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对立思维”，致力“拨乱反正”
对“对立”二字的理解，应该作为两个词，而不是作为一个词，因为当我们把它当作一个词的时候，就不自觉不自知地应用了所谓的“现代汉语”的用法。在我看来，所谓“现代汉语”，就是“现代化（西方化）”了的所谓的“汉语”，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它是与所谓的“古代汉语”相“对立”的，是建立在“反传统”的基础之上的，是用汉字表达西方观念和思想的，与真正意义上的“口语”不同。在“四书”、“六经”之中，“对”字是身在下位的人以礼回答身在上位的人的话，需要面对在上位的人，而不能背对、侧身，这是有礼之貌；在下位的人不是要排斥、攻击在上位的人，而是谨慎地回答在上位的人的话，这是恭敬端庄之态。
在所谓“现代汉语”中的“对立”被解释成什么了呢？请看《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对立：两种事物或一种事物中的两个方面之间的相互排斥、相互矛盾、相互斗争。”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的如此解释，2002年修订增补版的还是如此解释，一字不差。由“排斥、矛盾、斗争”这三个词的使用可见，其中已经没有丝毫的礼貌和恭敬端庄，充斥于其中的是敌对、仇视、反叛、战斗的情绪。以这种情绪为前提，去“思”去“维”，将会“思”出什么，将会“维”成什么，可想而知。因此，“阴阳”在所谓的“现代汉语”中被解释成了“对立关系”；“矛盾”不再是一个士卒同时拥有而且同功异用的统一体，而成了只表示双方一攻一守乃至相互攻击的东西；出现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这两个在意义上和实际中相互排斥的词语；引进了“民主自由”与“君主专制”这两个“否定之否定”性质的词语，如此等等，几乎何以说这种“对立”意识已经渗透和应用到“现代汉语”表达方式的各个方面，因此，传统表达方式就这样被悄悄地偷梁换柱了，这样的“汉语”还是汉语吗？明乎此，也就明白了蒋庆先生提出“以中国解释中国”的必要性之所在了。
“对立”的表达方式，决定于我们的“思想”。这里涉及到另外的一个词，亦即“思维”。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心主思”，然而，“西方科学”传入、侵入中国以后，我们否定了“心主思”之说，而改成了“大脑是思维的器官”。“心主思”是从“思”之“本”而言的，而“大脑是思维的器官”则是从“思”之“末”而言的，而且这种说法所用的词语是“思维”与“器官”两个词语。按中国传统说法，应该用“思惟”，而不用“思维”。“思惟”是依据内在条理而表达，“思维”则是外在条理而组织。条理应该由内及外，以此而存诚；如果是由外及内，则近于追求“巧言”。以“思维”为标准，而不知“思惟”，所以会有很多人认为《论语》、《黄帝内经》、《儒林外史》等著作缺乏“主线索”，这是中国传统标准被西方观念取代所产生的必然结果。附带说一说“器官”一词的问题，一旦把“心”、“脑”看作“器官”，也就意味着把人体看作机器，因此，“心”、“脑”也就必然被看作“工具性”的“零件”了，人所具备的“灵性”、“神性”也因此而失去了，西方的解剖学、分析方法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更深入一点来说，我们的“思”会不自觉地应用“对立”、表达出“对立”，是因为全面彻底地反传统所导致的。为了全面彻底反传统，所以，要使人不读中国“古书”，尤其是不读“经”，相当于从根本上放弃中国经典中所载的评判标准、所要哪个的思惟方式和表达方式；为了使人无法读、不愿读中国“古书”，所以，把两千多年来所应用的规范汉字擅自改变成了所谓“简化字”，而且把中国数千年来用以传道的书面文字“文言文”当作“古董”，大力提倡口语式的所谓“白话文”，至此，即使你想去读中国传统经典也很困难了。这个过程不仅是翻天覆地的过程，而且是铺天盖地的过程，所以，仅仅用来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国文化的思惟方式、表达方式、评判标准就基本上从中国人心中被“消灭”了，“对立思维”被置入到中国人心中了。这个过程似乎结束了，但是，这个过程所造成的结果却还在被当作种子播种着，还在我们的思想言行中不自觉地应用着，而“拨乱反正”，将是一个更加长久的过程，就好比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转载)
对“对立”二字的理解，应该作为两个词，而不是作为一个词，因为当我们把它当作一个词的时候，就不自觉不自知地应用了所谓的“现代汉语”的用法。在我看来，所谓“现代汉语”，就是“现代化（西方化）”了的所谓的“汉语”，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它是与所谓的“古代汉语”相“对立”的，是建立在“反传统”的基础之上的，是用汉字表达西方观念和思想的，与真正意义上的“口语”不同。在“四书”、“六经”之中，“对”字是身在下位的人以礼回答身在上位的人的话，需要面对在上位的人，而不能背对、侧身，这是有礼之貌；在下位的人不是要排斥、攻击在上位的人，而是谨慎地回答在上位的人的话，这是恭敬端庄之态。
在所谓“现代汉语”中的“对立”被解释成什么了呢？请看《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对立：两种事物或一种事物中的两个方面之间的相互排斥、相互矛盾、相互斗争。”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的如此解释，2002年修订增补版的还是如此解释，一字不差。由“排斥、矛盾、斗争”这三个词的使用可见，其中已经没有丝毫的礼貌和恭敬端庄，充斥于其中的是敌对、仇视、反叛、战斗的情绪。以这种情绪为前提，去“思”去“维”，将会“思”出什么，将会“维”成什么，可想而知。因此，“阴阳”在所谓的“现代汉语”中被解释成了“对立关系”；“矛盾”不再是一个士卒同时拥有而且同功异用的统一体，而成了只表示双方一攻一守乃至相互攻击的东西；出现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这两个在意义上和实际中相互排斥的词语；引进了“民主自由”与“君主专制”这两个“否定之否定”性质的词语，如此等等，几乎何以说这种“对立”意识已经渗透和应用到“现代汉语”表达方式的各个方面，因此，传统表达方式就这样被悄悄地偷梁换柱了，这样的“汉语”还是汉语吗？明乎此，也就明白了蒋庆先生提出“以中国解释中国”的必要性之所在了。
“对立”的表达方式，决定于我们的“思想”。这里涉及到另外的一个词，亦即“思维”。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心主思”，然而，“西方科学”传入、侵入中国以后，我们否定了“心主思”之说，而改成了“大脑是思维的器官”。“心主思”是从“思”之“本”而言的，而“大脑是思维的器官”则是从“思”之“末”而言的，而且这种说法所用的词语是“思维”与“器官”两个词语。按中国传统说法，应该用“思惟”，而不用“思维”。“思惟”是依据内在条理而表达，“思维”则是外在条理而组织。条理应该由内及外，以此而存诚；如果是由外及内，则近于追求“巧言”。以“思维”为标准，而不知“思惟”，所以会有很多人认为《论语》、《黄帝内经》、《儒林外史》等著作缺乏“主线索”，这是中国传统标准被西方观念取代所产生的必然结果。附带说一说“器官”一词的问题，一旦把“心”、“脑”看作“器官”，也就意味着把人体看作机器，因此，“心”、“脑”也就必然被看作“工具性”的“零件”了，人所具备的“灵性”、“神性”也因此而失去了，西方的解剖学、分析方法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更深入一点来说，我们的“思”会不自觉地应用“对立”、表达出“对立”，是因为全面彻底地反传统所导致的。为了全面彻底反传统，所以，要使人不读中国“古书”，尤其是不读“经”，相当于从根本上放弃中国经典中所载的评判标准、所要哪个的思惟方式和表达方式；为了使人无法读、不愿读中国“古书”，所以，把两千多年来所应用的规范汉字擅自改变成了所谓“简化字”，而且把中国数千年来用以传道的书面文字“文言文”当作“古董”，大力提倡口语式的所谓“白话文”，至此，即使你想去读中国传统经典也很困难了。这个过程不仅是翻天覆地的过程，而且是铺天盖地的过程，所以，仅仅用来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国文化的思惟方式、表达方式、评判标准就基本上从中国人心中被“消灭”了，“对立思维”被置入到中国人心中了。这个过程似乎结束了，但是，这个过程所造成的结果却还在被当作种子播种着，还在我们的思想言行中不自觉地应用着，而“拨乱反正”，将是一个更加长久的过程，就好比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