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经过了一下午慎重讨论,我们的共识是:暂时保持原状,先将福尔摩斯送回英国,根据情况再做决定。
就这样,我用厚厚的毯子将福尔摩斯包裹着,以运送意外瘫痪病人的名义,在玛斯卡教授的大力帮助下,终于回到了伦敦,将他暂时仍旧安置在贝克街公寓。玛斯卡教授和他同事则每天定时拜访我们,观察记录福尔摩斯的病情发展——为了维护福尔摩斯的名誉,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
福尔摩斯浑身的絮状物越来越厚,直至凝结成一个椭圆形的中空茧状物。唯一令我欣慰的是,当我将耳朵靠在他胸膛附近的茧壳上,凝神倾听,仍然能够隐隐感受到他心脏的律动,虽然很缓慢微弱。
一八九一年三月以后,我发觉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福尔摩斯心跳的律动一天天变强,从每分钟最低的十来次,逐渐向正常数值靠近。这是否是一种预兆?我和玛斯卡教授都感觉迷惑不解。
“教授,情况似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我试图征询玛斯卡教授的意见。
“或许吧。”玛斯卡教授习惯性摘下眼镜,用抹布仔细拭擦着:“上帝,这已经超过了我作为一个人类,所应有的认知范围。”
他又戴上了眼镜,望着我,目光中充满了忧虑与恐惧:“说实话,孩子,你认为在那玩意儿里面,还是福尔摩斯先生吗?”
我只觉得喉咙一阵阵发干。
沉默了一会儿,我坚定的说道:“我相信我的好朋友,福尔摩斯先生仍然在那里面,他正与莫里亚蒂教授强行施加给他的痛苦作着不懈努力。”
“愿上帝保佑你们。”玛斯卡教授最后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