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说文解词（3）
作者：至真斋主
红迷们几乎都知道“红学”分成两大派：索隐派和考证派。但是，因何分成这两大派？很多人以为只是研究方法的不同，考证派以考证的方法研究，索隐派以索隐的方法研究。其实，红学分成这两大派是源自甲戌本凡例的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研究者对这句话中“将真事隐去”的理解产生了歧义。红学考证派创始人胡适把“将真事隐去”理解为：把真事去掉了。也就是说作者没在他写的《红楼梦》中隐藏什么“真事”，从书中是找不到“真事”的，要找“真事”就要研究作者的生平家事。他还把那些用索隐的方法在书中找“真事”的研究者嘲笑为“猜笨谜”。
（胡适《红楼梦考证》）
胡适在1921年出版的《红楼梦考证》一书中说：“因为《红楼梦》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叙，故他不怕琐碎，再三再四的描写他家由富贵变成贫穷的情形。......《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那班猜谜的红学大家不晓得《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所以他们偏要绞尽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谜，所以他们偏要用尽心思去替《红楼梦》加上一层极不自然的解释。”胡适在转年发表的《跋<红楼梦考证>》一文中说：“向来《红楼梦》一书所以容易被人穿凿附会，正因为向来的人都忽略了‘作者之生平’一个大问题。因为不知道曹家有那样富贵繁华的环境，故人都疑心贾家是指帝室的家庭，至少也是指明珠一类的宰相之家。因为不深信曹家是八旗的世家，故有人疑心此书是指斥满洲人的。因为不知道曹家盛衰的历史，故人都不信此书为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的自叙传。”如果说看了上述言论依然不知道胡适是怎么理解“将真事隐去”这句话的，那么他在《治学方法》一文中就说的比较明确了：“书中说到，‘皇帝南巡的时候，我们家里接驾四次。’如果在普通人家，招待皇帝四次是可能倾家荡产的；这些事在当时是值得一吹的。所以，曹雪芹虽然将真事隐去，仍然舍不得要吹一吹。”由于胡适的表述问题，在经过三番五次之后才将他理解的“将真事隐去”表达清楚，原来作者说的“真事”在书外，不在书内，在书内的“真事”只有“接驾四次”，还是因为作者实在忍不住要吹一吹才放在书里的。《红楼梦》这部书的全部“真事”需要考证出作者和他的生平经历来，才能知道该书的时代背景和主旨思想，如果不知道作者是谁，他的生平经历如何，也就不知道这部书写的是什么。所以，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一书中这样说：“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其实做《红楼梦》的考证，尽可以不用那种附会的法子。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此后，俞平伯、顾颉刚、周汝昌，乃至当今的主流红学家们都赞成胡适的观点。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
索隐派红学产生得很早，应该说在程高本尚未公开刊刻之前就产生了。有一种观点认为
的周春是索隐派的开山鼻祖。蔡元培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兴趣，受到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中所述其师徐时栋的“康熙朝政治状态说”红学观点的启发。1916年1月至6月，他撰写的《石头记索隐》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单行本于1917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印行。自1917年至1930年，《石头记索隐》再版十次，影响很大。在同一时期，王梦阮和沈瓶庵合著的《红楼梦索隐》一书出版。因为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一书影响太大，由此蔡元培被认为是旧红学索隐派的代表人物。蔡元培认为《红楼梦》作者自云“将真事隐去”是把“真事”隐在了书中，只有采用索隐的方法才能把隐藏的“真事”找出来。他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最表面一层，谈家政而斥风怀，尊妇德而薄文艺。......进一层，则纯乎言情之作，为文士所喜，故普通评本，多着眼于此点。再进一层，则言情之中，善用曲笔。......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又曰《情僧录》及《风月宝鉴》者，或就表面命名，或以‘情’字影‘清’字，又以古人有‘清风明月’语，以‘风月’影‘明清’亦未可知也。......《石头记》叙事，自明亡始。......士隐注解《好了歌》，备述沧海桑田之变态，亡国之痛，昭然若揭。......甄士隐即‘真事隐’，贾雨村即‘假语存’，尽人皆知。然作者深信正统之说，而斥清室为伪统，所谓贾府，即伪朝也。......宝玉者，传国玺之义也。”
因胡适对蔡元培的红学观点进行了批评，由此拉开了红学史上著名的“蔡胡之争”的帷幕。胡适将《红楼梦考证》一书送给蔡元培，尽管胡适百般讥讽索隐派，然而大家风范的蔡元培却很支持胡适的考证工作，还给胡适找到一本敦诚的《四松堂集》。1922年1月30日，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他从几个方面与胡适展开商榷。他说：“惟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内容，即胡先生所谓‘情节’者，绝非无考证之价值。”对于蔡元培的反驳，胡适颇不以为然，他于1922年5月撰写了《跋<红楼梦考证>》，其中的第二部分便是“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他就蔡元培提出的索隐原则“性情相近，轶事相征，姓名相关”进行批评，认为这种方法不适用于《红楼梦》研究，只适用于《孽海花》等对时事有影射的小说。1926年，蔡元培为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作序特别强调：“此类考据，本不易即有定论；各尊所闻以待读者之继续研求，方以多歧为贵，不取苟同也。”
（蔡元培）
作者：至真斋主
红迷们几乎都知道“红学”分成两大派：索隐派和考证派。但是，因何分成这两大派？很多人以为只是研究方法的不同，考证派以考证的方法研究，索隐派以索隐的方法研究。其实，红学分成这两大派是源自甲戌本凡例的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研究者对这句话中“将真事隐去”的理解产生了歧义。红学考证派创始人胡适把“将真事隐去”理解为：把真事去掉了。也就是说作者没在他写的《红楼梦》中隐藏什么“真事”，从书中是找不到“真事”的，要找“真事”就要研究作者的生平家事。他还把那些用索隐的方法在书中找“真事”的研究者嘲笑为“猜笨谜”。
（胡适《红楼梦考证》）
胡适在1921年出版的《红楼梦考证》一书中说：“因为《红楼梦》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叙，故他不怕琐碎，再三再四的描写他家由富贵变成贫穷的情形。......《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那班猜谜的红学大家不晓得《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所以他们偏要绞尽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谜，所以他们偏要用尽心思去替《红楼梦》加上一层极不自然的解释。”胡适在转年发表的《跋<红楼梦考证>》一文中说：“向来《红楼梦》一书所以容易被人穿凿附会，正因为向来的人都忽略了‘作者之生平’一个大问题。因为不知道曹家有那样富贵繁华的环境，故人都疑心贾家是指帝室的家庭，至少也是指明珠一类的宰相之家。因为不深信曹家是八旗的世家，故有人疑心此书是指斥满洲人的。因为不知道曹家盛衰的历史，故人都不信此书为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的自叙传。”如果说看了上述言论依然不知道胡适是怎么理解“将真事隐去”这句话的，那么他在《治学方法》一文中就说的比较明确了：“书中说到，‘皇帝南巡的时候，我们家里接驾四次。’如果在普通人家，招待皇帝四次是可能倾家荡产的；这些事在当时是值得一吹的。所以，曹雪芹虽然将真事隐去，仍然舍不得要吹一吹。”由于胡适的表述问题，在经过三番五次之后才将他理解的“将真事隐去”表达清楚，原来作者说的“真事”在书外，不在书内，在书内的“真事”只有“接驾四次”，还是因为作者实在忍不住要吹一吹才放在书里的。《红楼梦》这部书的全部“真事”需要考证出作者和他的生平经历来，才能知道该书的时代背景和主旨思想，如果不知道作者是谁，他的生平经历如何，也就不知道这部书写的是什么。所以，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一书中这样说：“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其实做《红楼梦》的考证，尽可以不用那种附会的法子。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此后，俞平伯、顾颉刚、周汝昌，乃至当今的主流红学家们都赞成胡适的观点。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
索隐派红学产生得很早，应该说在程高本尚未公开刊刻之前就产生了。有一种观点认为
的周春是索隐派的开山鼻祖。蔡元培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兴趣，受到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中所述其师徐时栋的“康熙朝政治状态说”红学观点的启发。1916年1月至6月，他撰写的《石头记索隐》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单行本于1917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印行。自1917年至1930年，《石头记索隐》再版十次，影响很大。在同一时期，王梦阮和沈瓶庵合著的《红楼梦索隐》一书出版。因为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一书影响太大，由此蔡元培被认为是旧红学索隐派的代表人物。蔡元培认为《红楼梦》作者自云“将真事隐去”是把“真事”隐在了书中，只有采用索隐的方法才能把隐藏的“真事”找出来。他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最表面一层，谈家政而斥风怀，尊妇德而薄文艺。......进一层，则纯乎言情之作，为文士所喜，故普通评本，多着眼于此点。再进一层，则言情之中，善用曲笔。......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又曰《情僧录》及《风月宝鉴》者，或就表面命名，或以‘情’字影‘清’字，又以古人有‘清风明月’语，以‘风月’影‘明清’亦未可知也。......《石头记》叙事，自明亡始。......士隐注解《好了歌》，备述沧海桑田之变态，亡国之痛，昭然若揭。......甄士隐即‘真事隐’，贾雨村即‘假语存’，尽人皆知。然作者深信正统之说，而斥清室为伪统，所谓贾府，即伪朝也。......宝玉者，传国玺之义也。”
因胡适对蔡元培的红学观点进行了批评，由此拉开了红学史上著名的“蔡胡之争”的帷幕。胡适将《红楼梦考证》一书送给蔡元培，尽管胡适百般讥讽索隐派，然而大家风范的蔡元培却很支持胡适的考证工作，还给胡适找到一本敦诚的《四松堂集》。1922年1月30日，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他从几个方面与胡适展开商榷。他说：“惟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内容，即胡先生所谓‘情节’者，绝非无考证之价值。”对于蔡元培的反驳，胡适颇不以为然，他于1922年5月撰写了《跋<红楼梦考证>》，其中的第二部分便是“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他就蔡元培提出的索隐原则“性情相近，轶事相征，姓名相关”进行批评，认为这种方法不适用于《红楼梦》研究，只适用于《孽海花》等对时事有影射的小说。1926年，蔡元培为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作序特别强调：“此类考据，本不易即有定论；各尊所闻以待读者之继续研求，方以多歧为贵，不取苟同也。”
（蔡元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