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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蒙面人说话
你肯定不是你
我肯定不是我
桌子肯定不是桌子
黑板肯定不是黑板
今天肯定不是今天
阳光肯定不是阳光
——某课堂讲稿
引言
要不是亲眼目睹，真难以相信我们身边还有这样的单位，他们的工作是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的，但工作本身具有的保密性又使他们自己失去了甚至是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以致连收发一封信都要经组织审查，审查合格方可投递或交付本人阅读。这就是说，倘若你给他们去信，主人能否看到，要取决于你在信中究竟写些什么，如果你的言谈稍有某种嫌疑，主人便可能无缘一睹。退一步说，即便有缘一睹，也仅仅是一睹而已，因为信看过后由组织统一存档保管，个人是无权留存的。再说，如果你有幸收到他们发出的信(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比较小，除非你是他们直系亲人)，也许会奇怪他们为什么会用复写纸写信。其实，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他们投出的信件组织上必须留下副本。在尚无复印设备的年代里，要让一份东西生出副本，最好的办法无疑是依靠复写纸。更不可思议的是，在他们离开单位时，所有文字性的东西，包括他们平时记的日记，都必须上交，由单位档案部门统一代管，直到有一天这些文字具备的密度消失殆尽，方可归还本人。
特别单位701就是这样一个单位。
作为一个特别单位，701的特别性几乎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有些特殊你简直想都想不到，比如它一年中有个很特殊的日子，系统内部的人都管它叫“解密日”。这一天，必有相应的一些老701人回单位来领取当初他们离开时不能带走的那些文书，比如信件、日记、书籍、资料等。不久前(2002年10月25日)，我有幸见证了这个奇特的日子：从上午八点半钟开始，断断续续有人来到701档案室窗台前，向值班同志出示一份通知单，然后领了东西就走，整个感觉似乎跟到邮局提取包裹没什么不同，稍有不同的无非就是在这里的交接过程中，双方的态度要亲善、友好一些，仅此而已。
在零星的来人中，我注意到一个拄拐杖的年轻人，他也是我那天恭候的主要对象，名叫施国光。他真的很年轻，才40多岁，按说正当是干事业的好年纪。但是两年前，他不幸患上了严重的眼疾，一夜间世界在他眼前变成漆黑一片，如今虽经多方治疗，仍然还是白茫茫一片，走路还需拐杖支持，更别说什么工作。他就这样离开——白茫茫地离开——了701。说是离开，其实离开的还没有留下的多，比如他的青春、才干、友情、恩爱等，还有他在此12年间产生的所有收发信件、日记、资料什么的，都留在了这里面，有的是永远留下了，有的也许是暂时的，而暂时的概念又是模糊的，也许是几年，也许是几十年。
以下是那天他领取的解密件，有几则日记、一封收信的原件和两封发信的复印件。据施国光自己说，这是他第一次回来领解密件，而到手的这些东西仅仅是他留在里面的众多类似的东西中的一小部分。这部分东西之所以能率先解密，是因为里面涉及到的那个人和事已经有幸解密。
你肯定不是你
我肯定不是我
桌子肯定不是桌子
黑板肯定不是黑板
今天肯定不是今天
阳光肯定不是阳光
——某课堂讲稿
引言
要不是亲眼目睹，真难以相信我们身边还有这样的单位，他们的工作是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的，但工作本身具有的保密性又使他们自己失去了甚至是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以致连收发一封信都要经组织审查，审查合格方可投递或交付本人阅读。这就是说，倘若你给他们去信，主人能否看到，要取决于你在信中究竟写些什么，如果你的言谈稍有某种嫌疑，主人便可能无缘一睹。退一步说，即便有缘一睹，也仅仅是一睹而已，因为信看过后由组织统一存档保管，个人是无权留存的。再说，如果你有幸收到他们发出的信(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比较小，除非你是他们直系亲人)，也许会奇怪他们为什么会用复写纸写信。其实，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他们投出的信件组织上必须留下副本。在尚无复印设备的年代里，要让一份东西生出副本，最好的办法无疑是依靠复写纸。更不可思议的是，在他们离开单位时，所有文字性的东西，包括他们平时记的日记，都必须上交，由单位档案部门统一代管，直到有一天这些文字具备的密度消失殆尽，方可归还本人。
特别单位701就是这样一个单位。
作为一个特别单位，701的特别性几乎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有些特殊你简直想都想不到，比如它一年中有个很特殊的日子，系统内部的人都管它叫“解密日”。这一天，必有相应的一些老701人回单位来领取当初他们离开时不能带走的那些文书，比如信件、日记、书籍、资料等。不久前(2002年10月25日)，我有幸见证了这个奇特的日子：从上午八点半钟开始，断断续续有人来到701档案室窗台前，向值班同志出示一份通知单，然后领了东西就走，整个感觉似乎跟到邮局提取包裹没什么不同，稍有不同的无非就是在这里的交接过程中，双方的态度要亲善、友好一些，仅此而已。
在零星的来人中，我注意到一个拄拐杖的年轻人，他也是我那天恭候的主要对象，名叫施国光。他真的很年轻，才40多岁，按说正当是干事业的好年纪。但是两年前，他不幸患上了严重的眼疾，一夜间世界在他眼前变成漆黑一片，如今虽经多方治疗，仍然还是白茫茫一片，走路还需拐杖支持，更别说什么工作。他就这样离开——白茫茫地离开——了701。说是离开，其实离开的还没有留下的多，比如他的青春、才干、友情、恩爱等，还有他在此12年间产生的所有收发信件、日记、资料什么的，都留在了这里面，有的是永远留下了，有的也许是暂时的，而暂时的概念又是模糊的，也许是几年，也许是几十年。
以下是那天他领取的解密件，有几则日记、一封收信的原件和两封发信的复印件。据施国光自己说，这是他第一次回来领解密件，而到手的这些东西仅仅是他留在里面的众多类似的东西中的一小部分。这部分东西之所以能率先解密，是因为里面涉及到的那个人和事已经有幸解密。
第一部分几则日记
3月25日
宿舍。夜。雨。
今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在特别单位701总部时我师傅的儿子打来的。开始我听电话里声音幽幽的，以为是个女的，问是谁，他说是陈思兵。我想了一圈也没想到陈思兵是谁，他才说是陈二湖的儿子。
陈二湖就是我师傅。
师傅儿子的来电，多少有些令我吃惊，一个是这电话本身，来得唐突，去的也唐突，只说他给我寄了一封信，问我收到没有。我说没有，他就开始说挂电话的话了。我以为是他那边打长话不方便，就问他电话号码，说我给他打过去。他说不用了，明天再跟我联系，就挂了电话。二个是听他电话里的声音，我感觉他好像情绪很不对头似的，加上他又说给我来了一封信，就更叫我觉得蹊跷，有种不知深浅的隐隐虚弱的感觉。说真的，虽然我同他父亲包括跟他家里的关系一度是很亲密的，但跟他本人却一向不太熟悉的。他是在城里外婆家长大的，很少到701来，直到上大学后，在寒暑假里，我有时会在排球场上看到他。他个子有点高，弹跳又好，球场上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他父亲的关系，我们见面时总是客客气气的，有时间也站下来聊聊天。他非常健谈，而且说话喜欢一边比着动作，一会儿耸肩，一会儿摊手的，跟个老外似的，而站立的姿态总是那么稍稍倾斜的，重心落在一只脚跟上，让人感到他是那么自在，满不在乎的。我很容易从他的言谈举止中看出他跟他父亲的不一样，这是一个热情、乐观、身上集合了诸多现代人气息的年轻人，而他父亲则是一个沉默寡言，性格又冷又硬的孤独老头。父子俩表面上的不同曾经令我感到惊讶，但仔细想想又觉得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父子相异就跟父子相似一样其实都是正常的。不过，总的说我对他是不熟悉的，我以前连他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只记得那时我们都喊他叫阿兵。这自然是小名，今天我才知道他大名叫陈思兵。他来信要跟我说什么事?我告诉自己：不要去想它，等明天看信吧。
3月26日
办公室。夜。还在下雨。
难道是因为连续的下雨影响信的正常传递?今天还是没收到信，阿兵的电话倒是又来了。他一定是有很急的事要问我，但我没收到信又似乎无法问。听声音，今天他情绪要比昨天好，说的也比昨天多，包括工作单位、联系电话都跟我说了。现在我知道，他已读完研究生，分在南方×市的出版社工作，想必是当编辑。我不清楚，他在电话里没说起。不过，从出版社的单位和他学的专业看，我想很可能是在当编辑。他是研究欧洲当代文学的，让他去出版社工作，不当编辑又能当什么呢?我想不出来。
那个城市我去过一次，是一个很美的城市，街上种满了花，很抒情的。花以优雅素白的樱花居多，几乎城市的几条主干道两侧都排着或大或小、或土或洋的樱花树。眼下，春意飘飘，正是樱花盛开之际，我可以想象现在那个城市的基本姿态：满街的樱花灿烂如霞，像雪花凌空，像白云悠悠，空气里弥漫着樱花绽放出来的袭人的香气。此刻，我甚至都闻见了樱花缥缈的香气。
关于那个城市，我还有一点认识，是从历史书上捞来的。据说，一个世纪前，那城市曾闹过一次大地震，死者不计其数，也许有好几十万。而五十年前，又有一场著名的战役在那里打得不可开交，阵亡者书上又说是“不计其数”。因此，我常常想，那儿地底下埋葬的尸骨一定有好几吨。这和樱花本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可我不知怎么就将它们想到了一块。想就想吧，反正意识大多不算错误。意识太多是一种病，但决不是错误。既然不是错误，扯远一点也没关系吧。我想。事实上，我知道，我想这些都是想为了摆脱一点什么，因为我觉得心里乱乱的。乱七八糟的。
3月25日
宿舍。夜。雨。
今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在特别单位701总部时我师傅的儿子打来的。开始我听电话里声音幽幽的，以为是个女的，问是谁，他说是陈思兵。我想了一圈也没想到陈思兵是谁，他才说是陈二湖的儿子。
陈二湖就是我师傅。
师傅儿子的来电，多少有些令我吃惊，一个是这电话本身，来得唐突，去的也唐突，只说他给我寄了一封信，问我收到没有。我说没有，他就开始说挂电话的话了。我以为是他那边打长话不方便，就问他电话号码，说我给他打过去。他说不用了，明天再跟我联系，就挂了电话。二个是听他电话里的声音，我感觉他好像情绪很不对头似的，加上他又说给我来了一封信，就更叫我觉得蹊跷，有种不知深浅的隐隐虚弱的感觉。说真的，虽然我同他父亲包括跟他家里的关系一度是很亲密的，但跟他本人却一向不太熟悉的。他是在城里外婆家长大的，很少到701来，直到上大学后，在寒暑假里，我有时会在排球场上看到他。他个子有点高，弹跳又好，球场上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他父亲的关系，我们见面时总是客客气气的，有时间也站下来聊聊天。他非常健谈，而且说话喜欢一边比着动作，一会儿耸肩，一会儿摊手的，跟个老外似的，而站立的姿态总是那么稍稍倾斜的，重心落在一只脚跟上，让人感到他是那么自在，满不在乎的。我很容易从他的言谈举止中看出他跟他父亲的不一样，这是一个热情、乐观、身上集合了诸多现代人气息的年轻人，而他父亲则是一个沉默寡言，性格又冷又硬的孤独老头。父子俩表面上的不同曾经令我感到惊讶，但仔细想想又觉得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父子相异就跟父子相似一样其实都是正常的。不过，总的说我对他是不熟悉的，我以前连他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只记得那时我们都喊他叫阿兵。这自然是小名，今天我才知道他大名叫陈思兵。他来信要跟我说什么事?我告诉自己：不要去想它，等明天看信吧。
3月26日
办公室。夜。还在下雨。
难道是因为连续的下雨影响信的正常传递?今天还是没收到信，阿兵的电话倒是又来了。他一定是有很急的事要问我，但我没收到信又似乎无法问。听声音，今天他情绪要比昨天好，说的也比昨天多，包括工作单位、联系电话都跟我说了。现在我知道，他已读完研究生，分在南方×市的出版社工作，想必是当编辑。我不清楚，他在电话里没说起。不过，从出版社的单位和他学的专业看，我想很可能是在当编辑。他是研究欧洲当代文学的，让他去出版社工作，不当编辑又能当什么呢?我想不出来。
那个城市我去过一次，是一个很美的城市，街上种满了花，很抒情的。花以优雅素白的樱花居多，几乎城市的几条主干道两侧都排着或大或小、或土或洋的樱花树。眼下，春意飘飘，正是樱花盛开之际，我可以想象现在那个城市的基本姿态：满街的樱花灿烂如霞，像雪花凌空，像白云悠悠，空气里弥漫着樱花绽放出来的袭人的香气。此刻，我甚至都闻见了樱花缥缈的香气。
关于那个城市，我还有一点认识，是从历史书上捞来的。据说，一个世纪前，那城市曾闹过一次大地震，死者不计其数，也许有好几十万。而五十年前，又有一场著名的战役在那里打得不可开交，阵亡者书上又说是“不计其数”。因此，我常常想，那儿地底下埋葬的尸骨一定有好几吨。这和樱花本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可我不知怎么就将它们想到了一块。想就想吧，反正意识大多不算错误。意识太多是一种病，但决不是错误。既然不是错误，扯远一点也没关系吧。我想。事实上，我知道，我想这些都是想为了摆脱一点什么，因为我觉得心里乱乱的。乱七八糟的。
3月27日
宿舍。夜。晴。
今天终于收到阿兵的信了。尽管这两天我一直在想阿兵信上可能要跟我说的，但就没想到居然会是我师傅去世的噩耗!师傅是3月2日去世的，都快一个月了。信上说，师傅临死前很想见我，老王局长给我单位挂电话，我却正回老家在休假，怎么联系也联系不上。没办法，最后师傅给我留了遗言，并再三嘱咐他一定要转交给我。他这回便是把父亲的遗书给我寄过来了。
遗言是师傅亲笔写在一张16开的信纸上的，字比个孩童写的还要差，歪歪扭扭的，大的大，小的小，横不平，竖不直的。我是熟悉师傅字的，从这些变得不成样的字中，我可以想象他当时有多么虚弱，手握不住笔，气喘不上来——看着这些歪歪斜斜的字，我仿佛见了师傅奄奄一息的样子，心情徒然变得沉重，手忍不住地发抖……我还是第一次接受死者的遗书，没想到它会如此震憾我的心灵。看着这遗书，我简直感到害怕，一个个醒目的字，杀气腾腾的，犹如一把把直逼我心脏的刀子。我就这样哭了，泪水滴落在遗书上。
遗书是这样写的：
小施，看来我是要走了，走前我要再一次告诫你：那件事——你要相信它对我的重要，不管怎样都要替我保守这秘密，永不外传。陈二湖。1997年3月1日立言。
遗言中说的“那件事”是什么?
这一定非常叫人寻思，一定也引起了阿兵的深思深想。今天，他又打电话来了，知道我已收到信，就问我这是什么事。他不停给我打电话，就是想问我这个。他说既然父亲这么重视这事，作为他的儿子，他本能地想知道，希望我能告诉他。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只是他也该理解我，因为白纸黑字的遗书清清楚楚叮嘱我，要我“保守秘密，永不外传”。这里没有指明儿子或什么人可以除外。没有人除外，所有的人都是我保密、缄口不语的对象。这是死者对我的最后愿望，也是我对死者的最后承诺。
其实，即使没有死者遗嘱，我也是不可能跟他说的，因为这牵涉到国家机密。作为一个特别单位，我们701可以说整个都是秘密的，秘密是它的形象，它的任务，它的生命，它的过去、现在、未来，是它所有的一切。而我师傅——陈思兵父亲——陈二湖，他的工作是我们701的心脏，是秘密中的秘密，我怎么能跟一个外边人他说呢?不行的。儿子也不行，天皇老子都不行的。事实上，我理解遗书上说的“不外传”，指的不是像阿兵这样的外人，而是指我们701内部人。是的，是701内部的人，是指我老单位的同仁们。没有人知道，只有我知道，“那件事”不是701的什么秘密，而是我师傅个人的秘密，是他对组织、对701的秘密。就是这样的。师傅在701不是个平常人，而是响当当的，一生获得的荣誉也许比701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多。这些荣誉把他披挂得光彩夺目的，即使死了701照样不会忘记他，照样会怀念他，崇敬他。我相信，师傅的追悼会一定是隆重又隆重的，701人追悼他的泪也一定是流了又流的，而所有这一切，起码有一半是建在人们不知道“那件事”的基础上的。现在，我是“那件事”唯一的知情人，师傅为什么临死了还这么郑重地嘱咐我，也就可以理解了。其实，他曾以各种形式多次这样嘱咐过我。这就是说，即使没这遗书，我照样不会跟任何人说的，包括他儿子。老实说，陈思兵还没这资格。让我说的资格。
当然我想得到，我这样拒绝后阿兵心里一定会难受的。是硌一块异物似的难受。也许从今以后，他，还有师傅的其它亲属，都将被我手头这神秘的遗书乱了心思，心存顾虑，耿耿于怀的。遗言叫他们笼罩了一团雾气，一片阴影，他们不理解也不允许死者和他们相依为命一辈子，到头来却给一个外人留下这莫名其妙又似乎至关重要的遗言。这中间藏着什么秘密，死者生前有什么不是之处，会不会给他们留下隐患，带来麻烦?等等，等等，有疑问，有担忧，有期待，有恐惧，我几乎肯定他们一定会这样那样的想不开的。我想，虽然遗言只有寥寥几行字，但他们一定是反复咀嚼了又咀嚼的，他们一边咀嚼一边琢磨着里头的名堂，猜想着可能有的事情。他们一定思想了很多，也很远：他们恨不得一口将这散布着神秘气息的遗书咬个血淋淋，咬出它深藏的秘密。当一切都变得徒劳时，他们不免会对我产生顾虑，防范我，揣度我，怀疑我，甚至敌视我。我忽然觉得自己没能和师傅作别真是天大的憾事。千不该万不该啊。我想，如果我跟师傅临终能见上个面，这遗书必将属于我独个人的，可是现在它左传右转的，到最后才落到我手上。虽然给了我，但他们心里是不情愿的，阿兵的请求是最说明这点的，父亲明明有言在先，不能外传，他居然还明知故犯，心存侥幸，这不是荒唐就是厚脸皮了。而且，我有种预感，这几天，我还会收到一封信或者电话，那里面还会有类似的要求，荒唐的，或者是厚脸皮的。对阿兵，我可以没什么犹豫地拒绝，但对那封信或电话，也许就不会这么简单了。那封信或电话，那封未知的信或者电话，我敢说一定将出自他姐姐的。
说真的，我情愿面对的是信，而不是电话。
宿舍。夜。晴。
今天终于收到阿兵的信了。尽管这两天我一直在想阿兵信上可能要跟我说的，但就没想到居然会是我师傅去世的噩耗!师傅是3月2日去世的，都快一个月了。信上说，师傅临死前很想见我，老王局长给我单位挂电话，我却正回老家在休假，怎么联系也联系不上。没办法，最后师傅给我留了遗言，并再三嘱咐他一定要转交给我。他这回便是把父亲的遗书给我寄过来了。
遗言是师傅亲笔写在一张16开的信纸上的，字比个孩童写的还要差，歪歪扭扭的，大的大，小的小，横不平，竖不直的。我是熟悉师傅字的，从这些变得不成样的字中，我可以想象他当时有多么虚弱，手握不住笔，气喘不上来——看着这些歪歪斜斜的字，我仿佛见了师傅奄奄一息的样子，心情徒然变得沉重，手忍不住地发抖……我还是第一次接受死者的遗书，没想到它会如此震憾我的心灵。看着这遗书，我简直感到害怕，一个个醒目的字，杀气腾腾的，犹如一把把直逼我心脏的刀子。我就这样哭了，泪水滴落在遗书上。
遗书是这样写的：
小施，看来我是要走了，走前我要再一次告诫你：那件事——你要相信它对我的重要，不管怎样都要替我保守这秘密，永不外传。陈二湖。1997年3月1日立言。
遗言中说的“那件事”是什么?
这一定非常叫人寻思，一定也引起了阿兵的深思深想。今天，他又打电话来了，知道我已收到信，就问我这是什么事。他不停给我打电话，就是想问我这个。他说既然父亲这么重视这事，作为他的儿子，他本能地想知道，希望我能告诉他。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只是他也该理解我，因为白纸黑字的遗书清清楚楚叮嘱我，要我“保守秘密，永不外传”。这里没有指明儿子或什么人可以除外。没有人除外，所有的人都是我保密、缄口不语的对象。这是死者对我的最后愿望，也是我对死者的最后承诺。
其实，即使没有死者遗嘱，我也是不可能跟他说的，因为这牵涉到国家机密。作为一个特别单位，我们701可以说整个都是秘密的，秘密是它的形象，它的任务，它的生命，它的过去、现在、未来，是它所有的一切。而我师傅——陈思兵父亲——陈二湖，他的工作是我们701的心脏，是秘密中的秘密，我怎么能跟一个外边人他说呢?不行的。儿子也不行，天皇老子都不行的。事实上，我理解遗书上说的“不外传”，指的不是像阿兵这样的外人，而是指我们701内部人。是的，是701内部的人，是指我老单位的同仁们。没有人知道，只有我知道，“那件事”不是701的什么秘密，而是我师傅个人的秘密，是他对组织、对701的秘密。就是这样的。师傅在701不是个平常人，而是响当当的，一生获得的荣誉也许比701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多。这些荣誉把他披挂得光彩夺目的，即使死了701照样不会忘记他，照样会怀念他，崇敬他。我相信，师傅的追悼会一定是隆重又隆重的，701人追悼他的泪也一定是流了又流的，而所有这一切，起码有一半是建在人们不知道“那件事”的基础上的。现在，我是“那件事”唯一的知情人，师傅为什么临死了还这么郑重地嘱咐我，也就可以理解了。其实，他曾以各种形式多次这样嘱咐过我。这就是说，即使没这遗书，我照样不会跟任何人说的，包括他儿子。老实说，陈思兵还没这资格。让我说的资格。
当然我想得到，我这样拒绝后阿兵心里一定会难受的。是硌一块异物似的难受。也许从今以后，他，还有师傅的其它亲属，都将被我手头这神秘的遗书乱了心思，心存顾虑，耿耿于怀的。遗言叫他们笼罩了一团雾气，一片阴影，他们不理解也不允许死者和他们相依为命一辈子，到头来却给一个外人留下这莫名其妙又似乎至关重要的遗言。这中间藏着什么秘密，死者生前有什么不是之处，会不会给他们留下隐患，带来麻烦?等等，等等，有疑问，有担忧，有期待，有恐惧，我几乎肯定他们一定会这样那样的想不开的。我想，虽然遗言只有寥寥几行字，但他们一定是反复咀嚼了又咀嚼的，他们一边咀嚼一边琢磨着里头的名堂，猜想着可能有的事情。他们一定思想了很多，也很远：他们恨不得一口将这散布着神秘气息的遗书咬个血淋淋，咬出它深藏的秘密。当一切都变得徒劳时，他们不免会对我产生顾虑，防范我，揣度我，怀疑我，甚至敌视我。我忽然觉得自己没能和师傅作别真是天大的憾事。千不该万不该啊。我想，如果我跟师傅临终能见上个面，这遗书必将属于我独个人的，可是现在它左传右转的，到最后才落到我手上。虽然给了我，但他们心里是不情愿的，阿兵的请求是最说明这点的，父亲明明有言在先，不能外传，他居然还明知故犯，心存侥幸，这不是荒唐就是厚脸皮了。而且，我有种预感，这几天，我还会收到一封信或者电话，那里面还会有类似的要求，荒唐的，或者是厚脸皮的。对阿兵，我可以没什么犹豫地拒绝，但对那封信或电话，也许就不会这么简单了。那封信或电话，那封未知的信或者电话，我敢说一定将出自他姐姐的。
说真的，我情愿面对的是信，而不是电话。
4月2日
宿舍。夜。晴。
陈思思的信没像我想的一样很快来，但还是来了，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摸着就知道不是封通常的信，我捏着它，久久地捏着它，甚至有些不敢拆封。当然，信是不可能不看的，只是我需要作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为了给自己增添受考验的信心和防卫的力度，我居然把师傅的照片和遗书一齐放在案头，让我在看书的同时随时可以看到师傅临死的嘱咐。
我就是这样开始阅我曾经的恋人陈思思的信的。等阅完信，我才发现自己种种的担心是多余的，整封信，从头到脚，有关遗书上的事提都没提，好像是知道我怕她提，所以有意不提的。这使我怀疑师傅给我留遗书的事她可能并不知道，给阿兵打电话问，果然是这样。阿兵说：给我留遗书的事他父亲要求他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包括他姐姐思思。这也成了我彻底拒绝阿兵——他希望我告诉他“那件事”呢——的最好理由，我对他说：师傅这样做，就是因为考虑到我和你姐姐过去有的关系，担心我经不起她盘问，所以才特意对她隐瞒这事。阿兵听我这么一说，似乎才有所悟道，感叹着说了一句“原来是这样”，然后挂了电话。我相信，阿兵以后再不会来找我问这事了。这样很好。真的很好。
我没想到的是，思思会把信写得那么长，16开的信纸，总共写了18页，每一页的字都满当当的，长得简直不像一封信。从变化的字体和继继续续的格式看，这信起码是分几天时间才写完的，最后落脚的时间是3月25——这也是我第一次接到阿兵电话的时间。从信的内容看，与其说这是封信，倒不如说是份小说手稿，里面有感情，有故事，看着扣人心弦，令人欲罢不能的。
宿舍。夜。晴。
陈思思的信没像我想的一样很快来，但还是来了，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摸着就知道不是封通常的信，我捏着它，久久地捏着它，甚至有些不敢拆封。当然，信是不可能不看的，只是我需要作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为了给自己增添受考验的信心和防卫的力度，我居然把师傅的照片和遗书一齐放在案头，让我在看书的同时随时可以看到师傅临死的嘱咐。
我就是这样开始阅我曾经的恋人陈思思的信的。等阅完信，我才发现自己种种的担心是多余的，整封信，从头到脚，有关遗书上的事提都没提，好像是知道我怕她提，所以有意不提的。这使我怀疑师傅给我留遗书的事她可能并不知道，给阿兵打电话问，果然是这样。阿兵说：给我留遗书的事他父亲要求他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包括他姐姐思思。这也成了我彻底拒绝阿兵——他希望我告诉他“那件事”呢——的最好理由，我对他说：师傅这样做，就是因为考虑到我和你姐姐过去有的关系，担心我经不起她盘问，所以才特意对她隐瞒这事。阿兵听我这么一说，似乎才有所悟道，感叹着说了一句“原来是这样”，然后挂了电话。我相信，阿兵以后再不会来找我问这事了。这样很好。真的很好。
我没想到的是，思思会把信写得那么长，16开的信纸，总共写了18页，每一页的字都满当当的，长得简直不像一封信。从变化的字体和继继续续的格式看，这信起码是分几天时间才写完的，最后落脚的时间是3月25——这也是我第一次接到阿兵电话的时间。从信的内容看，与其说这是封信，倒不如说是份小说手稿，里面有感情，有故事，看着扣人心弦，令人欲罢不能的。
第二部分一封来信①
第一天
……红色的围墙，高高的，上面还拉着铁丝网，两扇黑色的大铁门从来都是关着的，开的只是一扇窗户一样的小铁门，荷枪实弹的哨兵在门口走来走去的，见了人就要看证件。小时候，我曾多次跟院里的孩子一道偷偷翻过山去，站在铁门外，看自己的大人一个个跨进小铁门，便消失了。我们偷着想溜进院子去看看，但没有谁是进去了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长大了，我才知道，父亲从事的是秘密工作，所以红墙里头也是秘密的，没有证件，任何人都是进不去的。
因为保密，我们到现在也不清楚父亲具体工作的性质和内容，但从组织上对父亲的重视程度看，我相信父亲的事业一定是很神圣崇高的，同时可能也是很艰巨的，需要他竭尽全力地投入进去。母亲在世的时候经常唠叨，要父亲早点退休，因为她看父亲老呆在红墙里，身体眼看着一年比一年差下来，人一年比一年衰老了。所以，以前我常常想，什么时候父亲才可以不工作，从红墙里解脱出来，做个平常的人，过平常人的生活。你调走后第二年②，父亲终于有了这样一天。他已经65岁，是早该退休的年纪了。
想到父亲这下终于可以轻轻松松地过了一个正常老人的生活，享享清福，我们简直别提有多高兴了。你也许不知道，父亲虽然一直忙于工作，很少顾念家庭，对我们的关心也少， 我们对父亲的感情依然是很深很真的，我们从不埋怨父亲给我们太少，相反我们理解他，支持他，敬重他。我们信父亲的晚年一定会过得十分幸福的，因为我们都觉得父亲的生活太需要弥补了，他应该也必须有一个称心如意的晚年。为了让父亲退下来后有事情做，我们专门在家里种了花草，养了鱼鸟，一到节假日，就带他去走亲眷，逛公园。那阵子，阿兵还没去读研究生，也没谈女朋友，我要他没事多陪陪父亲，他也这么做了，一有空闲就围转在父亲身边，和他说话，陪他散步。阿兵小时候是在外婆家长大的，后来又一直外地上学，跟父亲的感情上有些疏淡。起初，我还担心他们不能太好的交流，后来发现我担心是多余的，他们相处得很好，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我想，也许正是因为他们以前一直没有太好的交流，现在交流起来，常常有说不完的话，两人就像两个久违的好朋友，坐下来总有感兴趣的话题冒出来。就这样，父亲休息后的开头一段时间还是过得比较充实而快乐的，这让我们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你简直想不到，没过多久，也许有一个月吧，父亲便对这些开始腻味不耐烦了，看花不顺心，看鸟不入眼，和阿兵的话似乎也说光了，脾气似乎也变了，变得粗暴了，常常没个缘故地发牢骚，怨这怪那的，好像家里的一切都使他困顿、烦躁、不安。这时候，我们说什么做什么都可能会叫他不高兴，甚至一见我们挨近他，他就会不高兴，挥着手地喊我们走开。有那么一段时间，父亲简直活得太难受，每天都闷在房间里，像个影子似的，东转转，西转转，使我们感到心慌意乱。应该说，父亲不是那种喜怒无常、变化难测的人，他对我们向来不挑剔，对生活也没什么过分要求，可这下子他似乎完全变了，变得挑剔、苛刻、专横、粗暴，不近人情。有一天，我不知说了句什么话，父亲竟然气愤地冲上阳台，把笼里的鸟放飞走了，把几盆花一盆一盆地都打得粉碎。这样东西一个月前他还很喜欢的，现在说不喜欢就不喜欢了。父亲对玩物是那么容易厌倦，像个孩子一样的，可他又哪像个孩子?每天老早起床，却是哪里也不去，什么事也不做，什么话也不说，从早到晚都在灰心、叹气、生气、发呆，好像受尽虐待似的。
有一天，我看见他在阳台上呆呆地立了小半天，我几次过去请他出去散散步，都被他蛮横地拒绝。我问他在想什么，有什么不高兴，需要我们做什么，他也不吱声，光闷闷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个木头人，冬天的阳光静静地抹在他身上，照得他满头银发又白又亮的发着光。我透过窗玻璃看出去，几乎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他此刻的神情，那是一种我最熟悉不过的神情：绷紧的脸上有深刻的额纹，两只眼睛痴痴的，是不会转动的，嵌在松弛的眼眶里，仿佛随时都会滚出来，无声地落地。但是注视这张面具一样的面孔，透过表面的那层死气，你又可以发现底下藏着的是迷乱，是不安，是期望，是绝望。父亲的这种神情，陌生又似曾相识，常常使我陷入困顿。起初，我们看父亲不愿去老人俱乐部，以为是那里的气氛不好，于是我们就专门去请了一些父亲的老战友上家来会他。可他仍旧爱理不理的，和他们亲热不起来，常常几句话，几个眼色，就把人家冷淡走了。真的，父亲是没什么朋友的，在他临终前，我注意到来看望他的人，除了红墙里头的几位首长和我们家个别亲戚外，就没有多的一个人，你是他临终唯一想见的人，可能也是他唯一的朋友。父亲在单位的人缘会这么差，这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什么?荣誉?还是性格?还是工作?让他变得这么孤独，薄情寡义，缺朋少友，你能告诉我吗?算了，还是别告诉我的好，还是让我告诉你，父亲为什么不能像其他老人一样安心又愉快地欢度晚年。
第一天
……红色的围墙，高高的，上面还拉着铁丝网，两扇黑色的大铁门从来都是关着的，开的只是一扇窗户一样的小铁门，荷枪实弹的哨兵在门口走来走去的，见了人就要看证件。小时候，我曾多次跟院里的孩子一道偷偷翻过山去，站在铁门外，看自己的大人一个个跨进小铁门，便消失了。我们偷着想溜进院子去看看，但没有谁是进去了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长大了，我才知道，父亲从事的是秘密工作，所以红墙里头也是秘密的，没有证件，任何人都是进不去的。
因为保密，我们到现在也不清楚父亲具体工作的性质和内容，但从组织上对父亲的重视程度看，我相信父亲的事业一定是很神圣崇高的，同时可能也是很艰巨的，需要他竭尽全力地投入进去。母亲在世的时候经常唠叨，要父亲早点退休，因为她看父亲老呆在红墙里，身体眼看着一年比一年差下来，人一年比一年衰老了。所以，以前我常常想，什么时候父亲才可以不工作，从红墙里解脱出来，做个平常的人，过平常人的生活。你调走后第二年②，父亲终于有了这样一天。他已经65岁，是早该退休的年纪了。
想到父亲这下终于可以轻轻松松地过了一个正常老人的生活，享享清福，我们简直别提有多高兴了。你也许不知道，父亲虽然一直忙于工作，很少顾念家庭，对我们的关心也少， 我们对父亲的感情依然是很深很真的，我们从不埋怨父亲给我们太少，相反我们理解他，支持他，敬重他。我们信父亲的晚年一定会过得十分幸福的，因为我们都觉得父亲的生活太需要弥补了，他应该也必须有一个称心如意的晚年。为了让父亲退下来后有事情做，我们专门在家里种了花草，养了鱼鸟，一到节假日，就带他去走亲眷，逛公园。那阵子，阿兵还没去读研究生，也没谈女朋友，我要他没事多陪陪父亲，他也这么做了，一有空闲就围转在父亲身边，和他说话，陪他散步。阿兵小时候是在外婆家长大的，后来又一直外地上学，跟父亲的感情上有些疏淡。起初，我还担心他们不能太好的交流，后来发现我担心是多余的，他们相处得很好，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我想，也许正是因为他们以前一直没有太好的交流，现在交流起来，常常有说不完的话，两人就像两个久违的好朋友，坐下来总有感兴趣的话题冒出来。就这样，父亲休息后的开头一段时间还是过得比较充实而快乐的，这让我们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你简直想不到，没过多久，也许有一个月吧，父亲便对这些开始腻味不耐烦了，看花不顺心，看鸟不入眼，和阿兵的话似乎也说光了，脾气似乎也变了，变得粗暴了，常常没个缘故地发牢骚，怨这怪那的，好像家里的一切都使他困顿、烦躁、不安。这时候，我们说什么做什么都可能会叫他不高兴，甚至一见我们挨近他，他就会不高兴，挥着手地喊我们走开。有那么一段时间，父亲简直活得太难受，每天都闷在房间里，像个影子似的，东转转，西转转，使我们感到心慌意乱。应该说，父亲不是那种喜怒无常、变化难测的人，他对我们向来不挑剔，对生活也没什么过分要求，可这下子他似乎完全变了，变得挑剔、苛刻、专横、粗暴，不近人情。有一天，我不知说了句什么话，父亲竟然气愤地冲上阳台，把笼里的鸟放飞走了，把几盆花一盆一盆地都打得粉碎。这样东西一个月前他还很喜欢的，现在说不喜欢就不喜欢了。父亲对玩物是那么容易厌倦，像个孩子一样的，可他又哪像个孩子?每天老早起床，却是哪里也不去，什么事也不做，什么话也不说，从早到晚都在灰心、叹气、生气、发呆，好像受尽虐待似的。
有一天，我看见他在阳台上呆呆地立了小半天，我几次过去请他出去散散步，都被他蛮横地拒绝。我问他在想什么，有什么不高兴，需要我们做什么，他也不吱声，光闷闷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个木头人，冬天的阳光静静地抹在他身上，照得他满头银发又白又亮的发着光。我透过窗玻璃看出去，几乎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他此刻的神情，那是一种我最熟悉不过的神情：绷紧的脸上有深刻的额纹，两只眼睛痴痴的，是不会转动的，嵌在松弛的眼眶里，仿佛随时都会滚出来，无声地落地。但是注视这张面具一样的面孔，透过表面的那层死气，你又可以发现底下藏着的是迷乱，是不安，是期望，是绝望。父亲的这种神情，陌生又似曾相识，常常使我陷入困顿。起初，我们看父亲不愿去老人俱乐部，以为是那里的气氛不好，于是我们就专门去请了一些父亲的老战友上家来会他。可他仍旧爱理不理的，和他们亲热不起来，常常几句话，几个眼色，就把人家冷淡走了。真的，父亲是没什么朋友的，在他临终前，我注意到来看望他的人，除了红墙里头的几位首长和我们家个别亲戚外，就没有多的一个人，你是他临终唯一想见的人，可能也是他唯一的朋友。父亲在单位的人缘会这么差，这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什么?荣誉?还是性格?还是工作?让他变得这么孤独，薄情寡义，缺朋少友，你能告诉我吗?算了，还是别告诉我的好，还是让我告诉你，父亲为什么不能像其他老人一样安心又愉快地欢度晚年。
有一天，天都黑了，父亲还没有回家来吃晚饭，我们几个人到处找，最后终于在红墙那边找到他，他寂寞地坐在大铁门前，身边落满了烟灰和烟蒂。听哨兵说，他已在这里呆一个下午了，他交出了证件，知道哨兵不会放他进去，所以就在门口坐着，似乎就这样坐坐、看看也叫他心安似的。他是丢不下红墙!丢不下那里面的工作!我想，这就是他无法安心休息的答案。你知道，父亲从21岁跨进红墙大门，前后40余年，一直专心致志于他神秘又秘密的工作，心无二用，毫无保留，其认真程度几近痴迷。他沉醉在红墙里面，心早已和外界隔离，加上特殊的职业需要他离群索居，封闭禁锢，年夏一年的，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其实早已在他心目中模糊了，消失了。当他告别那世界，突然从红墙里走出来，看到听到和感到的一切都让他觉得与己无关，恍若隔世的，所以就感到无聊，虚空，枯燥，不可容忍，无法亲近。这是一个职业狂人对生活的态度，在他们眼里，日常生活总是琐碎的，多余的，死气沉沉的。我记得巴顿将军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真正的军人应该被世上的最后一场战争的最后一颗子弹打死。父亲的悲哀大概在他最后没倒下的红墙里。(没有给那颗子弹击毙)。
哦，父亲，你哪有什么幸福的晚年，今天当我决定要把你晚年的生活情形告诉你唯一的朋友时，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现在我才说了个开头，可我已经感到说不去的难受，心痛欲哭。我真想把一切都忘了，我的感情经不起对你的回忆，可作为你的女儿，我又希望你的朋友了解你，认识你，真正的了解和认识你。只有真正了解了你的晚年，才能真正认识你的一生。你的晚年真苦……
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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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自腻味了养花弄草后，有将近两个月时间，父亲一直无所事事，郁郁寡欢的，时常一个人坐在沙发里，偻着腰，一边吸着烟，一边咳嗽着。不知怎么回事，那段时间里，父亲的健康状况特别不佳，老毛病高血压常常犯，而且越升越高，最高时竟达到280，平时都在200左右，真急死人。同时又新犯了气管炎，咳嗽咳得地动山摇的。这一定与他当时的抽烟太多有关。父亲的烟瘾原本就凶，天天两包烟还不够的，那阵子因为无聊，抽烟就更多了，一条烟一眨眼便没了。我们劝他少抽点，他说他抽的是自己的钱，不是我们的，简直叫我们无话可说。听说他曾几次找到部队首长，要求重新回红墙里去工作，但都没有得到同意。我想父亲经常去要求一定是叫领导烦了，有一天老王局长还找到我，要我们多想想办法，尽量安顿好父亲的生活。我们又何止不想呢?我们是想了又想，努力又努力，只是都无济于事而已。
到了冬天，有一天晚上，父亲吃罢夜饭，照例坐落在沙发上吸烟。烟雾从父亲的嘴巴和鼻孔里吐出来，像是父亲心中叹出的气流，弥漫在屋子里，成为一种沉重气氛，笼罩着我们，令我们心情紧张，唯恐稍有不是，惹了父亲一触即发的脾气。阿兵打开电视，希望有父亲爱看的节目，打开来一看，是围棋讲座，黑黑白白的棋子像甲壳虫一般错乱地散布在一方白墙上，一男一女一边讲解一边演示的，不懂的人看着一定莫名其妙的。阿兵是有围棋瘾的，见了这东西下意识地看起来，我虽然也爱看(是被阿兵熏陶出来的)，可想父亲怎么会喜欢这玩艺呢，就叫阿兵换了频道。阿兵看看父亲，父亲眯着眼，百无聊赖地看着，问他看不看，他不理也不搭。等阿兵换了频道，他却说要看刚才的，好像刚才他没听见阿兵问话似的。阿兵换过频道，父亲看一会问这是什么棋。阿兵告诉他，并简单介绍了围棋的一般知识。父亲听了也没有什么表示，只是看着讲座，一直看到完为止。
第二天同时，父亲又看起了讲座，而且好像看出了什么滋味一样，神情专注，若有所思的。我问父亲看懂了没有，父亲却说我们下一盘吧，听得我很久才反应过来。我的水平很一般，但对付似懂非懂的父亲应该还是绰绰有余的。我们下棋时，阿兵一直站在父亲一边，准备随时指点他。开始，父亲还乐意让阿兵指点，不过也指点了十几招棋后，父亲已经不听他指点的，说要自己下。下得虽然很慢，每一步棋都沉思熟虑的，但下来的棋似乎总是有点离了谱，缺乏连贯性，感觉是溃不成军的。但到中盘时，我和阿兵都愣了，刚刚还是没气没势的棋面，转眼间变得活灵起来，变出很怪异的阵势，开始压制我，捣乱我，弄得我不得不也放慢节奏，子子计较起来。很快我又发现，我要想挽回主动已经很难，父亲步步为营，几乎毫无破绽，逼得我经常不知如何出棋。父亲一方面极力压制我的气路，咬紧我，切割我，围墙我，虽然吃力、被动，却坚定不移，顽强不屈；另一方面父亲似乎自身有一套预定的计划在展开、落实，意图隐蔽，设置巧妙，弄得我们危机四伏的。局势不断演化，黑白棋子互相交错着，棋面上越来越形成一个特殊的图案，我们争抢优势的用心也越来越良苦，出手越来越顾虑重重。收关时，父亲的优势是明摆的，但也许求胜心切，父亲想吃我一目棋，结果白白让我吃掉几目子。后来，父样虽然机关算尽，东敲西击，极力想扳回局面，力挽狂澜，到底没有回天之力。第一盘就这样告终，父亲输了三目子给我。
但第二盘父亲就赢了我。
接着，我们又下三盘，父亲连连赢我，而且愈赢愈轻松，到最后一盘，我甚至下不到中盘就败下阵来。然后阿兵上阵，两人连下七盘，结果跟我一样，阿兵只赢了第一盘，后面六盘又是连输。想想看，父亲几天前甚至连围棋是方是圆还懵懂不清的，转眼间却杀得我们两人都稀里糊涂的，父亲在围棋桌上的表现使我和阿兵都感到十分惊讶。
自腻味了养花弄草后，有将近两个月时间，父亲一直无所事事，郁郁寡欢的，时常一个人坐在沙发里，偻着腰，一边吸着烟，一边咳嗽着。不知怎么回事，那段时间里，父亲的健康状况特别不佳，老毛病高血压常常犯，而且越升越高，最高时竟达到280，平时都在200左右，真急死人。同时又新犯了气管炎，咳嗽咳得地动山摇的。这一定与他当时的抽烟太多有关。父亲的烟瘾原本就凶，天天两包烟还不够的，那阵子因为无聊，抽烟就更多了，一条烟一眨眼便没了。我们劝他少抽点，他说他抽的是自己的钱，不是我们的，简直叫我们无话可说。听说他曾几次找到部队首长，要求重新回红墙里去工作，但都没有得到同意。我想父亲经常去要求一定是叫领导烦了，有一天老王局长还找到我，要我们多想想办法，尽量安顿好父亲的生活。我们又何止不想呢?我们是想了又想，努力又努力，只是都无济于事而已。
到了冬天，有一天晚上，父亲吃罢夜饭，照例坐落在沙发上吸烟。烟雾从父亲的嘴巴和鼻孔里吐出来，像是父亲心中叹出的气流，弥漫在屋子里，成为一种沉重气氛，笼罩着我们，令我们心情紧张，唯恐稍有不是，惹了父亲一触即发的脾气。阿兵打开电视，希望有父亲爱看的节目，打开来一看，是围棋讲座，黑黑白白的棋子像甲壳虫一般错乱地散布在一方白墙上，一男一女一边讲解一边演示的，不懂的人看着一定莫名其妙的。阿兵是有围棋瘾的，见了这东西下意识地看起来，我虽然也爱看(是被阿兵熏陶出来的)，可想父亲怎么会喜欢这玩艺呢，就叫阿兵换了频道。阿兵看看父亲，父亲眯着眼，百无聊赖地看着，问他看不看，他不理也不搭。等阿兵换了频道，他却说要看刚才的，好像刚才他没听见阿兵问话似的。阿兵换过频道，父亲看一会问这是什么棋。阿兵告诉他，并简单介绍了围棋的一般知识。父亲听了也没有什么表示，只是看着讲座，一直看到完为止。
第二天同时，父亲又看起了讲座，而且好像看出了什么滋味一样，神情专注，若有所思的。我问父亲看懂了没有，父亲却说我们下一盘吧，听得我很久才反应过来。我的水平很一般，但对付似懂非懂的父亲应该还是绰绰有余的。我们下棋时，阿兵一直站在父亲一边，准备随时指点他。开始，父亲还乐意让阿兵指点，不过也指点了十几招棋后，父亲已经不听他指点的，说要自己下。下得虽然很慢，每一步棋都沉思熟虑的，但下来的棋似乎总是有点离了谱，缺乏连贯性，感觉是溃不成军的。但到中盘时，我和阿兵都愣了，刚刚还是没气没势的棋面，转眼间变得活灵起来，变出很怪异的阵势，开始压制我，捣乱我，弄得我不得不也放慢节奏，子子计较起来。很快我又发现，我要想挽回主动已经很难，父亲步步为营，几乎毫无破绽，逼得我经常不知如何出棋。父亲一方面极力压制我的气路，咬紧我，切割我，围墙我，虽然吃力、被动，却坚定不移，顽强不屈；另一方面父亲似乎自身有一套预定的计划在展开、落实，意图隐蔽，设置巧妙，弄得我们危机四伏的。局势不断演化，黑白棋子互相交错着，棋面上越来越形成一个特殊的图案，我们争抢优势的用心也越来越良苦，出手越来越顾虑重重。收关时，父亲的优势是明摆的，但也许求胜心切，父亲想吃我一目棋，结果白白让我吃掉几目子。后来，父样虽然机关算尽，东敲西击，极力想扳回局面，力挽狂澜，到底没有回天之力。第一盘就这样告终，父亲输了三目子给我。
但第二盘父亲就赢了我。
接着，我们又下三盘，父亲连连赢我，而且愈赢愈轻松，到最后一盘，我甚至下不到中盘就败下阵来。然后阿兵上阵，两人连下七盘，结果跟我一样，阿兵只赢了第一盘，后面六盘又是连输。想想看，父亲几天前甚至连围棋是方是圆还懵懂不清的，转眼间却杀得我们两人都稀里糊涂的，父亲在围棋桌上的表现使我和阿兵都感到十分惊讶。
我一直没能对生活，对周围的一切作出逻辑的理解，你比方说母亲，她似乎天生是属于父亲的，然而母亲嫁给父亲既不是因为爱，也不是因为被爱，而仅仅是“革命的需要”。母亲说，以前父亲他们单位的人，找对象都是由组织出面找的，对方必须经过各种政治的、社会的、家庭的、现实的、历史的等等审查④。母亲就是这样嫁给父亲的，组织安排的，当时母亲才22岁，父亲却已经30多。母亲还说，她结婚前仅仅和父亲见过一次面，而且还没说上两句话。我可以想象父亲当时会怎么的窘迫，他也许连抬头看一眼母亲也不敢。这是一个走出红墙就不知所措的男人，他不是来自生活，来自人间，而是来自蒸馏器，来自世外，来自隐秘的角落，你把他推出红墙，放在正常的生活里，放在阳光下，就如水里的鱼上了岸，会怎么尴尬和狼狈，我们是可以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是，一个月后母亲便和父亲结婚了。母亲是相信组织的，比相信自己父母亲还要相信。听说当初我外婆是不同意母亲嫁给父亲的，但我外公同意。我外公是个老红军，自小是个孤儿，14岁参加革命，是党把他培养成人，受了教育，成了家，有了幸福的一生。他不但自己从心底里感谢党，还要求子女跟他一样，把党和组织看作比父母还亲。所以，母亲从小就特别信任组织，组织上说父亲怎么怎么的好，她相信，组织上说父亲怎么怎么了不起，她也相信。总之，父亲和母亲的婚姻，与其说是爱情的需要，倒不如说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可以说，嫁给父亲，母亲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的——我这样说母亲听见了是要生气的，那么好吧，我不说。
母亲的肚子疼，到了五月份(1982年)已经十分严重，常常疼得昏迷不醒，虚汗直冒的。那时阿兵正在外地上大学，我呢刚好在乡下支农，虽然不远，就是临县，来回不足一百公里，但是很少回家，一个月回来一趟，第二天就走的，对母亲的病情缺乏了解。父亲就更不可能了解了，不要说母亲病倒他不知道，就是自己的病他也不知道，何况母亲还要跟他隐瞒呢。你看看，母亲关心我们一辈子，可是她要我们关心的时候，我们全都失职了。而母亲自己，她忙于顾念这个家，顾念我们三个，忙里忙外的，哪有时间关心自己?她的心中装我们装得太重太满了，满得已经无法装下她自己。这个从小在老红军身边长大的人，从小把党和组织看得比亲生父母还要亲的人，我的母亲，她让我们饱尝父母之爱，人间之爱，却从来没有爱过自己。呵，母亲，你是怎样地疲倦于我们这个不正常的家!你重病在身却硬是瞒着我们，跟我们撒谎；你生了病，内心就像做了一件对不起我们的错事一样的歉疚。呵，母亲，现在我知道了，你和父亲其实是一种人，你们都是一种不要自己的人，你们沉浸在各自的信念和理想中，让血一滴一滴地流出、流出，流光了，你们也满意了。可是你们不知道——谁也不知道——我们内心的无穷的悔恨和疚愧!
母亲的病最后还是我发现的，那天晚上，我从乡下回来，夜已很深，家里没有亮灯，黑乎乎的。我拉开灯，看见母亲的房门开着，却不像往常一样出来迎接我。我喊了一声，没有回音，只是听见房间里有动静声。我走进房间去，打开灯，看见母亲蹲在地上，头靠在床沿上，因为痛苦而歪曲的脸上，流着两串长长的泪水，蓬乱的头发像一团乱麻。我冲上去，母亲一把抓住我，顿时像孩子似的哭起来。我问母亲怎么了，母亲呜咽着说她不行了，喊我送她去医院，泪水和汗水在灯光下明晃晃的耀眼。我从没见过母亲这样痛哭流涕的样子，她佝偻的身体像遭霜打过的菜叶一样蔫趴趴的，在昏暗的灯光下，就像一团揉皱的衣服。第二天，医生告诉我母亲患的是肝癌，已经晚期，绝不可能救治了。
说真的，写这些我感到伤心，太伤心了!我本是不愿意讲的，但是讲了又感到要轻松一些。我想，无论如何母亲是父亲的一个部分，好像红墙这边的家属区是这整个大院的一部分一样。母亲是父亲的妻子，也是战友，以身相许的战友，让我在祭奠父亲的同时，也给母亲的亡灵点上一根香火，啼哭一声吧……
母亲的肚子疼，到了五月份(1982年)已经十分严重，常常疼得昏迷不醒，虚汗直冒的。那时阿兵正在外地上大学，我呢刚好在乡下支农，虽然不远，就是临县，来回不足一百公里，但是很少回家，一个月回来一趟，第二天就走的，对母亲的病情缺乏了解。父亲就更不可能了解了，不要说母亲病倒他不知道，就是自己的病他也不知道，何况母亲还要跟他隐瞒呢。你看看，母亲关心我们一辈子，可是她要我们关心的时候，我们全都失职了。而母亲自己，她忙于顾念这个家，顾念我们三个，忙里忙外的，哪有时间关心自己?她的心中装我们装得太重太满了，满得已经无法装下她自己。这个从小在老红军身边长大的人，从小把党和组织看得比亲生父母还要亲的人，我的母亲，她让我们饱尝父母之爱，人间之爱，却从来没有爱过自己。呵，母亲，你是怎样地疲倦于我们这个不正常的家!你重病在身却硬是瞒着我们，跟我们撒谎；你生了病，内心就像做了一件对不起我们的错事一样的歉疚。呵，母亲，现在我知道了，你和父亲其实是一种人，你们都是一种不要自己的人，你们沉浸在各自的信念和理想中，让血一滴一滴地流出、流出，流光了，你们也满意了。可是你们不知道——谁也不知道——我们内心的无穷的悔恨和疚愧!
母亲的病最后还是我发现的，那天晚上，我从乡下回来，夜已很深，家里没有亮灯，黑乎乎的。我拉开灯，看见母亲的房门开着，却不像往常一样出来迎接我。我喊了一声，没有回音，只是听见房间里有动静声。我走进房间去，打开灯，看见母亲蹲在地上，头靠在床沿上，因为痛苦而歪曲的脸上，流着两串长长的泪水，蓬乱的头发像一团乱麻。我冲上去，母亲一把抓住我，顿时像孩子似的哭起来。我问母亲怎么了，母亲呜咽着说她不行了，喊我送她去医院，泪水和汗水在灯光下明晃晃的耀眼。我从没见过母亲这样痛哭流涕的样子，她佝偻的身体像遭霜打过的菜叶一样蔫趴趴的，在昏暗的灯光下，就像一团揉皱的衣服。第二天，医生告诉我母亲患的是肝癌，已经晚期，绝不可能救治了。
说真的，写这些我感到伤心，太伤心了!我本是不愿意讲的，但是讲了又感到要轻松一些。我想，无论如何母亲是父亲的一个部分，好像红墙这边的家属区是这整个大院的一部分一样。母亲是父亲的妻子，也是战友，以身相许的战友，让我在祭奠父亲的同时，也给母亲的亡灵点上一根香火，啼哭一声吧……
第五天
父亲是个神秘的棋手，他的棋艺比愿望还长得快，到了第二年(1995年)秋天，他已找不到一个对手，可他还是常常坐在铺好棋布的桌子前，等待他梦想中的对手来挑战。他认为，在这个几十万人口的地区级城市里，总会有那么一些身怀绝技的黑道棋手，他们蛰伏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有一天会嗅到这个角落里藏着他这位神秘棋手，然后便赶来和他绞杀。可时间一个月接连一个月地过去，慕名而来的棋手来了一拨又一拨的，可就是没有一个称得上对手的棋手出现，甚至他们赶来本身就不是准备来搏杀的，而是来讨教的，见了父亲无一不是谦虚谨慎的。
一般来了人，只要是不认识的，以前没交过手的，父亲总是喜滋滋的。但等下上一两盘后，父亲的脸色就越来越难看，并以他擅长的沉默表示不满。有时候对方水平实在太差，父亲还会训斥他们，气急败坏的样子，很叫人难堪的。看着来的人都一个个不欢而走，我知道以后的人只会越来越少，父亲要找到真正能对阵搏杀的棋手的可能性也将越来越小，在这个城市里，简直就没有这种可能。于是我跟阿兵商量，建议他考研究生，考到省城里去。我是这样想的，等阿兵考上研究生，我们就把家搬到省城，这样小吕也会高兴的，他父母就在省城。但说真的，我这不是为小吕想的，主要是想这样父亲就找得到下棋的人了，毕竟省城围棋下得好的人要多得多。事实上，阿兵就是这样才着手去考研究生的，可等到第二年春天，阿兵的研究生已经考过试了，但父亲却似乎无需去省城了。
事情是这样的，有天下午，又有一人来找父亲下棋，连着下了五盘，父亲居然没有一盘赢的。这是父亲沾手围棋来从没有过的事，开始我们以为这个人的棋下得很好，没太在意，甚至还庆幸，想父亲这下可以过上一阵子棋瘾了。但随后一段时间里，父亲接二连三的都输给了好多来找他下棋的人，而且一输就是连输，下几局输几局，节节败退的，毫无往日的风光。这些人去外面说他们赢了父亲，过去跟父亲下过棋的人都不相信，纷纷打电话来问有没有这些事。我们说有，他们就觉得可奇怪了，因为他们了解这些人的棋其实下得都很一般。于是一时间找父亲来下棋的人又多了，他们中无一是父亲以前的败将，而现在父亲无一例外都输给了他们，包括连我和阿兵他都要输，简直像是不能下棋了，昔日他神秘的“见棋就长”的棋艺，如今似乎在一夜间都神秘的消逝了，变成了“见人就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慢慢地，我们发现父亲现在下棋有个毛病，好像不相信自己眼睛似的，常常是明摆的好棋不下，非要下个莫名其妙的棋，弄得你哭笑不得的，以至我们有时想故意让他赢一局都做不到。还有一怪的是，父亲现在对输赢几乎也是无所谓的，不像以前输了要生气怎么的，现在输了他照样乐滋滋的，感觉好像是他赢了一样的。我们觉得这有些不正常，但看他平时又好好的，甚至比以往什么时候都要开心，人也爽朗得多，所以没往坏的方面去想。直到有天晚上，阿兵回来，父亲居然把他当作你又喊又抱的，像傻了似的。我们一个劲地跟他解释阿兵不是你，可他就是不信，真正像傻了似的。我们这才突然觉得警觉起来，决定带他去医院看看。有趣的是，等阿兵进房间去换了一套衣服出来后，父亲好像又醒过来了，不再把阿兵当你了。要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父亲发病。那种怪病。那种你简直不能想的怪病。
去医院看，医生认为这只是一般的老年性糊涂，叫我们平时注意父亲的休息，不要让他过分用脑费神什么的就是了。这样，我们基本上挡掉来找父亲下棋的人，同时也给他配了一些缓解心力疲劳的药吃。没有棋下，我担心父亲一个人在家里呆着难受，想到阿兵读研究生的事基本已定，原单位对他也比较另眼相看的，于是就让他请了一段时间假，专门在家里陪父亲。每天，我下班回家，总看见父亲俩围着桌子在下棋。我问阿兵父亲赢了没有，每一次阿兵总是摇头，说：父亲的棋现在下得越来越离谱了，你想输给他都不可能，就像以前你想赢他不可能一样。
围棋下不好，我就怀疑父亲的糊涂病还要发。果然，有一天清早，天才蒙蒙亮，我和阿兵还在睡觉呢，突然听到父亲在外头惊动的声音。我先起来看，父亲竟把我当作了我妈，问我这是在哪里。我说这是在家里，他硬是不相信，要走。后来阿兵从房间里出来，他居然吓得浑身哆嗦起来，跟阿兵连连道歉，那意思好像是我们——他和我妈——进错了家门，要阿兵这个“陌生人”原谅似的。就这样，我们又把他送去医院，要求给父亲作住院治疗。结果当天晚上，父亲就从医院跑出来，怎么劝也不行，拉也拉不住。父亲自己认为他没病，医生给父亲作了各种检查，也认定父亲没什么病，神志很清醒，不会有什么精神错乱。
父亲是个神秘的棋手，他的棋艺比愿望还长得快，到了第二年(1995年)秋天，他已找不到一个对手，可他还是常常坐在铺好棋布的桌子前，等待他梦想中的对手来挑战。他认为，在这个几十万人口的地区级城市里，总会有那么一些身怀绝技的黑道棋手，他们蛰伏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有一天会嗅到这个角落里藏着他这位神秘棋手，然后便赶来和他绞杀。可时间一个月接连一个月地过去，慕名而来的棋手来了一拨又一拨的，可就是没有一个称得上对手的棋手出现，甚至他们赶来本身就不是准备来搏杀的，而是来讨教的，见了父亲无一不是谦虚谨慎的。
一般来了人，只要是不认识的，以前没交过手的，父亲总是喜滋滋的。但等下上一两盘后，父亲的脸色就越来越难看，并以他擅长的沉默表示不满。有时候对方水平实在太差，父亲还会训斥他们，气急败坏的样子，很叫人难堪的。看着来的人都一个个不欢而走，我知道以后的人只会越来越少，父亲要找到真正能对阵搏杀的棋手的可能性也将越来越小，在这个城市里，简直就没有这种可能。于是我跟阿兵商量，建议他考研究生，考到省城里去。我是这样想的，等阿兵考上研究生，我们就把家搬到省城，这样小吕也会高兴的，他父母就在省城。但说真的，我这不是为小吕想的，主要是想这样父亲就找得到下棋的人了，毕竟省城围棋下得好的人要多得多。事实上，阿兵就是这样才着手去考研究生的，可等到第二年春天，阿兵的研究生已经考过试了，但父亲却似乎无需去省城了。
事情是这样的，有天下午，又有一人来找父亲下棋，连着下了五盘，父亲居然没有一盘赢的。这是父亲沾手围棋来从没有过的事，开始我们以为这个人的棋下得很好，没太在意，甚至还庆幸，想父亲这下可以过上一阵子棋瘾了。但随后一段时间里，父亲接二连三的都输给了好多来找他下棋的人，而且一输就是连输，下几局输几局，节节败退的，毫无往日的风光。这些人去外面说他们赢了父亲，过去跟父亲下过棋的人都不相信，纷纷打电话来问有没有这些事。我们说有，他们就觉得可奇怪了，因为他们了解这些人的棋其实下得都很一般。于是一时间找父亲来下棋的人又多了，他们中无一是父亲以前的败将，而现在父亲无一例外都输给了他们，包括连我和阿兵他都要输，简直像是不能下棋了，昔日他神秘的“见棋就长”的棋艺，如今似乎在一夜间都神秘的消逝了，变成了“见人就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慢慢地，我们发现父亲现在下棋有个毛病，好像不相信自己眼睛似的，常常是明摆的好棋不下，非要下个莫名其妙的棋，弄得你哭笑不得的，以至我们有时想故意让他赢一局都做不到。还有一怪的是，父亲现在对输赢几乎也是无所谓的，不像以前输了要生气怎么的，现在输了他照样乐滋滋的，感觉好像是他赢了一样的。我们觉得这有些不正常，但看他平时又好好的，甚至比以往什么时候都要开心，人也爽朗得多，所以没往坏的方面去想。直到有天晚上，阿兵回来，父亲居然把他当作你又喊又抱的，像傻了似的。我们一个劲地跟他解释阿兵不是你，可他就是不信，真正像傻了似的。我们这才突然觉得警觉起来，决定带他去医院看看。有趣的是，等阿兵进房间去换了一套衣服出来后，父亲好像又醒过来了，不再把阿兵当你了。要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父亲发病。那种怪病。那种你简直不能想的怪病。
去医院看，医生认为这只是一般的老年性糊涂，叫我们平时注意父亲的休息，不要让他过分用脑费神什么的就是了。这样，我们基本上挡掉来找父亲下棋的人，同时也给他配了一些缓解心力疲劳的药吃。没有棋下，我担心父亲一个人在家里呆着难受，想到阿兵读研究生的事基本已定，原单位对他也比较另眼相看的，于是就让他请了一段时间假，专门在家里陪父亲。每天，我下班回家，总看见父亲俩围着桌子在下棋。我问阿兵父亲赢了没有，每一次阿兵总是摇头，说：父亲的棋现在下得越来越离谱了，你想输给他都不可能，就像以前你想赢他不可能一样。
围棋下不好，我就怀疑父亲的糊涂病还要发。果然，有一天清早，天才蒙蒙亮，我和阿兵还在睡觉呢，突然听到父亲在外头惊动的声音。我先起来看，父亲竟把我当作了我妈，问我这是在哪里。我说这是在家里，他硬是不相信，要走。后来阿兵从房间里出来，他居然吓得浑身哆嗦起来，跟阿兵连连道歉，那意思好像是我们——他和我妈——进错了家门，要阿兵这个“陌生人”原谅似的。就这样，我们又把他送去医院，要求给父亲作住院治疗。结果当天晚上，父亲就从医院跑出来，怎么劝也不行，拉也拉不住。父亲自己认为他没病，医生给父亲作了各种检查，也认定父亲没什么病，神志很清醒，不会有什么精神错乱。
但我们知道，父亲的精神肯定是有了问题，只不过他的问题表现得有些怪异而已，好像他犯病不是在犯病，而是周围的事物在跟他捉迷藏似的。有一天晚上，我陪他去散步，走到楼道口，见地上丢着一个小孩子玩的红皮球，回来时候皮球还在老地方放着，父亲认真地盯着皮球看了一会，掉头走了。我问他去哪里，他说回家。我说我们家不就在这里嘛，他居然指着皮球跟我说了一大堆道理，意思是说：这个皮球并不是我们家门口固有的东西，既然不是固有的，它出现在这里就可能是用来迷惑人的，而迷惑人的东西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等等，等等，说得我简直云里雾里的。我看他这么在乎这个皮球，趁他不注意把皮球踢到黑暗里，然后父亲看皮球没了，就喃喃咕咕地回家了。那段时间他经常这么嘀咕咕的，嘀咕的是什么，我和阿兵始终听不懂，感觉好像在背诵一首诗，又像在教训谁似的。但这天我终于听懂了这个嘀咕声，说的是这样的。
你肯定不是你
我肯定不是我
桌子肯定不是桌子
黑板肯定不是黑板
白天肯定不是白天
晚上肯定不是晚上
……
这算什么?诗不像诗，歌不像歌的，说民谣都算不上，父亲怎么就老是念念不忘的?我很奇怪，到了家里，就问父亲这是什么意思。父亲很茫然的样子，问我在说什么，我就把他刚才嘀咕的几句话复述了遍，不料父亲顿时睁圆了眼睛，问我这是从哪听来的，好像这是个是什么说不得的事一样的。我如实说了，父亲更是大惊失色地，再三要我把这事忘了，并一再申明他绝没有这样说过，好像这是个天大的秘密被他泄露似的。看着父亲这么惶惶恐恐的样子，我马上敏感地想到，这一定是红墙里头的东西……
你肯定不是你
我肯定不是我
桌子肯定不是桌子
黑板肯定不是黑板
白天肯定不是白天
晚上肯定不是晚上
……
这算什么?诗不像诗，歌不像歌的，说民谣都算不上，父亲怎么就老是念念不忘的?我很奇怪，到了家里，就问父亲这是什么意思。父亲很茫然的样子，问我在说什么，我就把他刚才嘀咕的几句话复述了遍，不料父亲顿时睁圆了眼睛，问我这是从哪听来的，好像这是个是什么说不得的事一样的。我如实说了，父亲更是大惊失色地，再三要我把这事忘了，并一再申明他绝没有这样说过，好像这是个天大的秘密被他泄露似的。看着父亲这么惶惶恐恐的样子，我马上敏感地想到，这一定是红墙里头的东西……
第六天
红墙!
红墙!
你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神秘?
你怎么老是弄得人紧紧张张、奇奇怪怪的?
我一直在想，父亲晚年古怪的才也好，病也罢，肯定跟他在红墙里头秘密的工作是有关的。换句话说，这些可能都是父亲的职业病，职业的后遗症。因为职业的神秘，以至职业病也是神神秘秘的，叫人看不懂，想不透。
解铃还得系铃人。我想，既然父亲的病可能是他职业引起的，那么红墙里的人也许会知道怎么对付它。就这样，有一天我找到老王局长，他来过我家几次，给我印象好像对父亲挺关心的。王局长听我说完父亲的病情后，久久没有吱声，既没有惊异也没有同情，只是有一种似乎很茫然的表情。他问我父亲现在在哪里，我说在家里，他就让秘书拿了两条烟，跟我回家来。来到家里，我看门开着，而父亲却不在家里，问守门的老大爷，老大爷说我父亲绝对不可能出院子的，因为他半个小时前还看见过我父亲，就在院子里。但我们把整个院子都找遍了。也没见父亲的影子，好像父亲凌空飞走似的。结果你想父亲在哪里?就在我家前面那栋楼的楼道里!我们找到他时，他正拿着我们家的钥匙，在反复开着人家的门，你说荒唐不荒唐?连自己家都认不得了!我们带他回家，可是一进家门，父亲又退出来，坚决说这不是我们家。我简直拿他没办法。可王局长似乎马上想到了办法，他让我带父亲先出去，过了一会，他又出门来喊我们回去。走进家时，我注意到家里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沙发上的套子不见了，原来放在餐桌的鲜花被移到了茶几上，还有一些小摆设也被挪动了位置，而父亲恰恰看了这些变动后，相信这就是我们家。你说奇怪不奇怪?太奇怪了!
这天，王局长在告别时，教了我一个对付父亲犯糊涂病的办法，说以后你父亲要对什么一下犯了糊涂，我们不妨将父亲眼前的东西临时作一点改变，就像他刚才把房间里几件小东西挪了挪位置一样。说真的，开始我不相信，但试过几次后，发现这一招还真灵验，比如有时候他突然把我和阿兵当作另一个人时，我们只要换件衣服或者变换一下发型什么的，他也就跟梦醒似的又重新认识我们了。其他情形也是这样，反正只是我们“随机应变”，犯病的父亲就会“如梦初醒”。后来，我们还不经意发现了一个“绝招”就是：只要家里开着电视机或者放着广播，他就不会犯“家不是家”的糊涂。这可能是因为电视画面和收音机里的声音随时都在变化的缘故吧。有了这个“发现”后，我们当然减少了一个大麻烦，起码让他回家是不成什么大的问题了。但新的麻烦还是层出不穷的，比如今天他把某个人弄错了，明天又把某句话的意思听反了，反正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的，什么稀奇古怪的洋相都出尽了。你想想，他老是这样，红墙里的人也许能理解，不是红墙里的人会怎么想他?到后来，院子里很多家属都说父亲犯了神经病，躲着他。
你想想看，这样一个人，随时都可能犯病的人，谁还敢让他单独出门?不敢的，出了门谁知道会闹出什么事?什么事都可能闹出来!所以，后来父亲出门时我们总是跟着他，跟着他出门，跟着他回家，就像一个小孩子，一会儿不跟，我们就可能要到处去找才能把他找回来。当然，阿兵在家的时候，这似乎还不是问题，可到下半年，阿兵去省城上学了，读研究生了。我说过的，本来我们想借此把家搬去省城的，为的是让父亲有下棋的对手，现在看一个不必要了，二个也不可能了。父亲这样子还能去哪里?只能呆在这个院子里!这里的人大家都熟悉，父亲有个三长两短什么的，人们能够谅解，也安全，去了省城，人生地不熟，不出事才怪呢。可是阿兵走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顾了工作就顾不了父亲，顾了父亲又顾不了工作，怎么办?我只好又去找王局长。王局长也没办法，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把父亲送给医院。
我知道，父亲是不愿去医院的，可王局长说这是组织的决定，不愿意也只有愿意了。对组织上的决定，父亲一向是不讲条件的。通过王局长的努力，父亲没有被可怕地送进精神病院，而是进了灵山疗养院。这个结果我是满意的，把父亲送到疗养院，我看那里的环境、条件、气氛，包括离家的路程，都比我想的要好，心头就都满意了。没想到，我满意还不到三天就后悔了。深深地后悔了……
红墙!
红墙!
你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神秘?
你怎么老是弄得人紧紧张张、奇奇怪怪的?
我一直在想，父亲晚年古怪的才也好，病也罢，肯定跟他在红墙里头秘密的工作是有关的。换句话说，这些可能都是父亲的职业病，职业的后遗症。因为职业的神秘，以至职业病也是神神秘秘的，叫人看不懂，想不透。
解铃还得系铃人。我想，既然父亲的病可能是他职业引起的，那么红墙里的人也许会知道怎么对付它。就这样，有一天我找到老王局长，他来过我家几次，给我印象好像对父亲挺关心的。王局长听我说完父亲的病情后，久久没有吱声，既没有惊异也没有同情，只是有一种似乎很茫然的表情。他问我父亲现在在哪里，我说在家里，他就让秘书拿了两条烟，跟我回家来。来到家里，我看门开着，而父亲却不在家里，问守门的老大爷，老大爷说我父亲绝对不可能出院子的，因为他半个小时前还看见过我父亲，就在院子里。但我们把整个院子都找遍了。也没见父亲的影子，好像父亲凌空飞走似的。结果你想父亲在哪里?就在我家前面那栋楼的楼道里!我们找到他时，他正拿着我们家的钥匙，在反复开着人家的门，你说荒唐不荒唐?连自己家都认不得了!我们带他回家，可是一进家门，父亲又退出来，坚决说这不是我们家。我简直拿他没办法。可王局长似乎马上想到了办法，他让我带父亲先出去，过了一会，他又出门来喊我们回去。走进家时，我注意到家里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沙发上的套子不见了，原来放在餐桌的鲜花被移到了茶几上，还有一些小摆设也被挪动了位置，而父亲恰恰看了这些变动后，相信这就是我们家。你说奇怪不奇怪?太奇怪了!
这天，王局长在告别时，教了我一个对付父亲犯糊涂病的办法，说以后你父亲要对什么一下犯了糊涂，我们不妨将父亲眼前的东西临时作一点改变，就像他刚才把房间里几件小东西挪了挪位置一样。说真的，开始我不相信，但试过几次后，发现这一招还真灵验，比如有时候他突然把我和阿兵当作另一个人时，我们只要换件衣服或者变换一下发型什么的，他也就跟梦醒似的又重新认识我们了。其他情形也是这样，反正只是我们“随机应变”，犯病的父亲就会“如梦初醒”。后来，我们还不经意发现了一个“绝招”就是：只要家里开着电视机或者放着广播，他就不会犯“家不是家”的糊涂。这可能是因为电视画面和收音机里的声音随时都在变化的缘故吧。有了这个“发现”后，我们当然减少了一个大麻烦，起码让他回家是不成什么大的问题了。但新的麻烦还是层出不穷的，比如今天他把某个人弄错了，明天又把某句话的意思听反了，反正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的，什么稀奇古怪的洋相都出尽了。你想想，他老是这样，红墙里的人也许能理解，不是红墙里的人会怎么想他?到后来，院子里很多家属都说父亲犯了神经病，躲着他。
你想想看，这样一个人，随时都可能犯病的人，谁还敢让他单独出门?不敢的，出了门谁知道会闹出什么事?什么事都可能闹出来!所以，后来父亲出门时我们总是跟着他，跟着他出门，跟着他回家，就像一个小孩子，一会儿不跟，我们就可能要到处去找才能把他找回来。当然，阿兵在家的时候，这似乎还不是问题，可到下半年，阿兵去省城上学了，读研究生了。我说过的，本来我们想借此把家搬去省城的，为的是让父亲有下棋的对手，现在看一个不必要了，二个也不可能了。父亲这样子还能去哪里?只能呆在这个院子里!这里的人大家都熟悉，父亲有个三长两短什么的，人们能够谅解，也安全，去了省城，人生地不熟，不出事才怪呢。可是阿兵走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顾了工作就顾不了父亲，顾了父亲又顾不了工作，怎么办?我只好又去找王局长。王局长也没办法，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把父亲送给医院。
我知道，父亲是不愿去医院的，可王局长说这是组织的决定，不愿意也只有愿意了。对组织上的决定，父亲一向是不讲条件的。通过王局长的努力，父亲没有被可怕地送进精神病院，而是进了灵山疗养院。这个结果我是满意的，把父亲送到疗养院，我看那里的环境、条件、气氛，包括离家的路程，都比我想的要好，心头就都满意了。没想到，我满意还不到三天就后悔了。深深地后悔了……
这一天，疗养院打电话来说，“父亲出事了”。我和王局长赶去“解决事情”，一到疗养院，站在父亲住的楼下，我就听到父亲声嘶力竭的喊叫，冲上楼，看父亲的房间的门被一条临时找来的铁链锁着，父亲像个被冤枉的囚犯一样乱叫乱喊着。我问父亲怎么了，父亲说他也不知道，已经关了他几个小时，快四点钟了，连中午饭都还没给他吃。王局长带我去找院领导，本来还想控诉他们的，可听疗养院领导一说起事情原委，我们就无话可说了。原来院里有个护士姓施，很年轻，大家都喊她小施小施的，你知道家里人喊我也叫小思，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引发了父亲的糊涂病，把小施当作了我，上午她来收拾房间，父亲突然对她有些过分的亲切，小施生了气就拂袖走了，结果父亲又追出来，又喊又追的，把小施吓得惊惊叫叫的。就这样，这里人把父亲当作“流氓”关了起来。我们解释说这是怎么回事，这里人照样振振有词地指责我们，说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应该把父亲送到他们这里来，他们这是疗养院，不是精神病院。这话说得并不算错，因为确实是我们的不对，让我气的是，当时有人居然提出要我们给那个小施道歉，还要赔偿精神损失费，那么我想，我父亲的精神都已经“损失”成这样了，我们又去找谁赔偿呢?
疗养院的事就这么结束了，满打满算父亲只呆了三天，然后想呆也呆不成了，于是又回到了家里。人是回来了，但我心里还是很茫然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父亲平平安安地把余生度过去，说幸福已经是想也不敢想了，只要平安，平平安安，我们就满足了。有人建议我把父亲送去精神病院，这我是坚决不同意的。这下等于是把父亲丢了?我想，我就是不要工作，也不能把父亲送去那里。这不是个道理问题，而是心情问题。我的心情不允许我作出这种选择。
然后是有一天，是父亲从疗养院回来后不久的一天，我下班回家，见父亲笑嘻嘻的，不等我开口问什么，就兴奋难平地告诉我，说组织上又给他分配任务了，他又要工作了!
那整个一天，父亲都处在这样的兴奋不已中。
疗养院的事就这么结束了，满打满算父亲只呆了三天，然后想呆也呆不成了，于是又回到了家里。人是回来了，但我心里还是很茫然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父亲平平安安地把余生度过去，说幸福已经是想也不敢想了，只要平安，平平安安，我们就满足了。有人建议我把父亲送去精神病院，这我是坚决不同意的。这下等于是把父亲丢了?我想，我就是不要工作，也不能把父亲送去那里。这不是个道理问题，而是心情问题。我的心情不允许我作出这种选择。
然后是有一天，是父亲从疗养院回来后不久的一天，我下班回家，见父亲笑嘻嘻的，不等我开口问什么，就兴奋难平地告诉我，说组织上又给他分配任务了，他又要工作了!
那整个一天，父亲都处在这样的兴奋不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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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的，我们以前盼啊望的，就希望父亲早一日走出红墙，想不到现在又要回去，我心里真得难过。真是不愿意啊。王局长征求我意见时，我就是这么说的，我说不行，我不忍心。我说我情愿把工作辞掉，呆在家里侍候父亲，结果父亲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的。事后我想，这件事首先我是没有权力反对的，反对也是白反对，其次我就是辞了职，分分钟都守着父亲，那又能怎么的?父亲的病照样还是病，难受照样还是难受，我不可能给他带来快乐的。父亲的快乐我们是给不了的，谁能给?事实上就写在父亲那天的脸上。你无法想象，那天父亲是在怎样的一种兴奋中度过的，他跟阿兵打了两个小时长途电话，绕来绕去说的就是一句话，爸爸又有任务了，又要去工作了。
第二天，父亲就真的“又去工作了”——跟在阿兵的电话里说的一样。我清楚记得，那是1996年冬天的一个寒风料峭的日子，外面冷飕飕的，路上淌着夜里的雪水，我陪父亲走到院门口，把他送上去红墙那边的班车。班车开走了，望着它远去的背影，我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出父亲义无反顾地钻进红墙大铁门的影像。
呵，父亲!
呵，红墙!
就这样，父亲在他走出红墙827日后的一天，又重新回到了它怀抱里。
开始，我还老担心父亲在里面又犯糊涂病，又没人照顾的，说不准会闹出什么事情。还有，我也担心他的身子骨，毕竟歇了这么长时间，重新工作还能不能受得了?受不了又怎么办?总之，父亲这次重进红墙，把我的魂也给带进去了，我白天黑夜都心慌意乱的，睡不好觉，记不住事，整天恍恍惚惚的，老有种要出事的不祥感觉。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也过去了，然后一个月也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非但没事，而且还好得很，每次回来，我看父亲脸上总是透着饱满的精神，看起来是那么健爽，那么称心，那么惬意，那么令我感到充实又满足。呵，你简直不能相信，父亲重返红墙后不但精神越来越好，而且连身子骨也越来越硬朗，那个古怪的毛病也不犯了，好了，就像从来没有过的好了。红墙就像一道巨大的有魔力的屏障，把父亲以前罪孽的日子全然隔开，断开了，用王局长话的说：父亲回到红墙里，就像鱼又回到了水里。
是的，父亲又鲜活了!
现在，我常常以忧郁的自负这样想，我想，宇宙会变化，可父亲是不会的。父亲的命就是一个走不出红墙的命，他的心思早已深深扎在那里面，想拨也拨不出来，拨不出来就会叫他枯，叫他死。神秘的红墙是父亲生命的土壤，也是他的葬身之地，他是终将要死在那里头的……呵，说起父亲的死，我的手就开始抖，我不相信父亲已经死，我不要他死，不要!我要父亲!
父亲!
父亲!
父亲!
你在哪里?
第二天，父亲就真的“又去工作了”——跟在阿兵的电话里说的一样。我清楚记得，那是1996年冬天的一个寒风料峭的日子，外面冷飕飕的，路上淌着夜里的雪水，我陪父亲走到院门口，把他送上去红墙那边的班车。班车开走了，望着它远去的背影，我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出父亲义无反顾地钻进红墙大铁门的影像。
呵，父亲!
呵，红墙!
就这样，父亲在他走出红墙827日后的一天，又重新回到了它怀抱里。
开始，我还老担心父亲在里面又犯糊涂病，又没人照顾的，说不准会闹出什么事情。还有，我也担心他的身子骨，毕竟歇了这么长时间，重新工作还能不能受得了?受不了又怎么办?总之，父亲这次重进红墙，把我的魂也给带进去了，我白天黑夜都心慌意乱的，睡不好觉，记不住事，整天恍恍惚惚的，老有种要出事的不祥感觉。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也过去了，然后一个月也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非但没事，而且还好得很，每次回来，我看父亲脸上总是透着饱满的精神，看起来是那么健爽，那么称心，那么惬意，那么令我感到充实又满足。呵，你简直不能相信，父亲重返红墙后不但精神越来越好，而且连身子骨也越来越硬朗，那个古怪的毛病也不犯了，好了，就像从来没有过的好了。红墙就像一道巨大的有魔力的屏障，把父亲以前罪孽的日子全然隔开，断开了，用王局长话的说：父亲回到红墙里，就像鱼又回到了水里。
是的，父亲又鲜活了!
现在，我常常以忧郁的自负这样想，我想，宇宙会变化，可父亲是不会的。父亲的命就是一个走不出红墙的命，他的心思早已深深扎在那里面，想拨也拨不出来，拨不出来就会叫他枯，叫他死。神秘的红墙是父亲生命的土壤，也是他的葬身之地，他是终将要死在那里头的……呵，说起父亲的死，我的手就开始抖，我不相信父亲已经死，我不要他死，不要!我要父亲!
父亲!
父亲!
父亲!
你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