拒绝在纳卡问题上的任何退让”恰恰是其国内政治红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帕西尼杨当局签署“卖国条约”的行径引发国内的强烈反弹也在意料之中。

而这一反弹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当代亚美尼亚民族主义中根深蒂固的“反土耳其主义”，
这一理念建基于对“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共同历史记忆之上，
而作为土耳其直系近亲的阿塞拜疆人自然也难逃被作为“亚美尼亚民族之敌”的定位。

亚美尼亚大屠杀是指奥斯曼帝国对其辖境内亚美尼亚人基督徒进行的种族灭绝性质的大屠杀。
其受害者数量达到100万-150万。
土耳其政府当今仍拒绝承认这是一起官方发起的有预谋的屠杀行为，
但亚美尼亚、俄罗斯和多数西方国家皆认为这是一起可以和犹太人大屠杀相提并论的由一国政府蓄意进行的种族灭绝行为，
部分土耳其学者（如奥尔汉·帕穆克等）也持有相同观点。
当前共有阿根廷、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希腊、荷兰、俄罗斯、瑞典等二十多个国家官方承认这是一场种族屠杀。
欧洲议会也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事件，称这宗屠杀为“违反人性的罪行”。
联合国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也将事件定性为“种族灭绝”。

更有甚者，由于亚阿两国之间存在长期棘手的纳卡争端问题。
因此，相比于土耳其，阿塞拜疆作为“全民公敌”的角色，
对于亚美尼亚的主流民意来说更具切实的感受与政治号召力。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建基在“亚美尼亚大屠杀”这样的悲惨记忆之上，
当代亚美尼亚民族主义带有浓烈的悲情色彩。
这种色彩在纳卡冲突中表现得尤为典型，
在上述悲情色彩的影响下，亚美尼亚在这一问题上的主流民意颇有一种“退无可退”的悲壮氛围。
而在这一氛围的主导之下，埃里温方面在纳卡问题的应对举措上几乎没有任何回旋空间，只能选择与阿塞拜疆硬抗到底。
因此，在局势彻底恶化到帕西尼杨当局连“表面硬挺”都力不能支，而不得不与巴库方面立定“城下之盟”时，国内民意天翻地覆的反弹是可想而知的。

纵观本轮纳卡冲突的全程，亚美尼亚至始至终都被悲情民族主义捆绑前行。
事实上，帕西尼杨当局在十月中旬已然知晓了战局的危险性。
但在高涨的悲情民族主义面前，却既无心也无力去进行适当的妥协与调整，只能任由局势继续恶化下去。
直到来自军方和纳卡共和国方面的“乞和请愿”堆满案头，纳卡即将面临灭顶之灾之际，
帕西尼杨当局才就坡下驴般地充当了那个他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卖国贼”角色。
随之到来的是，整个亚美尼亚民族遭遇了他们自独立建国以来的谷底时刻。
而早在2016年，亚美尼亚首任总统彼得罗相（Levon Ter-Petrossian）在国民大会做相关演讲时已然预测到了亚美尼亚当前的悲剧命运：“在纳卡问题上，我们只有放弃一部分，才有机会保留另一部分。但做此交换的政治家会被视为卖国贼，与之相比，输光的人倒是能成为英雄”。
今天的帕西尼杨无疑是这样的“卖国贼”，但那些群情激愤的反对派们真能心安理得地接受“英雄”称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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