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孙子揭示了用兵的根本之道在于“以正合，以奇胜”(《势篇》)，即以正面交战，以奇变取胜。用兵必有奇正，无奇正而胜，属于侥幸之胜。三军无奇兵，是不可与敌人争夺利益的。两军对阵，有正面战场的直接厮杀、搏斗，但必有奇兵捣其旁，击其后，才能有胜利可言。孙子的这一层思想，被后人概括为出奇制胜，先正后奇，以正御敌，以奇击虚，正面钳制，侧后进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出奇匿伏，因势用奇等韬略原则。
 第三，奇正变化。孙子指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 (《势篇》)。战术无非奇正两途，然而由奇正而推演、产生的奇谋妙策，则无穷无尽。“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势篇》)。天地变化无穷，深不可测；江河没有竭尽，波澜叠起。奇正变化，纷坛浑沌，效法自然。可至化境。
 最后，孙子阐述了奇正范畴的内在联系：“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势篇》)。奇与正不可分割，而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如同圆环旋转，无始无终。孙子的这一思想，在实质上，是指奇可变为正，正可变为奇。变奇为正，化正为奇，临敌运变，循环不穷。
 三国时代，谋士智将对孙子奇正原理作了深入的开掘与灵活的运用，使其大展神威，大放异彩。
 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比较成功地运用了孙子的奇正原理，几乎所有取胜的战争，无不奇正并重。正意味着强大的实力，意味着正面的进攻。曹操对抗黄巾军、乌丸、袁绍，孙策对抗王朗，吕岱对抗士徽，诸葛亮对抗张邰，邓艾对抗姜维等，无一不是力与力的碰撞与较量。若忽视正，奇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纸上谈兵，不堪一击。从对抗集团的双方分析，实力强的一方反而失败，这就表明，不含有奇的正，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原有的实力，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出奇制胜是韬略家们普遍追求的最高目标，其中原因，也是众所周知，因为出奇招可以从阻力最小、效益最大的途径达到目的，从军事角度而言，出奇制胜为用兵之铃键，制胜之枢机。用奇的核心，在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根据敌情，灵活运用，不泥常法，出人意外。极而言之，奇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它既要充分利用对方的思维弱点，侦破、捕获对方的思想空隙，大胆突破思维的框框、常规，又要符合客观实际情况，有根有据，避免失去基础，走入绝境。
 因此，三国时代的韬略家总是精通奇正的依存、转化、相易、相生，积极营造优势，打击对手。而绝不固守一途，偏执一方。
 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败于对手因间设奇的稻略；气势汹汹的袁绍大军，挫于曹操以奇击虚的韬略；惨淡经营的蜀汉政权，毁于曹魏诸将的奇正相生韬略。历史在这些转折点上拐弯，对抗的集团也从而或分崩离析、或发展壮大；或一败涂地、或东山再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三国时代的历史，向人们昭示这样一个真理，适应时代潮流的政策、方针能够使一个集团由小变大，由弱转强。魏、蜀、吴的局部统一及其所实施的政策，使得这些政权能够在复杂的形势下，岿然屹立，不动如山。三国实力的取得，概由正所至，由奇而成，这种正与奇的意义，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多方面，而非限于一域。三国韬略家各运匠心，善用奇正，横扫群雄，统治一方，建立了赫赫之功，三国之战，实为智囊之战。而各国异势，盛衰殊途，也由于蹈略有无，水平高低。奇正为韬略的重要原理，其价值作用也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蜀汉之败，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历史教训。

烧向冰川的天火：分合论 
 动乱的年代，各种势力起伏消长，错综复杂，分化组合，日新月异。韬略家们运用分合原理，改变形势，改造社会，在大量的实践活动中，丰富了分合思想，并进而提炼、总结出不少具体的法则。
 所谓分，即分解、分散、分化、瓦解、分裂、分离、切割、分割……实质上，是改变对手的实力、威力、结合力、凝聚力，达到削弱力量、瓦解人心、消磨意志、涣散精神的作用，取得改变性能与状态，兵不血刃，不战而胜的最终目的。
 三国韬略家们在运用分合原理时，更多地偏重于分的韬略，因为分是将整体分解为部分，这同三国时代竞争激烈，你死我活的特点密切有关。
 运用分的韬略，可从实施客体角度，分为三种类型：
 一、对待少数民族势力。三国时代的民族矛盾、民族斗争仍然存在，有时表现得比较突出。曹操集团的主要对手是匈奴与鲜卑，采用的主要办法是以夷制夷、分裂切割、亲而离之，众而分之。
 公元216年，曹操借机扣留南单于呼厨泉，将南匈奴分为五部，每部设立一名统帅，并派汉人作司马，加以监督。五部分立，互不统属，分而治之，以弱其势，有效地遇制了南匈奴不断壮大的势力。
 曹丕执政初期，北方的少数民族十分强盛，经常进犯边境，曹魏政权派遣田豫出任护乌丸校尉一职，牵招、解儁同时任护鲜卑校尉。当时鲜卑族有几十个部落，田豫设计离间，以挫败、控制、兼并等手法使各个部落互相攻击，成为仇敌，从而减弱了来自北部少数民族的压力。
 公元277年，卫瓘用亲而离之的韬略，破坏鲜卑各部的联盟，使日渐强大的鲜卑力量一蹶不振，减轻了对中原王朝的威胁。
 刘备死后的蜀汉政权在诸葛亮的主持下，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在南征中，杀掉叛乱的首恶，而不问胁从，采用攻心之法，分化敌人的意志。最后稳定南中，北上与曹魏争锋。
 东吴对山越采用分化瓦解的韬略，既平定了叛乱，又征集了兵员，增强了实力，可谓一举两得。
 二、对待敌对势力。三国时代的图强争霸充满了腥风血雨，为了有效打击敌手，必然要运用分的韬略以削弱对方，这使得分的韬略得到广泛的使用和长足的发展。
 朱儁以围师必阙手法，分散被围的黄巾军斗志，将其击破。王允敏锐地捕获信息，利用董卓属将吕布的不满情绪，实施分化瓦解之术，使吕布杀死董卓，为东汉朝廷除去一大祸害。吕布以步骑不足四千的兵力，承受袁术数万大军的进击，吕布采纳陈珪之计，对袁术联军实行分离切割之术，致使韩暹、杨奉部下同时倒戈，袁术大将张勋败逃，所率大军几乎全部覆灭。曹操运用各个击破的策略，攻灭袁谭、袁尚。郑浑、夏侯渊采用以敌制敌之策，斩杀马超部将梁云。羊祜死后，杜预对吴国君臣实施离间计，因利间斗，使其自相矛盾，以便取乱侮亡。
 三、对待异己势力。由于形势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异己力量不得不让其存在下去，但这种存在不是永久性的，一旦机会成熟，必定彻底铲除。如何利用异己势力帮助自己渡过难关同时又能加以控制，必要时加以消灭，就成为各个集团颇费心力的问题。对于异己势力，原则上，韬略家们仍然采用分的稻略。
 曹操对于异己力量的态度有两种：一是保留，因为这样做，利大于弊；二是铲除，因为任其发展，尾大不掉，终将形成危害自己的阻力。如攻克雍丘，张超自杀，翦除袁绍的同盟。孙权为了对付曹操，将荆州借给刘备，为敌树敌。尽管有人提出刘备今后必将为患，宜及早拔除，但孙权迫于当时形势，不敢轻举妄动，反而扶助刘备，保留异己力量的存在。
 当一派实力还不够强大，需要更多的力量予以支持时，决策者则采用合的韬略。
 所谓合，是指联合、组合、合并、合力，将部分组合为整体，使分散调整为集中，使离散转化为聚合，使弱小改变为强大。在三国时代，分多合少，即便为合，也是一种被迫的、不平等的，付出巨大代价的。被合者往往失去未合之前的权力、地位，没有生命保障，没有自主权。三国时代的合，是一种形势使然，决不是所有人都心甘情愿的，这对于主动与被动的双方，均是如此。


 袁绍计夺冀州之时，采用的是远交近攻之术，这是一种合的韬略。袁绍联合公孙瓒，让他攻打冀州，对韩馥造成正面压力，然后率军压向冀州，使韩馥走投无路，同时派出说客进行游说，终于迫使韩馥拱手让出冀州，但袁绍并不因此感谢公孙瓒，而将下一步的进攻目标对准了公孙瓒。与公孙瓒合的目的是为了自己，一旦达到目的，便兵戎相向。后来，公孙瓒与袁绍打得难解难分时，以和亲方式，敌为友，不过这种合是十分短暂的，最后，公孙瓒是在袁绍强大的攻势下死去的。
 曹操精通合的韬略。张绣曾攻杀曹操爱子、猛将，陈琳曾作檄文痛骂曹操，许攸为袁绍谋臣，逃归曹操，张鲁为一方诸侯投降曹操，刘备为天下英雄，受屈时投靠曹操……曹操均能克制私忿，一概接纳，封以高官，许以重禄。这不是曹操的宽宏大量，而是曹操为了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塑造自身良好的形象所使然。一旦阴谋得逞，曹操就会原形毕露，赶尽杀绝，手段残忍，毫不留情。
 远交近攻、扩大同盟、化敌为友、网罗人才、与众相得、招降纳叛、笼络人心、裂土分疆……都是合的韬略所演化的具体原则，这些原则在三国时代，得到极广泛的运用，从而使得三国形势强弱时易，复杂多变，难以预料。
 分化瓦解，合纵连横，是早在三国时代以前即被运用的韬略。分合即捭阖， “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道之大化。”(《鬼谷子·捭阖第一》)纵横捭阖原为先秦时代纵横家韬略心法，且多用于外交，而三国时代，分合韬略的适用范围则无所不至。
 对于分合韬略的经典性论述，除了《鬼谷子》一书比较集中以外，接下来就数《孙子兵法》了。孙子强调“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军争篇》)其意是用兵作战要靠诡诈来取得胜利和成功，要根据有没有利益，或利益大小而采取行动。要运用兵力的分散和集中营造种种变化。孙子在《虚实篇》中讲到，要使我方集中兵力，“我专为一，敌分为十”，只有这样，以十击一，以众击寡，才能稳操胜券，战而必胜。这是敌我势均力敌的状态下，战胜敌人的有力措施。
 三国时代成功的韬略家们都紧紧把握分合韬略的内在辩证关系，这种内在辩证关系表现为分合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
 面对黄巾军强大的攻势，东汉朝廷的有识之士建议解除党锢，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镇压黄巾起义。事实上，东汉统治层内部由分到合的转变，是农民起义所遇到的最大阻力，正是这一转变，使得整个统治阶级暂时将目标对准起义军，利用其文韬武略方面的优势，最后剿灭了这场大起义。
 在三国时代的各大集团中，曹操集团是运用分合韬略最成功的一个集团，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就是同最具潜在的、传统的、无形的、巨大的皇权势力联合的高明韬略，这使曹操在扫荡群雄，兼并北部中国各大势力时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有力作用。相反，袁绍则对皇权势力采用分离的韬略，这种表面受益，实际受害的作法，在很大程度上给自己带来了发展不利的因素。
 孙刘之合，有曹操赤壁之败，形势鼎足之分。孙刘之分。有蜀汉猇亭之败，刘备白帝之哀。吴蜀再合，有诸葛亮南中之征，北伐之举。曹魏南下攻掠，受制于这种联合；东吴江山之固，得益于这种联合。
 三国时代，分与合的决策，演化成和与战、强与弱的结局，其中的得失利弊，令人深思。

生死存亡的分水岭：利害论 
 东汉王朝失去对于全国的有效控制之后，群雄竞起，逐鹿中原，最后归结为曹操、刘备、孙权三大集团的鼎足而立，长期对峙。三国的决策者们根据自身的利益，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如何趋利避害，壮大自己，削弱对方，夺取胜利，成了智囊们密切关心的问题。 
 可以说，三国时代韬略家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利害二字进行。“谋者，所以远害就利也。”(《吴子兵法·图国第一》)无利不谋，一切权谋活动，实质上都是谋取利益的活动。文韬武略，是谋求利益的重要手段。在生死存亡、成败祸福等重大利害关系上，韬略的巨大价值便被凸现出来，严峻的政治、军事、外交斗 争转化、上升为韬略水准高下、韬略人才多寡、韬略艺术优劣的斗争。而韬略家们的一切努力，也始终不离利害问题。他们对利害问题的认识、运用以及为利害转化所作出的种种方案，经过握有实权的各派人物采纳之后。对社会现实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在纷纭复杂的三国时代，能够高瞻远瞩、洞若观火、认识利害、权衡利弊，对于本集团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孙子兵法》讲：“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篇》)“通于……利者，知用兵矣。”(《九变篇》) 
 利有大小之分．害有轻重之别。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与一般人相比，他们更多地注重于集团利益、潜在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而后者则关心个人利益、现实利益、眼前利益、局部利益。敌对的集团为了争取最大的利益，避免任何损失，就加大韬略对抗的力度与强度，将力的拼搏转化为智的较量，因为智的较量 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利益的损耗和患害的产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三国时代的韬略家才找到了用武之地，得到各大集团统治者的赏识和器重。这一特点，同时也使三国的形势变得奇谲险恶，变幻莫测。 
 在认识利害的层面，三国韬略家们大都具备卓越的目光。 
 早在东汉朝廷派遣张温统帅大军西征时，孙坚即已发现董卓的桀傲不驯，违抗皇命，建议立即诛杀，以免养虎遗患。张温缺乏见识，优柔寡断，迁就董卓，不予处理。这是公元185年发生的事。结果到了公元191年，董卓早已大权在握，以张温与袁术秘密联合为借口，将张温在闹市中用乱棒打死。张温不识害，故有祸 患。 
 公元219年，魏讽阴谋袭击邺城，但因组织不严密，未充分认识到事态的困难程度，结果被同伙告密，而遭诛灭。蜀大将军费祎遇刺，吴诸葛恪回师被杀，姜维轻动兵革，急功近利等等，均疏于防范，而防范的目的正在于防害、防祸。举三国韬略凡衷倩外露、轻信别人、结怨树敌、功高震主、得意忘形、自以为是……都容易造成祸害，带来灾难，费祎遇刺之前，张嶷写信指出问题，劝戒他加强戒备，费祎不听，祸殃及身。诸葛恪危难关头不听腾胤之谏，轻敌无识，成了孙峻的刀下之鬼。姜维出征不止，谯周作《仇国论》加以讥刺讽谏。只是智囊的意见未被主事者采纳，以致灾难立至，身败名裂。
 相反，主事者与韬略之士的认识一致，就能趋利避害，前途光明。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行屯田以积军粮，均是采纳谋士之计，夺得了大利，取得了主动。诸葛亮劝刘备注重荆州、益州之地，为蜀国奠下了大基。孙权防患于未然，及时平定东南暴动……都因深知其利，而受其益。
 两利相权从其重，两害相衡趋其轻。指陈祸福，权衡利弊，往往作为三国韬略家的重大使命。因为这在实质是保证决策的最优效益。决策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寻找决策机会，二是发现可行方案，三是选择最优方案。选优是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韬略家们以其深邃的见解，从利害的两极比较出发，打动决策者，使决策者根据趋利原则行动，保证决策的正确性。
 公元227年，魏明帝大兴土木，修建宫室。王朗以“民充兵强，戎寇宾服”为理由，劝谏魏明帝不要在民众贫困之际进行，以免出现内忧外患的不利局面。与魏明帝相反，吴主于公元247年修缮建业宫时，能注意到百姓疾苦，采用拆运武昌宫砖瓦木材的作法，不加重民众负担。视民利弊，加以决策。河内郡太守王匡起兵讨伐董卓，为了增加自己的威严，实施严刑重罚，常林以为和是胜利的保障，不讲恩德，亡将立至，何有大功，正是这种利害相较，使得王匡改弦更张，有所收敛。牵招奉命出使乌丸，以利害大义晓喻峭王，争取他在曹操征讨袁谭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三国时代，韬略家们经常运用利害关系，取得对敌斗争的主动和胜利。他们依据利益原则，采用以利相诱韬略，使敌人落入圈套，加以打击。孙策以卑辞重礼说动称雄于江淮之间的庐江太守刘勋率兵攻打上缭，以上缭富庶相诱，引虎离山。刘晔识破孙策之谋，力阻刘勋。只因刘勋利欲熏心，执迷不悟，终于使孙策得逞，迫使刘勋败奔曹操。吴将孙布、周鲂前后以诈降败魏王凌、曹休。曹操、傅于、张既、贾逵等均曾以利诱利，因利制权，取得成功、达到目的。诸葛恪采用诱之以利、慑之以害的策略，较好地处理了齐王拒迁问题……都充分体现、灵活运用孙子“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孙子兵法·虚实篇》)的韧略精神。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非利不动等古训，已成为三国时代韬略家行动的共识。吴出兵合肥，挠魏不止。满宠择利而动，谋拒吴兵。吴视利而动，攻晋夏口。杜预因利间斗，分裂吴国君臣团结。王肃、王基、薛综采取军事行动的依据是兵以利动。利益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三国韬略的复杂性。对利益目标的追求，形成了三国韬略运用的广泛性。三国集团之间，集团内部的关系经常变化，或好或坏，或战或和，或敌或友，但制约的力量始终是利益关系、利害关系。这种情形，直如西方世界所阐述的真理：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如何以患为利，转祸为福，成了衡量韬略家的水平高下的一大标志。《孙子兵法》上指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则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九变篇》)这是说，明智的将帅谋士考虑问题，必同时兼顾到利益与危害两个方面。充分考虑到有利条件，事业就可得到发展；充分考虑到有害因素，祸患就可以消除。因此，要以危害来使敌国屈服，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要以诸事来使敌国繁劳，使其不得安宁；要以利益来引诱敌国，使其奔走不息。灵活运用利害关系，积极改变利害关系，就成了三国韬略家们殚思竭虑、想方设法的攻关课题。
 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对峙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曹军兵力相对薄弱，士卒疲惫，后方暴露，根基不稳，在袁绍大军压境面前，处境困难，准备退兵。苟彧等谋士在关键时刻，指陈祸福，力主对抗，建议出奇制胜，转患为利。曹操采纳智囊们的见解，加强正面防守，乘隙而进，火烧乌巢屯粮，打乱袁军阵脚，使其军心动摇。然后曹操乘势而动，发起全线反击，击败袁军。此外，杜袭劝阻曹操征讨许攸，认为曹操击许攸是“豺狼当路而狐狸是先”，本末倒置，“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动，万石之钟不以莛撞起音”(《三国志·杜袭传》)，使曹操回心转意，采用以德报怨之策，厚抚许他，化害为利。公元278年，北方发生水灾。杜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化险为夷，转祸为福。三国韬略家们的聪明才智不仅表现在对敌斗争，也充分表现在与天、与大自然搏斗中。
 认识利害，运用利害，逆转利害，是三国韬略实践的三个层次，也是三国韬略理论上的三种努力，三国时代的个人与集团、三国时代曹、刘、孙三大对抗政权的兴衰盛败，无一不与韬略实践的三大层次息息相关，无一不与韬略理论的三大努力紧密相连。

踏雪无痕：深浅论 
 韬略的酝酿、制定、实施、完成，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以深密为运行的法则，这是三国韬略家们在血与火的实践中得出的共识。
 早在战国时代，就有过“事以密成，语以泄败”(《韩非子·说难》)、“谋泄者，事无功。”(《战国策·齐策三》)的规箴，但三国时代的智囊谋士，则将古人的警语编织到深浅韬略的理论框架之中。
 从这一理论框架的纵向而言，有两条思维射线：逆行为深根，顺走为深远，要求韬略的标杆立在深思熟虑、深谋远虑的品极上。 
 逆向思维要求将思维定势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折，关注已经过去的年代中的事，使韬略的设计能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中国古代社会属于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格局，战争与动乱，对农业的破坏、对农民的伤害是极其巨大的，如果一个决策者对这些历史情况熟视无睹，那他们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胜利者，这些问题将始终困扰着他们，使他们一刻也不得安宁。曹操的后来居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青州黄巾军的改编、对屯田政策的贯彻到底，这使他在日后的中原争霸中有了雄厚的资本。而这两项决策，就是深根原则的典型例子。古代中国，是个君主专制的社会，无论这种体制的弊病有多大，皇权至上的观念，却已深入每个人的灵魂之中，在被毒害的心灵尚未得到清洗之前，对皇权的否定就会导致失去民众，群起而攻之的被动、不利局面。三国韬略家们对这一点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各派政治势力均在抢夺控制东汉朝廷、摆布末代皇帝的机会，只是识力有深浅，目光有长短，力量有悬殊，结果是一些综合条件好的势力抢先一步，曹操集团就是这种综合条件好的势力。董卓因浅识而丢掉这一控制权，袁绍因缓识而错过这一良机，刘备因深识而打着振兴汉室的旗帜，袁术因无识而迫不及待地取而代之…… 各种势力所作所为，多多少少了解到传统的力量，只是措施不同，后果大异。 
 顺向思维要求将思维之箭射向极限，这就使得谋划过程、决策关头顾及深远悠长的视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常人与韬略家的区别，也正在于谋划的深浅。 诸葛亮的《隆中对》，荀彧、郭嘉的袁曹优劣论，曹操袁绍的形势论，孙权抗曹与否中的主战论，……无一不是深谋远虑的典范。这些实践，翻开三国的历史，俯拾皆是。 
 深浅理论的横向坐标，也有两条思维射线；一是深交、深结，二是深藏、深密，要求韬略的标杆插向深情厚谊与深藏若虚的峰峦中。 
 在刘备的阵营中，君臣关系、将帅关系之融洽，是中外历史上少见的。早至刘备访诸葛亮，有如鱼得水之感；晚到白帝城托孤，有死而无憾之叹。刘备集团是三国所有争霸势力中内部团结得最紧密的一个集团，这一集团之所以由无到有，由弱至强，与深交原则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结果，实质上与刘备善于运用深浅韬 略的素养有关。刘备与庞统等率军进军益州，庞统提供了三大对策，刘备取其中策，就是基于深浅韬略。尽管刘备的选择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却能反映他本人的决策思想，得人心之浅而行动目的之深是相矛盾的，有风险的。刘备的退出襄樊，进兵江陵过程，也反映了这一思想基调。至于董卓之用吕布，曹操之逼荀彧，孙 权之责陆逊；袁术之待孙策，刘表之遇刘备……则表现了很大的失误，当然，造成后果也是严重的。 
 三国韬略家吸收了古人的深密、深藏思想，保障了重大决策的胜利前提。荀彧的奇策密谋，贾诩的藏而不露，邴原的隐夺君意，周鲂的密不透风以及无数类似的史实，具体地、多方面地继承、丰富了古人的深藏思想。深藏原则的运用在三国时代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堵绝了间谍之路，赢得了变化的主动，弥补了己方的缺陷，营造了虚张的声势。以弱胜强，以小击大，以寡敌众的胜利，无一能离开深密原则的执行。 
 深浅韬略在实践上的运用程式是，以深击浅，以深对深，变幻深浅，深入浅出。 
 孙坚大败董卓、曹操入主兖州、周鲂击获彭绮、司马师扑杀李丰、魏平诸葛诞等事件，胜利的一方无不运用以深击浅的深浅韬略原则。
 每当有关双方都能发挥智囊决策之时，都能正确运用深浅韬略之际，一方改变另一方的唯一办法，就是以深对深。韬略家与决策者之间的关系，都是属于这一类型，这是内部双方的一种以深对深。至于外部，刘备从曹操、袁绍阵营中脱离，诸葛亮动员孙权主战，即是成功的例子。
 至于深浅变幻，在高明的韬略家手中，更是运用自如。贾诩的人生经历，择主态度；荀彧、许攸的弃暗投明，改弦更张；张松、法正的易帜；曹操、司马懿的密谋……都表现了深浅形迹与手法的变幻。
 而深入浅出则表现了韬略家的从容和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天下大事成于细，天下难事成于易，细与易是向着大与难的方向，浅是为了完成和实现深层的计划。曹、刘、孙三大集团的发展过程，即是深入浅出，由浅致深的过程。
 三国时期，深浅韬略也充分体现在韬略家的个人素养上，其中深沉如曹操、司马懿，深思如诸葛亮、荀彧，深邃如高堂隆、谯周，深奥如程昱、贾诩、郭嘉…… 他们对于历史、典籍、现实、未来的那种深入思考和深切体察，表明深浅韬略作为行动的准则，已化入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灵魂深处之中。

 从守的角度而论，三国韬略家们化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守其所必攻，使敌不知其所守，因此，守而必固。
 作为防御的一方，一旦发挥内在的最大潜力，人自为战，以一攻十，就能使守地固若金汤。三国军事家防御韬略的重大理论贡献，就在于分人之兵，以攻为守，此守彼攻，借力而守。将单纯的防御改变为进攻中的防御，战略上的防御，战术上的进攻，军事上的防御，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进攻。
 官渡之战，曹军以弱胜强，反守为攻，关键在采纳荀攸分人之兵的策略，声东击西，伪装要渡河进攻袁军的后方。袁绍中计，急忙中调部队西进迎击曹军，而曹操乘机引军东袭，援救白马驻地的曹军，阵斩袁绍大将颜良，大破袁军。诸葛亮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北伐曹魏，在战略上采用的是以攻为守计策。而袁绍计夺冀州，孙策攻取会稽，曹仁击走刘备，乌巢袁军之败，杜畿河东之行，邓芝出使东吴，邓艾、钟会灭蜀之战……都是此守彼攻，或此攻彼守，守攻相佐，以守助攻，以攻坚守。至于借力而守，使攻者见势而走，则运用得十分普遍，这也是三国时期各种力量发生逆转、各大集团内部、外部重新组合调整的—大原因。
 此外，当一方力量不足时，就采用守势，养精蓄锐，以待时机后转守为攻，弱守强攻、却防勇战，丢卒保车，张机设阱，努力削弱敌方的强大攻势。张辽守合肥，先战后守。贾诩向李傕、郭汜献计，要求深沟高垒坚守长安，是先守后战。曹洪守潼关，以不守致败。司马懿扼秦川，以坚守为胜。守之艺术，变化无穷。三国时期的历史表明，不以战为胜，不以守为败，而是善战者胜，善守者成。
 《孙子兵法》对于军事上的攻守也有过不少理论性、原则性的论述。孙子认为：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者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形篇》)孙子的意思是，那些善于用兵作战的人，总是首先设法使自己不会被敌人所战胜，然后等待敌人暴露问题，以致出现那些能被我方战胜的机会……我方之所以能不被敌方所战胜，在于采取了守势，在于防守的严密和完备；敌方出现可胜之隙、可乘之机，有可能被我方战胜，就要靠采取攻势，采取那些行之有效的攻势。决定是否采取攻守，要看兵力状况，我方兵力不足时，就采用守势；而兵力有余的情况下，则采用攻势。善于防守的将帅，隐蔽自己的兵力，如同藏于深不可知的地底一样，使敌人无法察觉；善于进攻的人，调动自己的兵力如同降自高不可测的天穹，使敌人猝不及防。所以，既能有效地保全自己，又能夺得全面的胜利。
 综观三国时代的攻守实践，已经突破孙子攻守原则的禁区。由于形势的逼迫，三国韬略家们必须考虑以弱攻强，以寡击众，以轻击重，以不足击有余的问题。并且往往在许多场合，均是以不足击有余，最后夺取胜利。可见，攻守本身并不决定成败，成败取决于对攻守稻略精髓的体认。
 军事上的攻守往往显得比较清楚，政治、外交上的攻守，则更加隐秘复杂。攻守不仅是一门军事艺术，同时也是一门政治、外交艺术，曹操迎天子，是守，可是守中却隐含着攻，而这种攻，绝不是一般的军事战术，其攻势之强大、凌厉，只有目睹全部三国韬略的历史，比较多方敌对集团的胜衰，才能深刻领会。但曹操迎天子，本质上采用的以守为攻政治韬略，毕竟被荀彧等人识破，形成对曹操篡位的不利因素。至于外部，刘备、孙权等人以坚决的行动，予以反击，尤其是刘备，坚持汉王朝的立场，与曹操针锋相对，并从这种对立中，获得很大的利益。
 吴蜀猇亭之战，吴取守势，蜀取攻势。战后，蜀在军事上由攻转守，但诸葛亮不以少数人的恩怨为转移，匠心独运，派邓芝出使东吴，结仇敌为盟友，化干戈为玉帛，这实际上在外交上展开了攻势，赢得了蜀国东线战场的平静。
 三国时代的攻守，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外交上，也无论在实践上、理论上，均有独到之处。其独到之处，可题以“谋攻智守”四字，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城。三国之势，实为谋攻智守的产物。

春风化雨：情理论 
 由于韬略家们的超前意识和深邃见解距离眼前的问题较远、较深、较晦，一般人难以立刻接受，在这种情况下，韬略家们从情感与道理两个方面出发，阐幽释微，打动对方，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计策。三国时代的韬略理论体系中，情理韬略占有较大的比重，是人们经常使用的利器。
 情理韬略的核心定理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作为人类所特有的主观体验，情感是各种交往、交流的重要通道，对人的思想和行动起着带有决定意义的指导作用。三国韬略家们发现了这一通道，就从中输送各种信息，改变对方的初衷，使其能按照谋方的意图办事。
 情感之所以具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实质上蕴含一个深刻的原因，就是情感一旦表达人类的共同要求、愿望、心理和认识等等，便能够发出强而有力的冲击波，引起对方的共振。正是这一共振所形成的震撼力，唤醒人们的良知，从而改变其思想和行动。
 韬略家们在动之以情之际，往往随即晓之以理。这种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的理，具有无限力量，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迷者不知，胡作非为，轻举妄动。一旦揭明，则从之如流，迎之若宾。
 韬略家们运用情与理结合的力量，能挽狂澜于既倒，解生命于倒悬；能化险境为坦途，变艰难为平易。从三国时代运用情理韬略的实践中进行分析，即可探知这一韬略的份量： 
 ——张范之子张陵和张范弟弟之子张戬被盗贼逮住后，张范径直入贼营请求放还二人，盗贼将张范之子释放。可是张范却说，你们释放我的儿子，这份好意是很重了。人之情虽爱其子，但我可怜张戬年龄更小，请恩准我用张陵换回张戬。盗贼闻言，觉得张范义重如山，最后将张戬和张陵一并释放。袁涣拒绝吕布要求写信辱骂刘备的命令，田畴哭刘虞之墓险遭公孙瓒的杀害。司马芝避乱途中遇盗，同行之人均抛弃老弱逃亡了，而司马芝则独自坐着守卫母亲，盗贼以刃相临，司马芝叩头说。母亲已老，我死之后，只有拜托各位了。盗贼们说，此人是孝子，杀之不义。于是司马芝母子得以免除被害。韬略家们以至情感人，至理动人，迫使对手放下屠刀，改弦更张。情理韬略在这里成了生命的保护伞，反击的杀手锏。 
 ——刘晔对吴杀死关羽之后，蜀国动静形势的分析，对吴派使节到魏国称臣内幕的洞察，对魏文帝伐吴之举的评价。杜袭对曹操攻杀许攸想法的劝谏，诸葛瑾对于关羽死后，刘备东伐吴国的劝告……无一不是从情与理的角度得出中肯的，也是极有力的结论，使得论说对象有所感悟。情和理的分析、探讨，也是韬略家们棋高一筹的奥秘所在，这些分析，使得他们能比别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
 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情与理是相对立的，由于人的素养不同，对立的程度也很不一致，为了夺取天下，必先夺取人才，特别是智囊型人才。但这些人中，有一大批与自己的政治主张、立场、观点不相一致，而且有时候是截然相反的，如何克制私忿，按理行事，以情殉理，则成了一个人能否成功的关键。决策者们运用情理韬略，成功与失败，这是一个试金石。三国时期，袁绍、袁术、刘表、董卓、吕布、刘彰等人的失败，从根本上说，就败在不能成功地运用情理韬略。他们周围原本是智士如云，猛将如织，可最后的成功者却是起于微末的曹操，走投无路的刘备，寄人篱下的孙策…… 
 三国时代的情理韬略不仅只是说服对方的一种方法，而且也是达到真知灼见的一个手段。懂得人的情感，进而影响、打动、牵引、控制这一情感的走向，就能使对方自觉步入事先设定的轨道。在孙权面对曹操大军压境，是降是战的关键时候，诸葛亮、鲁肃以强化刺激，引发认识。诸葛亮以激将法唤醒孙权对利害的认识，使其作出正确的决策。贾诩回答曹操立储的问题、诸葛亮指点刘琦避祸的办法，都是强化事件对于情感的刺激，使对方猛然醒悟，选择正确的解决办法，三国时期大量以弱击强，以寡击众的战争，都受环境刺激的影响，投之死地后生，置之绝境而不亡，就是强化环境刺激，使战斗者调动全部情感，从而获得解救。打开情感的通道之后，必须以理随之。事理、物理、哲理、伦理、情理……本身都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指示着通往成功之门的途径。一旦认清其理，便具不凡见识，解决问题的办法、手段也就随之而生。
 三国韬略家运用情理韬略调整意识，控制情感，根据环境、需要、目标制定对策、渡过难关，营造优势： 
 ——诸葛亮强忍刘备身亡白帝的巨大隐痛，从蜀国的根本利益出发，控制、调整蜀国将领的情绪，与吴国恢复外交关系，这是基于对事理的认识，调整情感。 
 ——刘备败于吕布，依附曹操，运用韬晦之计，以示胸无大志，等待时机，与曹操分庭抗礼。司马懿在不利形势下，韬光晦迹，装疯卖傻，蒙蔽曹爽。而一旦机会降临，则突然反击，一举成功。这是压抑情感，以符合身处危急时不引人注目，从而被打击的道理。 
 ——刘备百折不挠，杜畿深藏不露，张昭犯颜直谏，都是以理想、信仰、志向、目标去控制情感，使之合于理。
 总而言之，三国情理韬略的运用范围，从对人而扩大到对事、对己。从一般的劝说价值，上升到对于识见的有力帮助。从普通韬略原则，提高到事关前途、命运的总体对策。从个别的对象处理，演化为对历史发展、形势格局的洞察预示。

山外之山，天外之天：强弱论 
 自《孙子兵法》提出“以弱击强”的韬略名言后，历代智士竞相探索，到三国时代，已成就斐然。
 三国时代，以弱击强几乎成了韬略家必须要完成的使命和履行的职责，否则，就会失去其存在的必要和价值。事实上，韬略家们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猇亭之战以及许许多多的军事、政治、外交事件，强与弱的逆转、变化是令人震惊不已的。解剖三国韬略家手中的特殊武器——强弱韬略，将使我们能洞悉有关质与量的优劣多少之间的奇妙转变。
 事物的由弱至强，有其自身的一套规律，例如：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逐步演化等等。同理，一个集团、一派势力的发展壮大，也离不开内外条件与时间空间。一旦各自独立发展的两种力量发生冲突时，其实力的比较，就会有强弱之分、大小之别。在一般情形下，弱肉强食。但每当双方冲突时，弱方有高明的韬略家参与决策，结果就不会那么简单，而是出乎常人所料，发生以弱胜强的奇迹。
 三国韬略家们敢于以弱击强的第一个途径是找准敌方的致命弱点。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美元缺，十全十美，无懈可击，天衣无缝。汉末黄巾起义烟炎蔽天、如火如荼，波才黄巾军围皇甫嵩于长社，皇甫嵩兵力单薄，与黄巾军强弱异势。全军震恐，危亡在即。但此时皇甫嵩发现波才军的致命弱点：依草结营，适逢大风。于是命令士兵各备束苇登城，命勇士乘间突围，在外纵火大呼，城上士兵也一齐举火相应，在这—突然事变中，皇甫嵩率军队从城中呐喊而出，直奔波才军，波才军惊乱逃奔。后逢曹操率军救援，并与朱儁军联合，同波才军拼搏，波才军大败，被杀数万人。强弱逆转，只在波才军的要害被皇甫嵩发现。董卓被杀、吕布被擒、孙策被刺、关羽被破、诸葛恪被暗算、曹爽被诛灭……无一不是其自身的致命弱点被敌手发现，结果显赫声势，灰飞烟灭；惨淡经营，溃于一旦。
 以弱击强的第二个途径是集中己方的整体优势，攻击敌方的局部劣势。敌我双方强弱之势判然若揭时，不等于胜负结局的明白无误。敌方的整体之强不等于没有局部之弱。官渡之战，就是曹操以整体优势攻击袁军的局势劣势，取得胜利后，逐步扩大战果，以致全面影响整个战局。刘备率军进入益州，也是以整体优势攻击刘璋的局部劣势，先消灭葭萌守军，然后挥师南下。贾诩建议张绣袭击曹军、吕蒙取荆州、司马懿袭孟达、魏在合肥抗吴的反击战……均属这一类。
 以弱击强的第三个途径是借天之力，反击强敌。韬略家们深知，最强大的人力也敌不过自然之力，如何使强大的敌方之力与自然之力相碰撞，而我方兵不血刃，即可安国定邦，平息敌军的威胁，已成头等重要的大事。其中，人们首先想是天险，魏之广、蜀之险、吴之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三国鼎立的重要因素。其次，在以弱击强的过程中，或以水淹，或以火攻，借自然界的不可抗拒之力攻敌军，一举而胜。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猇亭之战，弱方均采用火攻，赢得成功。公孙瓒破青州黄巾、关羽水淹于禁七军、赤壁之战等，均运用水攻，助成声威，乘势而进，夺取胜利。《孙子兵法·火攻篇》上讲：“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不仅水火，风沙雷电、寒暑冷热等自然现象、宇宙之力，无不被三国韬略家们所借用，成为手中打击强敌的最佳武器。
 以弱击强的第四个途径是联合弱小，击败强敌。关东联军共同抗击董卓，张绣、刘表联合对付曹操，刘备、孙权一致抵御曹操等，都属于弱小势力联合，相对地改变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尤其刘、孙两弱相连，克敌制胜，成为以弱胜强的典范。这一典范表明了韬略史上盟军作战、统一战线形式具有巨大的反击能力。
 以弱击强的第五个途径是分化瓦解敌人的阵营，使对手不攻自破。王允计间董卓、吕布，刘备招纳张松、法正，曹操在赤壁战后破坏孙刘联盟，陆逊因隙使间，迫使魏江夏太守途式免职。解除一大对手。
 总而言之，以弱击强的根本途径在于智谋韬略。敌强则用智，敌弱则用势，即以智谋韬略攻击强敌，以武力形势威慑弱者，“庙胜之策，不在强弱。”(《后汉书· 袁绍传》)诸葛亮《隆中对》中的一段文字，可以作为以智敌强的典型结论：
 自董卓已(通“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所谓“人谋”，即人的智谋韬略。
 以上所论，均为强弱定格后，以弱击强的情况。至于强弱韬略的其余内容，如“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六韬·武韬·三疑》)强敌不可怒，弱敌不可侮。“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管子·治国》)“兵不强，不可以摧敌。” (《商君书》)得士者强，失士则亡。以强示弱，以弱示强。兵无强弱，而将有能否。兵强者，攻其将……三国时代均有大量的案例可寻。
 魏、蜀、吴三国的历史，是由弱而强，以弱击强的历史。三国时代的强弱韬略有着十分深刻的辩证思想，内涵极为丰富，这一韬略理论的总结和实践的经验，是三国时代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份智慧贡品，因为强弱韬略不仅规定了可供操作性的原则，而且更可贵的还在于替弱小的、新兴的力量为战胜强暴提供了武器，使人们感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使大众懂得了如何发挥自己的力量。

拨云见日：谋决论 
 三国时代，是斗智斗谋的时代；三国的历史，是韬略家左右命运的历史。
 韬略家们服务于各大集团，他们与所在集团最高统帅者的关系，是谋与决的关系。三国时期各大集团的发展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关系。
 谋决理论在三国时期发展的侧重点是实用性、创造性、灵活性、久远性和渗透性。 
 谋与决的价值，早被人们所认识，《尉缭子·兵教下》记载：“伤气败军，曲谋败国。”军队中士气低落、沮丧，必然失败；而谋略错误，就会危及国家。《左传》曾总结过决断的重要，“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在斗争激烈的战乱年代，谋与决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个人、集团、国家的生死存亡、成败祸福，因而人们对谋与决的重视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三国时代，谋决理论十分重视自身的实用价值，有着强烈的现实感、迫切感和使命感，而较少虚幻色彩。三国时代，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实践表明，成败的双方，实际上是重视谋决与忽视谋决，谋决水平的高与低，谋决结合的好与差等因素造成的。何进、董卓、吕布、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刘彰、刘禅、孙皓等，均为无谋而败，误决而亡。相反，曹操、刘备、孙权等则因有谋而胜，善决而存。谋决理论中的实用性原则促使运用者去建立庞大的智囊团，韬略家们正是在这个组织机构中发挥其才干。
 实施谋决的最大难点即在于创造性，因此，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在这一问题上狠下功夫，并作出了突破。首先，注重设法网罗智囊。曹魏的智囊团人员多达八十余人，水平之高，人才之众，阵容之强，作用之大，在争霸的集团中首屈一指，成就也最大。第二，积极发挥智囊的作用。蜀汉诸葛亮采用集思广益之法，发展霸业，·其中诸如以攻为守，心攻为上等战略，均通过集思广益的途径创发。三国时期各大集团均注意到“智不备于人，谋必参诸群士”的戒律和“谋之欲众，断之欲独”，“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的古训，走上胜利与成功之途。第三，运用逆向思维。孙策、孙权和刘备等人跳出中原激战的旋涡，向西南、东南发展，以图成功。曹操在群雄割据，视朝廷、皇帝如弃履的情况下，尊王攘夷，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取得成功，并在军事上也进展顺利。刘备凡事与曹操对着干：曹以狭，刘以宽；曹以急，刘以缓；曹以残，刘以仁。由此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吸引更多的支持者。逆向思维的运用范围极广。成果也极为突出，对谋决理论效益的体现也很大。第四，谋决主体的紧密团结，使得谋决的创造性原则达到最佳状态。董卓与吕布谋丁原，王允与吕布谋董卓，曹操、荀彧、荀攸、郭嘉等谋袁绍，刘备与诸葛亮、庞统谋荆州、益州，孙权与吕蒙谋关羽，孙权与陆逊谋刘备 ……正是这种亲如鱼水的融洽性，使得谋决的创造性得以爆发出强大的能量，作出惊人的奇谋妙决。
 谋与决能否保持灵活性，是三国韬略家积极思考并付诸实践的重要问题；客观情况瞬息万变，能否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保持正确的状态，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三国韬略家对谋决理论中的灵活性原则，予以高度的重视，他们探索的结论表明，灵活性实为谋决的生命线。曹操对袁谭的联合，孙权对曹魏的称臣，诸葛亮对东吴的立场等重大政治、外交、军事事件，充分表明了三国韬略家们对灵活性原则的认识高度。 
 “谋先事则昌”(《说苑·说丛》)，事先谋划，就会成功，这表明谋划与决断相对于现实中的发生的事、计划要去实施的事存在着时间上的超前性。这种超前性若从谋决角度而言，则存在久远性。俗语说，深谋远虑，当机立断。一旦浅谋、则临时无策；人无远虑，则有近忧。谋与决的久远性，是任何一个韬略家所必须要面对的重要问题，这在实际上，是具体的谋与决的指导方针。曹操听取一批智囊之论，放眼社会历史发展大势，制定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策略，谋深虑远，坚定不移，从而击败强手，统一北方。刘备听从诸葛亮隆中对策，百折不挠，终于在西南部中国称霸，成为鼎立之足。诸葛亮南中政策的制定，孙权联刘计划的敲定，吕蒙袭夺关羽荆州的思想，曹魏统治集团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策略……无一不是谋决久远性原则的体现。三国时代的韬略之士对于谋决久远性原则的理论贡献在于：精通历史大势，洞察社会现实，掌握多种思想工具，把握问题的实质，他们对于物理、哲理、事理、情理的深入了解，对于体制、传统、形势、环境的准确把握，保证了谋划的深远性，一旦决策者采纳这些方案，就会显示巨大的威力。三国时代那些高水平的韬略家中，都具备高瞻远瞩的素质，原因即在于此。正是这种谋决理论中的久远性原则在三国时代得到高度重视，从而使既定的割据形势能长期地维持下去，直到这一原则在决策者手中废弃。
 渗透性原则是谋决理论付诸实践、走向成功的关键。所谓渗透性，是指谋决主体、谋决双方的高度协调。正是由于这种渗透性，才使谋划和决策得到不断的修正、调整，从而发挥其最大的效能。渗透性原则使谋与决能适应形势，作出最快的反应；使谋决双方能承担最大的压力，发挥内在力量的极限。曹操集团中智囊云集，这与曹操奉行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同智囊的理想、目标存在着一致性有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决定了智囊为曹操霸业献计献策，不遗余力。刘备与张飞、关羽、诸葛亮、庞统、法正等韬略家的关系，也充分表明谋决双方存在着高度的渗透性。这种渗透性的状况再进一步发展，即转化为融合性、一致性，从而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性。否则，诸如沮授、田丰等一流水平的韬略家，在袁绍阵营中却一筹莫展，因为谋决双方的渗透性程度极差，甚至到了阻断不通的地步。不过，谋决过程中渗透性原则被践踏，也就根本无法指望决策的正确与行动的顺利。
 先谋后事者逸，先事后谋者失。然谋而不决，多谋少决，优柔寡断，好谋无决，则枉费心力，徒劳无功。三国韬略家们恰到好处地把握了谋决的分寸，改变了命运，也改变了前途。他们十分丰富的谋决实践，为谋决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素材。

向虎豹借取胆魄：勇怯论 
 两军交战，如何使怯者不得独退，勇者不得独进，发挥整体优势，取得最大效益，是三国韬略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使怯懦者有刚猛胆魄，勇猛者有文韬武略，更是三国韬略家改造形势，扭转敌我力量对比的难题。
 何进握有重权，面对宦官专政局面，却束手无策，怯懦如鼠，以至调动京城之外的军队，加以镇压。结果纷纷扬扬，走漏消息，被宦官设计，斩于宫闱之中。造成董卓进京，引狼入室，废黜少帝，改立献帝，京都大乱。在此之前，曹操听说何进的对策，大加耻笑，以为：
 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以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而袁绍诛杀宦官的情形是：
 勒兵捕诸阉人，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形体而后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犹见及，其滥如此。死者二千余人。
何进之策，为怯者所为；曹操之论，为智者所言；袁绍之行，为外勇内怯者之举。决策者的气度品性，雄勇怯弱之异，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依曹操之智，何进擒宦官“一狱吏足矣”，袁绍制宦官“不当假(通‘借’)以权宠”即可，根本不必兴师动众或大张杀伐。而曹操之智的价值所在，是启发人们作这样的思考：智谋韬略可以赋于人极大的勇气，也可以节制鲁莽刚暴之勇。换言之，在韬略家手中，勇怯的情状可以逆转。利用这一逆转，即可创造勇怯韬略。 
 韬略家们认为造成勇怯的区别，除了人的自然禀性之外，还在于人们对于客观世界、外部形势的认识与否。曹操深知董卓无道，不顾兵力单薄，西进荥阳汴水，虽败于董卓将领徐荣，但豪气冲天，表现了非凡的勇敢。相反，关东联军十万之众屯兵酸枣，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不敢进兵，其统帅对形势的认识浅薄，决定了行动上的畏惧怯懦。荀彧之所以在官渡之战曹军兵力为袁军的十分之一，被围缺粮，岌岌可危之时，连曹操都要打算退兵之际，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关键在于他认识到“先退者势屈”之理，曹军扼袁军之喉使其不能前进之势，袁曹双方已对峙半年，袁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之机和出奇制胜之时。
 赤壁之战前夕，孙权接到曹操的一封书信，上称：
 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东吴上下震恐，胆破心惊，议者都认为：
 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指孙权)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三国志·周瑜传》) 
东吴大臣如张昭、秦松等人慑于曹操的强大威势，纷纷认为双方实力悬殊，主张投降曹操，表现了怯懦的心理。而诸葛亮、鲁肃、周瑜等深入分析双方，不被表象所蒙蔽，认为曹操南下，利少弊多，双方交战，取胜可能性极大，因而生出无限胆略，力主抗战。正是因为诸葛亮等韬略家的真知灼见，高瞻远瞩，才带来抗战的百倍勇气。勇怯之别，受认识的影响，由此更可察见。
 魏吴合肥之战，也是能阐述勇怯之别受智略影响的深刻道理。曹操征伐汉中的张鲁，留七千人屯守合肥，孙权率领十万之众，将合肥团团围住，张辽、乐进、李典遵曹操之计，奋力抵抗。张辽表现尤为出色，披甲执戟，冲锋陷阵，叱孙权于万军之中，拔部众于重围之内，勇猛如虎，使得吴人夺气丧胆，合肥城十余日保守完好。张辽固然为魏勇将，但更因为他是智将，所以敢于信心百倍，以寡击众。战前，张辽有一个思想认识：
 公(指曹操)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 (《三国志·张辽传》）
 三国韬略家们还认识到，勇怯之别，在于外部压力的大小与否。于是，勇怯韬略的使用，便讲究营造各种压力，使勇者为怯，怯者为勇。曹操反击刘表、张绣联军，运用步骑夹击，大获全胜。荀彧询问原因，曹操指出：“虏(指刘、张联军)遏吾归师，而与吾死地战，吾是以知胜矣。”(《三国志·武帝纪》)原本曹操前后受敌，形势十分不利，然而曹军为返国之兵，士气奋发，又陷入死地，不力战则无路可走。外部的高压，激发了士兵的潜在能力，人人浴血奋战，终于变怯为勇，击败敌手。曹仁励众胜敌，于千军万马中救出部将牛金。赵云面对强敌，急中生智，设空城计破敌。三国时期，在强敌面前，危急之中，使怯者为勇之例，是相当多的。至于虚张声势，声东击西，示形作伪，设为疑兵，迫使强敌退兵，勇者丧胆之例，亦不胜枚举。
 三国勇怯韬略的使用，还讲究互变之术：大勇若怯，大怯若勇，勇生于怯，怯生于勇。大勇若怯旨在使对手解除思想上的武装，不以为意，然后猝起，予以致命的打击。陆逊反击刘备，司马懿谋除曹爽，吕蒙、陆逊对待关羽等，均属此类。大怯若勇，是营造虚势，恫吓敌方，以便撤退。陆逊从襄阳退兵，孙坚击海盗胡王，于鲁阳城收兵等，均为典型。而勇怯之变，则由势而成。
 三国争霸，离不开力的拼搏、智的较量，力搏以智为本，智斗以力为用。而力斗中勇怯异势，则胜败有别。由于三国韬略家们创设的勇怯韬略能改变争斗双方的原有力量对比，使勇者丧魄，怯者壮胆，因而被广泛运用。而那些影响历史发展、形势格局变化的重大设计，则是高明的韬略家的杰作，非一般人士所能效法。

化解千钧之力：刚柔论 
 三国以前，人们对刚柔的认识已形成一些重要的观点。《老子》上说：“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章）《淮南子·兵略训》指出：“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三略·上略》）以柔克刚，成为弱小集团或势力寻求的有力武器。
 三国时代，群雄争霸，更多的是以刚克刚，实力碰撞，但那些掌握刚柔韬略的势力，则发展迅速，所向无敌。一旦敌对的双方旗鼓相当，不相上下，那么刚柔韬略的运用则更为重要。因为刚强而无柔韧，部队的战斗力势必丧失殆尽。当然，纯柔纯弱，则其势必削。只有能柔能刚，不柔不刚，刚不可折。柔不可卷，才 能真正达到以弱制强，以柔制刚。 
 三国韬略家对于刚柔韬略的理论贡献有三个方面： 
 一、刚柔相济，优势互补。曹操迎接汉献帝，进而以此为政治资本，是刚中带柔，柔中藏刚。网罗群英，任其所长，不为个人喜怒为断，是藏刚露柔；而赏罚分明，御之以道，是柔中寓刚。诸葛亮说服孙权抗击曹操，言辞中刚柔相杂，促使孙权下定决心主战。南征孟获，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刚柔并重，实效显著。孙权对曹魏的政策，内强则刚，内弱则柔，作为调节器，用于同蜀汉的外交斗争。司马懿对付曹爽集团，外柔内刚，先柔后刚，刚以柔为用，柔以刚为体，终于取得权力斗争的胜利。 
 二、以柔克刚，取胜之道。三国韬略家所辅佐的集团，大都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寡到众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往往面对极其险恶的形势、强大的对手、难以逾越的障碍。从而，如何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就成了当务之急。严峻的形势，促使了对刚柔韬略的研究，促进了对以柔克刚原则的探索。以柔克刚最先为老子韬略思想的精华和核心。老子从自然界的大量现象观察到了这些结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老子·七十六章》)“物壮则老， 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老子·三十章》)“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坚强处下， 柔弱处上。”(《老子。七十六章》)只是“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三国韬略家们积极寻求军事实力以外的途径，发展自己，并逐步将其转化为实力，从而将以柔克刚的原理转化为可操作性的法则。克刚之柔的内涵，被三国韬略家们诠释为传统观念，如王权至高无上的思想，仁义道德的理想等。柔的内涵被赋于新的政治模式，如太平道、五斗米道的政治纲领。柔的内涵被理解为软性的、妥协的、和平的方式，如联盟的思想、统一战线的思想。柔的内涵被确认为一种文化内核，如以汉族文化吸引周边少数民族的思想等等。从形式上观察，与军事抗衡相对的政治、外交、经济、贸易活动的频繁开展，也可以认为是对柔的内涵的一种拓展，总之，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以其卓有成效的实践活动，将古代难以实际运用的以柔克刚韬略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取之以刚，守之以柔。韬略家们认为，攻城掠地、克敌制胜，无不以刚为主，以柔为辅。而一旦结束激烈的争夺，则刚退柔进，柔主刚副。董卓以刚继刚，刘彰柔而又柔，袁绍刚柔错位，刘表刚柔无适……最后均遭失败，不能成就霸业。曹魏篡汉，司马氏代魏，均取之以刚、守之以柔。民众并不呼啸反对，社会并不因此而乱，关键即在于其所制定的政策、方针不是以暴代暴，而是以柔克刚。孙权的继承者们，尤其是孙皓，守之以刚，守之以暴，从而加速了灭亡。

成败祸福的原点：动静论 
 三国时代是个动乱的年代，这种动乱，忽如暴风骤雨，使人难以行动；忽如万马奔腾，使人不可抵挡；忽如洪水猛兽，使人落荒而逃；忽如惊雷闪电。使人猝不及防。个人、集团、乃至一个政权，如何在这种难以逆料的动乱中保持正确态势，就成为—个十分现实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选择，成了三国韬略家和统帅们的最高使命。作为选择的基本型式，动静理论便成为引人关注的课题。 
 三国时期的动静理论，最大限度地吸取了传统的成果。从态势的营造上，不动如山、动如雷震。从价值观念上，非利不动，合于利而动。从目标的确立上，动而不迷，动而胜人。从运用的灵活上，悬权而动，动于九天之上。此为善动的标志和原则。从动与静的内在原理上，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反过来 将这一原理运用在实践中，便产生形形色色的从静、动、止、行出发而去达到安、危、方、圆的目的。 
 三国时代动静韬略的新的发展，重点表现在互补性、隐秘性和制约性上。 
 无论三国时期的军事、政治或外交、一动一静均意味着决策的效益趋向，发展过程中往往也同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力量制约。因此，动静韬略的使用，一般都以决策者的眼光见识来作为选择的前提。察而后动，谋而后动，见机而动，视利而动等原则，几乎成为这一时代韬略家们的规箴。 
 动静韬略中的互补性原则，被三国时期的韬略家们所充分认识。互补性原则的具体内容是：一动一静，一静一动；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整体动而局部静、整体静而局部动；外动内静，外静内动；先动后静，先静后动等等。官渡之战期间，曹军正面动而侧面静，对西部割据势力采用稳定、妥协的办法，以免背腹受敌。前方静而后方动，根据袁绍个性，敢于出兵，击败刘备。正面牵制袁军，出奇兵捣毁袁军后方基地。一动一静、—静一动的动静韬略使曹军化不利为有利，有力地发挥了原有的实力。孙权在对魏蜀的外交策略上，基本型式为联蜀抗魏，但也有时联魏抗蜀，其韬略手法，也不出一动一静和一静一动，避免多方受敌，难以应付。诸葛亮受命于动乱危难之际。运用动静韬略的互补性原则，较好地处理了东西线的关系、内外关系、军事与政治关系。 
 与互补性原则密切相关的是隐秘性原则。动静韬略的互补性原则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得有隐秘性原则作掩护，方能奏效。隐秘性原则的具体内涵为，阴动阳静，阳动阴静。刘备投奔袁绍、曹操，庞统袭夺益州之策，诸葛亮游说孙权抗击曹操，吕蒙向关羽攻击，吕蒙计败郝普，诸葛亮北伐退兵，陆逊撤围退兵，吴杀诸葛恪……无一不用阴动阳静的韬略。而诸葛亮进兵南中，孙吴解决賨越问题，都是阳动阴静韬略的成功典范。动静韬略的制约性原则，主要指以静制动。孙坚静退董卓围攻。张辽静定军中之乱，荀彧反对曹操围击张绣，赵云空城计。诸葛亮在刘备死后的治国方略，司马昭制服钟会，羊祜、杜预的对吴策略……极大限度地发挥了以静制动韬略的作用。田丰、沮授、贾诩、傅干、张范、田畴、崔琰、华歆、司马朗、杜畿、张辽、傅嘏、桓阶、崔林、郭淮、王基、诸葛亮、王平、孙坚、吕蒙、陆逊等韬略家，均是运用以静制动韬略的高手。他们在实践中创设了十分巧妙的计策，将以静制动的动静韬略原则推进到—个新的台阶。
 由于三国时期玄学的兴起，《老子》、《庄子》、《周易》思想广为流传，这使以静制动的韬略原则、动静韬略中静的思想内涵得到了很大的发挥。面对动乱的形势，曹操视之若闲，以为御之以道，则能化乱为治。诸葛亮则满怀信心。宁静以致远，指点江山，规划鼎足之势。在曹操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下，周瑜神闲气定，部署有方，以静制动，以逸待劳、表现了宽阔的胸怀和气度。乱世之中，却有无数镇静之士，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形成与时代形势的鲜明反差。所有这些，均表明了三国时代动静韬略的发展。韬略家们坚信暴雨不终朝，乱去治必来的规律，镇静自若，因势利导，从事物发展的内在趋势、世界演变的长远轨迹出发，谨慎地进行选择，大胆地从事行动，努力从事物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因素双方考察，决定动静。使事物的发展沿着既定路线进行，从而取得预期的良好后果。

智囊锁钥：阴阳论 
 三国以前的传统韬略均认为，“谋之于阴、成之于阳”，“难知如阴”，“阴以图之”。事实上。古今中外的任何计策，为使其实施成功，必然要求处于阴的状态。阴的状态，即绝密状态。竞争激烈的时代，争夺的双方中。若有一方的行动方案、行动计划被泄露，无异使自己成为别人的刀下肉、俎上鱼。任人宰割，无力反抗。密谋、阴谋的原始意义，即是如此。至于对这种阴的贬斥意义，则为时代的伦理道德观念所使然。这种意义上的阴阳韬略在三国时代仍然被遵循。违背之，或谋泄而败，或机露而亡；成功者，总是讳莫若深，密不示人。
 三国时期阴阳韬略的发展，并不停留在上述方面，而是将阴阳韬略提到智囊锁钥的高度进行认识，加以总结。
 韬略家们将阴阳视为事物的现象和本质，认作包括人类社会、世间事物在内的宇宙规则的消息，看成形势变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与主流。因此，谁能把握阴阳，谁就能把握命运；谁能洞知阴阳，谁就能洞察—切，高瞻远瞩。从这种意义上说，阴阳韬略，实质上就是一种获得真知灼见的韬略。
 东汉王朝行将崩溃，军阀割据势力的形成，暴政必将被民众推翻，王权的巨大号召力，北方中原的战乱，三国鼎立的形成，魏、蜀、吴之间的既斗争又联合，回归统一的趋势……被不少韬略家所洞知。基于对形势发展的清醒认识，选择或创建各种组织。崛起—方，争夺天下。由于朝廷的失控，起兵割据便是最佳时机。由于军阀蜂起，武力夺取政权便成为最有效的道路。认识到暴政被民众所唾弃，新的政权必须改弦更张才能生存。深知王权的潜在力量，就不因皇帝蒙尘而不予迎请。中原战乱，难解难分，就会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另辟蹊径，另谋高明之策。面对种种社会现象的发生，若能从深处寻找原因，就能把握本质，察知社会、历史、心理、情理、事理、物理等内在因素，就能超前思维，早作准备，提前动作。胜于无形。
 阴阳韬略重在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把握。重在对事物本质变化的测度。因此，所有其他韬略，都是以上述前题为起点，进行创设。一旦离开这一前提，许许多多的具体韬略，在实施过程中就会被对方识破，从而无法奏效。
 三国韬略家们为了打开智囊的宝藏，首先在掌握阴阳韬略上下苦功夫。他们大都博览群书，吸取精华；体察玄理，直契道要；深入社会，洞知细微；反复比较，权衡轻重。从而对事理、情理、物理、哲理获得超乎常人的独到认识。他们深知事物的矛盾、动力、变化、定势不在其外，而在其内；阴不在阳外，阳不在阴外；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于是注重从内部认识问题，为解决问题找到了捷径。
 三国时期阴阳韬略注重对社会问题的全面把握，对历史的深入了解，对宇宙的独到体察。所用的方法、除了理性的分析、综合、归纳、推理之外，还运用直觉体悟，整合事物本质所暴露的蛛丝马迹、碎片残块，以获得真知。并根据这一从事物对象所得出的准确认知，作出相应的对策。
 三国时代一流水平的韬略家及其韬略实践，均清楚地表明了阴阳韬略与其他韬略的关系和区别，阴阳韬略对于一个大韬略家的重要性。试想。一个能直楔韬略堂奥的哲人智士，与不知大道阴阳的江湖术士，他们所分别设计的具体韬略之间，该是具有何等不同的差异。
 阴阳韬略帮助了韬略家获得总体认识，荀彧、贾诩、诸葛亮、鲁肃等人的选择，正表明了他们精通时势的变化，表明了阴阳韬略在他们手中的成功运用。在这一前提下，他们发挥各自的才智，为所在的集团设计了霸业蓝图，或走出困境，或走向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