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仗打了不久，郑位三主持召开了豫鄂边区党委扩大会议——即五师战史上有着重要战略意义的白果树湾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出兵河南的战略发展方向，还是“巩固为中心”与“发展为中心”的争论。会议一开始刘少卿就发言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向河南敌后发展。
然而没等会议进入更深入的讨论，刘少卿就害了一场大病，病势来得很猛，当时以为是虐疾，结果吃了一天药，却吃得耳朵嗡嗡作响，把妻子颜昭英急得不行。郑位三懂点中医替他诊了一脉：你这是伤寒你还得连吃三天药。刘少卿说再吃我耳朵就听不见了，郑位三说那就吃中药试试。后来刘少卿让邹作盛把症状电告傅连暲崔义田，这两位专家回电认为这是副伤寒。
刘少卿患病期间五师还在开会讨论“巩固”还是“发展”，讨论来讨论去两种意见谁也说服不了谁，比较富有代表性的是郑位三的“以巩固为中心”和张执一的“倾巢而出”。刘少卿则说老在这个口号上争论实在没啥意思，我们去河南是收复国民党丢失的土地，捡国民党扔下的枪，现在这种情况下“以巩固为中心”、“减少战斗频繁”这些口号不能再提，战斗频繁主要是由敌人而不是我们决定的，我们在豫鄂边区开辟了这么大的根据地，和敌人犬牙交错你来我往，战斗频繁是一种客观必然，“减少战斗频繁”这个口号是自己束缚自己手脚，既被动又不可能有成就……
要说郑位三真还是位有容有度的领导者，争论如此激烈他也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给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上纲上线，连最后的决议都经过了与会者的集体表决，只有主张“倾巢而出”的张执一投了反对票，刘少卿因病没有参加最后的表决。这种争论肯定有是非之分但却是党内的正常讨论，最后按郑位三的意见办了也并不是因为郑位三本人搞了一言堂压制了不同意见，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五师的其它领导并没有完全按党性原则坚持正确意见，过多地顾虑了彼此的人际关系——象李先念这样在五师干部中具备很高威望和绝对影响力的人物也表现得模棱两可。其实当时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从来就没有受到过“位老”的打击和压制——五师干部对“位老”的政治品格那是有口碑有公论的。文革中郑位三被“解放”后曾对刘少卿感慨而言：当时你说的我虽不同意但很佩服，有理有据有分析不象其他人只提“发展为中心”……
五师首长后来对“发展河南”实际上取的是一种折衷的立场：既肯定郑位三的“以巩固为中心”，又有限度地执行了中央和华中局“发展河南”和“绾毂中原”战略意图——五师首长还是先后派出了一批批小部队向河南进军，然而这毕竟是滴水涓埃终难漫作汪洋，错过了大好时机，局面开辟始终难如人意。当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尊重了五师首长的意见，将原拟以五师为主完成的任务改为了“配合”，分别部署了太行、太岳、冀鲁豫的八路军部队和新四军第四师为主发展河南——这各路诸侯下的本钱应该说都不小，但“发展河南”的战略意图却实现得并不完满，各路诸候始终未能连作一片让这块地界全姓了“共”。
郑位三作为豫鄂边区“第一把手”和五师政治委员，在“发展河南”的认识肯定是有错误的，也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但当时中央也好五师干部也好，谁也没有把这个认识错误上升到路线高度，中央一如既往地对郑位三委以重任，后来中原军区成立时郑位三仍是中原局第一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然而在建国后的“运动”中，有人却不适当地将这个问题上纲上线到了“路线斗争”，在中原地区人为划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要将郑位三划作“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据说庐山会议后郑位三曾经耿介地向中央上过书，“其言论与赫鲁晓夫一样”，还跟人谈过大别山的历史功绩是农民群众揭竿而起的黄麻起义创造的，但不象井冈山那样有象武汉警卫团和八一南昌起义部队这样的正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