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鼎峙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展示出一幅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壮烈画面。正是一场场局部的战争导致了三国的兴起、鼎立和最终走向统一，对交州的争夺即是其中之一。然而，史学界对于三国前后各派势力对交州的争夺及其影响注意不够，鲜有专文论述。笔者不揣浅陋，试图论述三国时期对交州的三次争夺，请方家指正。  
      
     一 交州战略地位的凸显  
      
     对交州名称的几点说明，交州之名在西汉业已出现，两汉时期有“交趾”与“交阯”之称，时常混淆，大体上一般州称交州或交阯，郡称交趾。但《三国志》与《晋书》中的交趾郡都作交阯。由于(说文解字》中“趾”缺载，趾之意作“止”，似非上古字。然而《尚书》《诗经)(楚辞》等先秦著作出现过“交趾”，疑为后作。建安二年(一说八年)，交州开始取得与内地州同等地位。  
     本文从一州的角度论述，故都作交州。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混战，交州偏安一隅，“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据《三国志》记载，流寓交州的著名人士有许靖、袁沛、邓小孝、徐元贤、张子云、许慈、刘巴、程秉、薛琮、袁忠、桓邵等，使交州成为一个难得的人才聚集地，引发各派的争夺。后来，其中许多人都在吴、蜀官至显位。  
      
     同时交州的稳定安宁吸引了大批不堪战乱的流民，他们带来了先进的耕种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加上交州优越的地理位置，肥沃的土壤，丰富的自然资源，农业迅速地发展起来，对于渗遭破坏的中原而言，丰饶的交州能提供更多的物质资源，“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璘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人，以益中国也”。


更重要的是交州北接扬州、荆州、益州，对要求统一和割据的几方而言战略地位突出。据两汉史料记载:  
      
     恢因兵威使番阳湖令唐蒙风指晓南越。……道西北牂牁，牂牁江数千里，出番禺城下。……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数岁，道不通。  
      
     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出牂牁江，咸会番禺。  
      
     乃使尉屠唯发卒番禺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军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  
      
     可见扬、益、荆都有道通交州，因此，北方争夺交州能对南方三州实现战略包围，而孙刘争取交州不但能巩固对扬州、荆州的统治，而且能对益州保持影响或另辟攻取途径。  
      
     由于交州作为人才积聚地、物质供应地、战略策应地对各派都非常重要，因此对交州的争夺被纳人各派的战略中。  
      
     二 曹操、刘表对交州的渗透  
      
     曹操为扫平群雄，一匡天下，迎献帝于许，“挟天子以令诸侯”，南面的刘表是曹操的一大劲敌。建安初年，曹操先是表策讨逆将军，封吴侯。同时桓阶说张羡“举长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诣太祖”，又“遣张津为交州刺史”，完成对刘表的战略包围。  
      
     由于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军未得南。刘表虽然与袁绍深相结约，但由于形势恶劣，并未出兵北至，而是南下平定长沙太守张羡的叛乱。“表围之连年不下。羡病死，长沙太守复立其子怿，表攻并怿，南收零、桂，北拒汉川”，终于平定腋肘之患。同时，孙策西击黄祖，遇刺身亡，至此刘表得以全力经营交州。张津统治下的交州是曹操南面牵制刘表的重要势力，为“国家之藩镇，足下(曹操)之外援”。因此，“南阳张津与荆州牧刘表为隙，兵弱敌强，岁岁兴军”，但由于“诸军厌患，去留自在。津小检摄，威武不足，为所陵侮，遂至被杀”。交州此时出现权利真空期。刘表便“遣零陵赖恭代津，是时苍梧太守史璜死，又遣吴巨代之，与恭俱至”，交州北部被纳入刘表的势力范围。曹操失去了在交州的代理人，只得“赐(士)燮玺书曰交州绝域，南带江海，上恩不宣，下义壅隔，知逆贼刘表又遣赖恭窥看南土，今以燮为绥南中郎将，将董都七郡，领交阯太守如故。”在交州扶植了新的亲曹势力与刘表抗衡。士燮不认同刘表，便“遣吏张 奉贡诣京都，是时天下丧乱，道路断绝，而燮不废贡职，特复下诏拜安远将军，封龙亭侯，”成为曹操在交州南部的忠实代表。至此，交州北部为刘表势力范围，南部为曹操的扶植对象，南北分治也是此后交广分置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建安十五年说，《资治通鉴》建安十五年条，(备)自诣京见孙权，求都督荆州。《通鉴纪事本末》十五年冬十二月，诣京见孙权，求都督荆州。后史家都从《通鉴》说。  
      
     从京的设置看，“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孙权自吴理丹徒，号曰“京城”，十六年迁都建业，以此为京口镇，”故《稽古录》中，京口应作京城。《三国纪年表》记载:十四年冬大帝自吴徙京。可见建安十三年说为误。再说倘若刘备十三年人吴借荆州数郡，何以“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刘琦未死求都督荆州?由此言之，建安十三年说不成立。  
      
     笔者以为，刘备当是建安十四年入吴，至迟在建安十五年得返荆州。建安十四年，瑜上疏曰: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挚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又庞统传注引江表传曰:先主与统从容宴语，语问曰:卿为周公瑾功曹，到吴闻此人密有白事劝仲谋相留，有之乎?统对曰:有之，备叹息曰:孤时危急，当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耳，时孔明谏孤莫行，其意甚笃，亦虑此也。孤以仲谋所防在北，当赖孤为援，故决意不疑也，诚出险途，非完全之计，可知刘备建安十四年已经在吴。由于建安十四年，孙刘联军与曹仁相持，刘琦又突然死去，刘备缺乏占据荆州的理由，又江北战事紧张，但对孙吴有利，此外周瑜雄据南郡，荆南被吴包围，与跨有荆益相距甚远，对于刘备而言形势十分“危急”，不得不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对孙吴而言，在南郡孙刘势力犬牙交错，且南有刘备，北有曹仁，被曹刘势力包夹。且东线战事吃紧，建安十四年春三月曹军至谁，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滑入淮，出淮水，军合肥。因此，孙吴需要刘备在长江上游共拒曹操，只得安抚刘备，“进妹固好”。因此刘备十四年入东吴更接近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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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刘备是何时回荆州的呢?山阳公载记曰:备还谓左右曰:孙车骑其难为下，吾不可以再见之，乃昼夜兼行。建安十四年，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可知刘备返荆在建安十四年后。又“周瑜诣京上取益州之策，权许之，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时年三十六。通鉴考异曰:按江表传，瑜与策同年，策以建安五年死，年二十六，瑜死时三十六，故知在建安十五也。之后，权遣孙瑜率水军往夏口，备不听军过，谓瑜曰:“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备自往屏陵。权知备意召瑜还。可知此时南郡已在刘备手中，刘备至迟在建安十五年返荆州。  
  
刘备在孙吴的这段时期到底干了些什么?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但通过爬梳史料，我们依旧能明晓一鳞半爪。建安十四年末，周瑜与曹仁战于南郡并最后取得胜利，曹操有意于平凉，东吴东线的压力逐步减轻，刘备的作用对于孙权而言不是那么重要了，便有了压制刘备的意向。但由于曹操在北，刘备势力在荆州较为强大，不可卒制。东吴便以刘备要挟，换取更大的利益。建安十五年，首先将长江上游的防务交给刘备，为了安置上游军务，“分豫章为鄱阳郡，分长沙为汉昌郡，以鲁肃为太守屯陆口”，防备刘备。另外使步骘出领郑阳太守，岁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将，领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进取交州。似乎南郡不是白给，而是以汉昌郡、交州作交易。刘备不得不接受孙吴的条件，才得以仓皇返回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