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期，铁浮屠 / 猛安谋克重骑兵

铁浮屠（铁浮图）可以说是金朝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兵种，当代学者对其究竟为何物争议纷纷，主要有重步兵说和重骑兵说两种，本系列作品采纳的既是重甲具装骑兵的说法。
《三朝北盟会编》对金朝重甲部队的描述是“所将攻城士卒号铁浮屠，又曰铁塔兵，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三朝北盟会编》卷202），而当头盔周围长檐的甲帘被放下来后，便是“兜鍪极坚，止露两目，所以枪箭不能入”（ 《三朝北盟会编》卷30）。古人绘画作品中反映铁浮屠形象与文献记载最契合的是宋人《中兴瑞应图》：

画中左侧众人将甲帘放下来遮住脸部，而右侧单骑者则为拉起甲帘绑在盔檐边缘的样子。这两种形象在系列作品中都有体现。
事实上金军也有铁面具，但与中原喜欢用的恶鬼面具不同，是这样的：

（《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女真文物集粹》宋玉彬、Н.Г.阿尔杰米耶娃主编、解峰副主编，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页）
形象太呆萌不够威风，所以本系列没有采用。
铁浮屠的肩甲形状在画中看不清楚，于是参考了明代佛教绘画中的元代甲胄形象，如宝宁寺水陆画中的《大将军黄幡豹尾白虎金神青羊乌鸡众》《地府五道将军等众》《善恶二部牛头阿傍诸官众》，在肩甲主体部分边缘多出一到两列甲片（或者说在肩甲角部缺了一块），使肩甲的形状成为“凸”字形。

（《中国古代军戎服饰》刘永华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6页）

（《中国古代军戎服饰》刘永华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8页）
另外，金代绘画和雕刻作品中，披甲者往往在腰上绑有抱肚，也就是宋明时代常见的布或皮质围腰，用于将挂在腰带上的刀剑、弓箭等与铠甲隔开以免磨损。但由于骑兵横臂曲腿的姿势，1/72这个比例又比较小，要做抱肚比较麻烦，这里就犯懒给省了。包涵包涵。

关于盔缨：
网上有观点说金人没有盔缨，论据依然是前面《中兴瑞应图》上的铁浮屠。事实上虽然金代确有不带盔缨的秃顶头盔，比如：

山西襄汾上庄金墓出土陶武士俑（《金代民族服饰的区域性研究》李艳红著，中国纺织出版社2017年版，第209页）
但是另一方面，在头盔上佩戴缨饰的情况在当时也很常见，比如下图：

山西侯马金代董玘坚墓格子门障水板上的骑马交战图浮雕（《金代民族服饰的区域性研究》李艳红著，中国纺织出版社2017年版，第131页）

山西长治石哲金墓壁画、山西襄汾金墓砖雕（《中国古代军戎服饰》刘永华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页）

山西新绛南范庄金墓浮雕（《金代民族服饰的区域性研究》李艳红著，中国纺织出版社2017年版，第209页）
所以刘永华先生在新旧两版《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以及《中国历代服饰集萃》书中参照绘画和雕塑实物绘制复原图时，都在金朝将领的头盔上加了帽缨。

《中国古代军戎服饰》旧版

《中国古代军戎服饰》新版

《中国历代服饰集萃》刘永华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页
另外，在18世纪之前，世界上任何大国的军队都鲜见有完全统一的甲胄、服饰（即便马略改革后一直到3世纪这期间的罗马，采用一致的职业兵制度，也并非所有军团的铠甲、头盔款式都完全一样）。即使去除了封建骑士和武士为了彰显个性而五花八门的装束，在采用统一农民兵或职业兵兵役制度的大型定居国家中，由于地域、民族身份、文化背景、当地冶炼技术、将领自身偏好以及军费多少的差异，其全国军队往往会在不同区域和不同的部队单位中呈现出甲胄、服装各式各样的面貌。每一个军区的东罗帝国军、每一个军镇的大明王朝军，装扮都各有差异，甚至可能每个副将、参将手下的兵也都不同，这极为正常。而在王朝的早中晚不同时期，甲胄、军服发生变化也是常有之事。尤其是在战事频繁的边关地区，衣甲武器损耗严重，替换装备和资金又时常不能及时到位，军士们往往是捡到什么穿什么，上面配发的、当地工匠打造的、自己修补改造的、缴获敌人的……一个辽东明军士兵身上披挂着朝廷配发但自己打了好几个补丁的罩甲、在辽阳城铁匠铺买的护心镜、驻扎广宁时请铁匠修过但缺了一半的左臂铁臂手、在内喀尔喀俘虏身上扒下来的皮革右护肩、从察哈尔将领尸体上缴获的头盔和皮靴、自建州女真某部落抢的腰带、父亲祖传的腰刀和盾牌、离家时穿来的上衣、从老百姓手里强买来的棉裤，等等不一而足，此类事情再常见不过了。
哪怕是到了近代以后，在军装要求整齐划一的拿破仑时代，同一个国家的各个兵种也是色彩纷呈。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国民政府辖下不同军阀的部队、解放军四大野战军的部队，军装依然多少有所差别（拿朝鲜战争为例，首批入朝的部队中，四野的冬装是棉帽或狗皮帽，夏装为解放帽，而同时穿着夏装入朝的三野部队中很多戴的却是大檐帽）。
所以根据某一幅或者某几幅绘画作品就认定一个古代大国、大王朝全国的军队都有整齐划一的衣服、甲胄、武器样式，且从建立到灭亡一成不变，实在是小孩子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