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3年，比利时洋和尚金尼阁在归乡的漫漫旅途中翻译了一本书，还给书起了个恨人的名字《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提起这本书可能大家比较生疏，但提起原作者可谓轰雷贯耳，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利真人，他用意大利文把在中国的经历写成回忆录。中国人后来也知道了这本回忆录，一听名字气不打一出来，不行，叫这名字哪行，得改。改成什么呢？诶，就叫《利玛窦中国札记》吧，也就是现在中国人所熟知的。当然这是后话。
原书是意大利文写成的，金尼阁禅师是个比利时人，所以又把书翻译成了拉丁文，书稿一出版，立刻引起轰动。这不算完，金尼阁禅师做了一件可以讲几乎可能改变近代中国命运的大事：在北京，建立一个图书馆。
想法很好，可是一个人是做不到的。于是，他找到了另一位得道的洋高僧邓玉函禅师，两位洋禅师风尘仆仆，不辞辛劳，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到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等等国家周游一番，广罗书籍，精心挑选。教皇保禄五世感其诚，一口气赠送了五百多本书，犬夜叉、柯南、海贼王…咱也不知道书名字什么类型，就说这个意思，书的种类很多。
一切准备停当，1618年4月这一天，隆重的时刻到来了。金尼阁率队载着七千余部图书，从里斯本出发，第二次前往中国。次年7月抵达澳门。同行的二十余名传教士，其中包括飞剑仙罗雅谷、金睛好斗汤若望、闹海龙神傅汎际、铜金刚铁罗汉摩承大力佛宝光国师邓玉涵等等，具是饱学之士。一路上颠簸劳顿，有七名传教士染病死亡，包括金尼阁禅师的胞弟。
传入这七千部书，据说都是精装本，无一重复，囊括欧洲古典名著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神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最新成就。现代学者方豪先生在《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援引北堂图书馆的早期法文目录说：这批藏书中“确知金氏携来教宗保禄五世所赠者合各种文字计之，凡二五七种，不能确定者，凡一五六种，两者共计四一三种”。可见书目种类丰富，翻译工程之浩大。
所以，金尼阁禅师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联络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准备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向达先生称这一举动：“比之玄奘求经西竺，盖不多让。”
随着七千部书的到来，在当时的中国还兴起了西儒学派，提倡补儒学之虚，纠儒学之弊。这与以往灌输的儒家保守拖后腿，显然是不同的。他们不但没有拖后腿，反而积极促进西学东渐。中国不说提前工业化，跟上世界变革的步伐并不成问题啊。
可为什么，后来再也没了西儒学派的声音了呢？七千部书的命运又变成了什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