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手杖留在了河堤上，她把一块大石头硬塞进了外套的口袋，然后走向死亡。‘一种我将永远不会描述的经历’，就像她曾对维塔说过的那样……”
    1941年3月28日，星期五上午，一个晴朗、明净、寒冷的日子，弗吉尼亚。伍尔夫照常去了花园里的工作室。她在那儿写了两封信，给伦纳德和瓦奈萨———两个她最爱的人。在信里，她向他们解释，自己将永远不可能康复，她不能继续毁掉伦纳德的生活。然后，她悄悄溜走，像清晨的薄雾一样消散。
    在描述过这个人们熟悉的情节之后，昆汀·贝尔结束自己的这本传记。
    美丽的容颜、不凡的才情和气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王后”，20世纪意识流小说大师，女权运动先躯……足够的理由，让人们走近伍尔夫，探究她生活的真相。
    当然，伍尔夫也遗留下足够多的资料让人了解，她的小说、文艺批评集、与友人的通信，还有丈夫、姐姐、朋友亲戚们关于她的记述。可这些是真的伍尔夫吗？还是旁人眼里的那个女作家？“传记家们总是假装他们了解别人”，伍尔夫曾不客气地说。这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传记作品的写作难度，它不是“写”一段历史，而是“还原”一个人。
    伍尔夫似乎不乐意让人看到她真实的模样，甚至故意将读者置于一种自相矛盾的混乱境地。她一边告诉读者，作家的灵魂秘密，他的生命体验、精神品质，都赫然大写在他的著作里；一边又说，那些作品不过是虚构的自己，戴着假面具在世上走。
    那么，这个神秘优雅的女人，备受病痛折磨的天才女作家，到底是什么样子？其并不漫长却丰厚的一生，遵循着怎样的轨迹？所有她的传记作者们都将面临挑战。
    幸运的是，昆汀·贝尔有写伍尔夫传的天然优势。他是她的亲戚，她所喜爱的外甥，家族的成员之一。所以，他无须向外人那样带着满心好奇远距离地打量伍尔夫，也无须像那些倾慕者一样，心怀敬仰，并因此有所忌讳。
    贝尔以亲切、幽默甚至略带调侃的口气，用彩色笔勾画着自己熟悉的家里人———一个会戏弄人，会恶作剧，会调情，伶牙俐齿的伍尔夫，一个忍受侵害、病痛折磨的不幸者，一个生活充实、拥有朋友家人尤其是丈夫伦纳德永恒关爱的幸运者，而不仅仅是一个靠作品分析和史实重构堆建起来的影像。
    她爱姐姐瓦奈萨，甚至不惜采用与姐夫调情的方式，破坏那个幸福的小圈子，以夺回瓦奈萨；她害怕别人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以至在每一部重要作品面世之前，都紧张得大病一场；为了和文学对手竞争，她给对方写矫揉造作的信，以掩示自己真实的表达；像所有女人一样，她喜欢被人夸赞———夸赞她的美貌，她的智慧，她的个性；她还喜欢恶作剧，曾经女扮男装，和朋友们一起假扮桑给巴尔使节参观戒备森严的英国皇家海军舰船；她并不喜欢离群索居，总是热切地想重返伦敦社交圈……
    在以编年方式讲述伍尔夫的一生、重温旧日岁月之时，贝尔引用伍尔夫或者她周围亲友们的信件、日记、作品，仔细地还原它们。这时，你就会知道那些信、日记之类的史料，为什么要那么写了。有赖于它们的生动，你将更好地了解那些陈年往事。
    相比于那些由博士论文演化而来的所谓传记（这类作者多半以研究作家的作品为专业，在学术论文的框架里，加入作家个人的成长历史，权作传记而论了），或者那些身陷史实难以自拔的记录（它们将作品当作作家某年某月的某项产品，缺少文学批评者的专业眼光，或过多地拘泥于史实本身，而忽视了人性的鲜活），贝尔的这本传记要从容自如、妙趣横生得多。
    有关该书的一语评论说得很贴切，作为家族的成员，昆汀·贝尔自然有“近身观察的便利，而人类学家的眼光，则使他能够察见别人之不能察见的幽暗存在———文学家是一种多么复杂的生物，从伍尔夫这里可以窥见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