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细心。我们心中一无成见，又很有耐心，只是做好了读《通鉴》的准备功夫。真正要读出《通鉴》的滋味与乐趣，得读到《通鉴》的好处，还得要加上「细心」，就是很用心地去想、去思考、去体会、去感受书中的史事、人物、情景、精神等等，而不只是知道书上写些什么而已。我在这里所说的「细心」，应该就是朱子论读书时谈到的「心情」，朱子说：「心精便会熟」，钱先生解释到：「心精了，书自熟。所谓看来看去，自然晓得也。」前面提到梁任公说读中国书要绞脑筋、绞汗水，我想如果说绞汗水指的是耐心的话，绞脑筋就是「细心」或「心精」的意思了。我们在前面说读编年体史书可以清楚了解到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以及一个时代中各种事情的互相关连，可是这也得用一番心思，才能有所了解。我们说，每天读《通鉴》的时刻心情要闲适愉快，一打开书本，却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主要就是指用心去分析事情的道理，去感受时代的气氛，去体会人物的精神。当然，我们必须先读懂文字的意思，这需要耐心；读懂了之后，细心地咀嚼一番，回味一番，体会出其中甘美的滋味，反过来又可以加强我们的耐心。   
只要细心地读，用心地读就能得到史书的乐趣，这虽然是一般的道理，但施之于《通鉴》效果尤其明显。我们读历史，最忌讳强记，记得很多，不过如程子所说的「玩物丧志」，必无好处；一面读一面提出一些没有依据的胡乱批评，也不会让自己有所长进。最好的方法就是充分发挥想象力，设身处地去观察、去了解、去体会。也就是说，读史书的人，最好能「神入」（empathy）到历史的情景，去感受社会的风气与人物的心情。从这一方面看，编年体的《通鉴》提供了非常适切的素材，可以激发出读者的历史想象力：让读者足以神游故国，上友古人。   
举例来说，战争的描述完整而精采的是《通鉴》特色之一，有人认为这是上承《左传》而加以发扬光大。我们读到战争的部分，不论是战前的讨论分析，各种有关准备不至，出发时的军容声势，两军接战时的战术运用，将帅们的特殊表现，战场上的风云变幻，以及战争结束之后所造成的影响，都做了很清楚生动的描述，只要用心去读，同时也运用一点想象力，整个一场战争的经过，也就历历如在眼前，胜负的主要原因固然可以清楚理解，人物发扬蹈厉与坚忍卓绝的表现也能留下深刻的印象。读一场《通鉴》中描述战争的经过，既好像看一场精采的战争电影，又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那不是视觉的享受，而是想象的模拟。读者要组织素材，勾勒场景，同时还要深入古人的内心世界去体会去感受。比起看一场战争电影，要绞脑筋、要绞汗水，要下一番功夫，就是因为下了这番功夫，得到的收获更是丰硕，感觉更是甘美。   
战争之外，《通鉴》记载了许多历史事件，也都完整而又精采。我们在读的时候也是要发挥想象力。而《通鉴》的好处之一，就是在描述这些事件的时候使用的篇幅并不多，但对于事情的发展，高潮的出现，善后的处理，交代得清清楚楚，读者只要细心体会，「神入」其境，一定可以感受到一股特有的气氛，对于事件的性质与影响自然也会有一番深刻的理解。举例来说，汉武帝末年有「巫蛊之狱」，太子举兵谋反事件，在《通鉴》二十二卷中，前因后果，事情经过，描述清楚之外，阅读的时候如果「神入」其境，必能感到一股诡异、荒诞、恐怖的气氛，也能体会出当事诸人，如太子、太傅、丞相、御史大夫，十分惶恐不安，无所适从的心情，就连汉武帝，这位雄才大略，不可一世的大皇帝，也陷入了矛盾彷徨，处置失当的境地。这件事使得汉武帝追悔一生的作为而有「罢轮台召」的颁布。这是武帝一生功业的结束，也是汉初以来历史发展的一大转折，我们细读《通鉴》就能清楚了解。我们可以特别强调，对于「巫蛊之狱」，《通鉴》的记载最为深刻，交代最为完整，因为只有《通鉴》把汉武帝与太子之间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为政理念等的矛盾，以及武帝护持太子的一番心意作了清楚的说明。《通鉴》记述了一段武帝对卫青所说的话：   


这一段记述相当生动精采，文字难度不高，柏杨译的白话文本就有两处值得商榷。他译「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见之，是以不敢肆情」为：   
左右唯恐孙权酒后有什么失礼的举动，可是顾雍却坚持非晋见不可，是以孙权不敢特别纵情肆意。   
按：恐怕喝多了酒，举止言行失态而不敢开怀畅饮，尽情欢乐的是朝中大臣，即左右之人，而不是孙权。柏杨所译不妥。又：「军国得失，自非面见，口未尝言」柏杨的译文是：   
军国大事的得失，除非亲眼看见，绝不批评。   
      也是明显有误。「面见」指顾雍当孙权的面，只有在孙权的面前才讨论军国大事的利弊得失，其它场合他绝口不提，国家机密也就不会外泄。我曾经把柏杨白话文的《通鉴》和古文《通鉴》对读过几个地方，像上述的错误或不妥几乎拈手即来，也就没兴趣再对读下去。总的印象是前面错得很多，到后面颇见改进。为什么并不深奥的古文，柏杨译的白话文可以错得那么多，那么离谱呢？鼻杨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训练，平时自己在史学方面下的功夫也不多，所以，开口便错。不信的话，请您一读第一篇「柏杨曰」的第一句话，就可以看出他对司马光与北宋政治的基本情势全无理解。另外，他在序言中说：「文言文最大的特征是，前言不照后语，前言在东，后语忽然在西，难以连贯。古典堆砌，意义混淆。」我想，稍稍理解文言文的人都不会同意他的批评，这两句话也充分反映柏杨的文言文能力，要将《通鉴》译成白话文，并不能让人放心。   
我觉得，读《资治通鉴》，从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是一种高雅的、丰厚的、和温润的感觉，一如宋人的学风与文风。读柏杨译的《通鉴》，则处处可以感到一种激情、锋利但又轻浮的味道，就像读柏杨杂文时的那种感觉。我认为，柏杨的白话文版没有把《资治通鉴》的「神髓」传达出来。何以如此呢？我的解释是，柏杨读《通鉴》的方法不正确。第一，他不虚心。整部书中，他攻击君主制度、儒家学者可谓不遗余力，专制、腐败、浅陋、奴性等等字眼不断出现，可见他的心中早已有了定见。他译《通鉴》，除了要把现代读者难懂的古文译成容易阅读的白话文之外，同时也要藉翻译之便来宣扬他自己的一贯主张。第二，他没耐心。翻译不只是阅读，一些基本功夫还是要下，先要把每个时代的主要发展，重要制度等等弄清楚，要大量阅读现代人的著作，也要翻查一下正史，找出温公取材的出处。这些，柏杨都没有做，他在翻译的过程中，是不是很有耐心，好好地读读胡三省的注，我都怀疑。第三，他太粗心。胡三省的注柏杨大概不会不读，但有的地方胡注写的很清楚，怎么他的译文弄错了呢？我想主要是柏杨不够用心，没有仔细用心地阅读。柏杨文中错误的主要缘由就是他在阅读的时候，没有设身处地，神入其境，没有把《通鉴》中的记载在心中再现一遍，勾勒它的图像，感受它的情势。他大概受到定期出书的压力，在有限时间的催促下，只能急急忙忙地把字面的意思用白话改写，错误与不妥也就在所难免了。   
讲到这里，让我想起傅雷谈翻译的几句话。他说：「事先先熟读原著，不厌求详，由为要着。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绝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著（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侈译。」（〈论翻译书〉，《读书》第三期，一九七九年六月，页一二零）尽管傅雷谈的是从外文译为中文，不是从文言文译成白话文，但翻译的道理应该是一致的。。这个道理在柏杨所译白话《通鉴》中似乎未被严格遵守，否则也不会出现为数可观的错误与十分不妥的评论。   
既然《柏杨版资治通鉴》有不少缺点，我们该不该读呢？我认为应该读，读它总比不读好。只要不要以为读了柏杨版就等于读过《资治通鉴》，我特别希望读过柏杨版的朋友一定要读一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尝一尝读《通鉴》的真正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