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军队北上收复三京，遭到失败。关于这一事件，由于记载的各不相同，遂致学术界颇有相异的感观。本文通过对前、后发生诸时事的重新考述，指出：
一、当蒙古与南宋连兵灭金之际，双方将士曾有很好的合作；蔡州破后，南宋方面卤获不少。
除外，蒙古也确曾将蔡州未破前尚在金朝控制的河南土地，涵唐、邓、蔡、颍、宿、泗、徐、邳等州，交与南宋。正因为此，当以上所在故女真皇帝的兵民转而归投南宋时，蒙古方面没有如当年对待国用安那样予以追究。
二、灭金后不久，南宋君臣即着手遣使朝谒祖陵；而由“降人”谷用安所建言“收复三京”之议论，尽管反对者众多，仍被立即付诸施行。
三、整个战役过程，宋军分兵二路：其西路军先行，自庐州至寿州渡淮，沿涡水北上；其东路军，由泗州溯濉水北上；会师后，又分兵西向，经郑州往洛京亦西京。北上的军队，旋由军虚不济，狼狈退回。
四、南宋军队败还后，蒙古当局立即开始了沿边区域的进攻。徐、邳州之役，谷用安遭到擒杀，不久，兵锋所至，至于沿江。
五、当灭金以后，蒙古曾将河南北部已在掌握下的遗民大规模徙往河北；这种政策的执行，表明其当时无意经营河南，当然也无意与南宋发生战争。

一
当金灭亡前夕，蒙古与南宋，曾经连兵进攻完颜氏皇帝最后的“驻跸”处蔡州。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二六《义宗纪》：“天兴二年十一月，宋遣襄阳太尉江海、枣阳帅孟珙以兵万人助｛大｝〔蒙古〕军，耀于南城，且以箭射书入城中，招谕军民”。“宋帅臣史嵩之｛军｝〔运〕粮十万石给南北军，且置榷场于城南，更相贸易。蒙古頼之，益修攻具”。“三年正月初十日，摘三面精锐军备西城。天尚未明，｛大｝〔蒙古〕军果复来，方大战，而南面宋兵万余已薄城矣。国主知城必破，乃诏大臣逊位于东面总帅｛丞｝〔承〕麟”[1]。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二《夹攻辽、金》：“癸巳一月，遣襄阳太尉江海、枣阳帅孟珙以兵至蔡州，兵驻城南。帅臣史嵩之运粮十万，给南、北军。端平甲午（元年）正月，北兵至蔡州。宋孟珙兵先薄蔡城下，金主知城必破，乃传位后主，闭阁自缢”[2]。王盘《汝南遗事》卷三：“乙巳，宋人遣襄阳太尉江海、枣阳太尉孟珙以兵万人助敌，耀于城南，且以箭射书入城中，招谕军民。右丞〔完颜〕仲德得之，投诸水中。忽敌兵数十卒至城下，几及门，我军逆战，敌人甚勇，俄两翼伏发，矢下如雨，敌惧，突围夺桥道以出，唯二人不及，为我军所得”。“丁丑，敌人决练江、宋人决柴潭以入汝，西、南二面，不复固矣”[3]。
对金作战期间，双方将士曾有很好的合作。元好问《遗山集》卷二六《张柔勋德第二碑》：“汝南之役，宋人听节制。我欲决柴潭，城中兵阵于南门外，决死战。宋兵瞻望不进，公（张柔）率歩卒二十余，渉水入阵，左右荡决，莫有当其锋者，诸军壮之”[4]。刘克庄《后村集》卷一四三《孟珙神道碑铭》：“命公（孟珙）尽护诸将，以米千石饷鞑军，倴盏使人来迓，公与射猎割鲜而饮，遣先归轻骑，直造其帐，倴盏喜，取马乳酹之，且频酌以饮公”。“公曰：虏已窘矣，当画地而守，以防突围。我得东南，鞑得西北”。“倴盏诺，令其万户张柔领八都鲁五十人逾濠突城，城中钩二人以往，柔亦罣钩，公麾兵捄之。池深，飞剑斫钩，挟柔以出。遂逼柴潭立栅”。“公召麾下饮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设，楼上伏弩，能及远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决而注之，涸可立待。皆曰：堤坚，未易凿。公曰：所谓坚者，止筑两堤首耳，凿其两翼可也。潭果决，实以薪苇过师。端平甲午正月，围蔡逾两月矣，御札勉谕，将士众感激思奋。公之先锋向南门，至金字楼，列云梯，令诸军闻鼓则进。马义先登，赵荣继之，公麾万众毕登，杀伪元帅髙家奴。使人视西北，则金、鞑尚相持于土门水上，乃开西门下吊桥，邀倴盏入”[5]。

蔡州破后，蒙、宋於军中瓜分战利品。南宋方面，卤获亦不算少。《后村集》卷一四三《孟珙神道碑铭》：“江海执伪参政张天纲以归，公（孟珙）问〔完颜〕守绪所在，天纲曰：先覩西北城危，即舆金壁，置小竹屋，环以薪草，又往观兵退，而号泣自经，曰：死便火我。连日兵交，未克歛城破。始火之时，竹屋烟熖犹未绝。公与倴盏拾其骨，中分之，得伪武元皇帝諡寳一、玉带一、金银铜印金银牌各有差”[6]。姚燧《牧庵集》卷一八《赵祥神道碑》：“天兴癸巳（二年）之弃汳播蔡也，公（赵祥）以善射足力材兼众难，倡义兵数千为帅。闻天兵围蔡急，城中粮绝，乃率部曲发平舆富室藏粟，负担疾战，百死夺围上馈，召见行阙，嘉其忠劳，敕银符、提控。复溃围，还保平舆。明年甲午，金亡，将戏下步骑数千下宋”[7]。《元文类》卷二○郭松年《侯府君夫人李氏祠堂碑》：“金亡，宿〔州〕境大饥，人相食”。“适嵗饥乏食，宋人船米数万石济宿民且诱之，完颜公（某）以国破君亡，外无蚍蜉螘子之援，遂欵附，人赖以生”[8]。除物货、人口外，土地也有所得。乃贤《河朔访古记》卷上《常山郡部》：“大抵真定极为繁丽者，盖国朝与宋约同灭金。蔡城既破，遂以土地归宋，人民则国朝尽迁于北。故汴梁、郑州之人多居真定”[9]。
得到金哀宗遗骸，令南宋朝廷喜悦不已。周密《齐东野语》卷五《端平入洛》：“端平元年甲午，史嵩之子申开荆湖阃，遂与孟珙合鞑兵夹攻蔡城，获亡金完颜守绪残骸以归，乃作露布，以夸耀一时，且绘八陵图以献朝廷，遂议遣使修奉八陵”[10]。而在反对大肆渲染战果的时人奏章中，也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真德秀《西山集》卷一三《甲午二月，应诏上封事》：“中原之失，则取之於本朝，前代之憾可捐，而祖宗之耻不可以不雪，惟其名义之不同，故或以规恢为当举”，“臣观荆襄露布之上，具述得蔡之由，若尽出於我者。然以微卢、燕貉等语观之，是又不能不藉於我，何邪？自有载籍以来，与夷狄国共事者，未尝无祸”[11]。《永乐大典》卷九七六二录洪咨夔《论完颜守绪骨函状》：“京湖制臣史嵩之，遣官奉虏酋完颜守绪骨函，及获伪参政张天纲、夹谷奴婢等，缚致阙下。容台订礼，棘廷识法，将用鬼章青宜结故事，丕举献俘受馘之典，震扬宗庙社稷之灵，甚盛举也。而臣窃考春秋之义，疑以传疑，故郭公之亡阙其事。今守绪遗骨得于蔡，破城自焚。数日之后，兵烬所过，骸髅纷委，何以识其果为守绪？独夫之首，垂以大白；月氏之头，漆为饮器；莫不有面目可怜。拨寒灰而认残骼，虽离娄无所用其明，况边谍又不能有异同耶”[12]？

二
几乎在灭金后不久，南宋君臣即著手遣使朝谒盖在西京附近的祖陵；而“收复三京”之议论也跟著而起。《西山集》卷一三《甲午二月，应诏上封事》：“迩者窃闻京湖帅臣以八陵之圗来上，陛下恭览再三，悲喜交集，命卿监郎官以上诣省恭眂，集议以闻。盖将稽按旧章，遣使朝谒，以慰一祖六宗之灵，而远方传闻，未知其的。或谓人以河南归我，而朝廷因有经略中原之谋，审如所传，是将复蹈宣和之辙也，日夕恐惧，不知所云”[13]。主张者为分别任淮东、淮西之帅的赵范、赵葵兄弟和“当国者”，而幕官全子才、刘子澄促成之。《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卷一《诳言恢复》：“赵范字文仲，帅淮东；赵葵字南仲，帅淮西。当残金将衰之国，中原有间，当国者谋动干戈，却未言之人。二赵亦私有意谋，全子才、刘子澄为幕官，与闻之。一日，淮西阃遣全诣庙堂禀事，全因曰：赵阃以中原有隙可投，欲议恢复，事大体重，必须公朝出命，彼兄弟当悉力。赵实未尝使之言也，庙堂颔之而已。及归，又谓二赵曰：庙堂似有恢复之意，然难遽然出命，欲从二阃建议，然后见之施行。二赵不知其诈，曰：上雅意，何敢不从？遂再令入国门，计禀用兵之事，而回答大概皆全、刘自涅合为之”[14]。
“收复三京”之议论，实即“守河据关”之建策。其始作俑者，也非刘子澄、全子才，而是“降人”谷用安。《齐东野语》卷五《端平入洛》：“时郑忠定丞相（清之）当国，於是，有乘时抚定中原之意。会赵葵南仲、范武仲、全子才三数公惑於降人谷用安之说，谓非扼险，无以为国，於是，守河据关之议起矣。乃命武仲开阃於光、黄之间，以张声势，而子才合淮西之兵万余人赴汴”[15]。行动伊始，就有人反对。《宋季三朝政要》卷一：“端平元年五月，赵范、赵葵、全子才用降人谷用安之言，欲乘时抚定中原，建守河据关之议，以闻于朝。乃命赵范开阃於光、黄之间。杜杲力陈出师之害，大略曰：权衡於和、战之间，无已则及守之一策，盖明深沟高垒之谓守，非清野闭关，谓之守也，又策自治，有备无患，俟时而动之谓守也。选择将材，拣练军实，积蓄粮食，广备舟车，修全器械，爱养民力，懐来北人，示以恩信。顾吾之力已全，吾之气已盛，以之而战，长驱万里，兵不留行，以之而和，行李一通，请盟不暇。臣备貟边臣，切见沿淮旱蝗连嵗薄收，加以调遣无度，辇运不时，生聚萧条，难任征役。中原版荡，多年不耕，无粮可因，千里馈餫，师不宿饱。若虚内以事外，移南以实北，腹心之地，岂不可虑？时在外谏北伐者，惟公一人”[16]。

其实，予以抨击者，何尝只有一人！《后村集》卷一六八《真德秀行状》：“端平元年九月己酉，入对，上曰：卿（真德秀）去国十年，每切思贤。时襄阃代去，江淮出师，取三京，王师果溃於洛阳，退守泗州”[17]。《西山集》卷一三《甲午二月应诏上封事》：“然圗恢复之功，必有恢复之人，有恢复之人，必有恢复之具。谋臣勇将者，恢复之人也，聚财积粟者，恢复之具也。宣和之时，群邪用事，寕有远谋？然西兵宿将，尽萃阙下，老成持重，有如种师道，骁悍敢战，有如杨可世，而驱之即敌，每向辄北。今群贤在列，岂曰乏才？大抵文致虽优，往往弗娴武略，宣威制阃，实难其人，翰取翰守，孰可以继？储材待事，所宜蚤圗，而环视诸将，亦未见有种、杨比者。以种与杨尚不克济，而况弗若者乎！此臣之所甚忧者一也”。“权门有丘山之积，公家无旬月之储，在在枵虚，人人愁叹，江、湖、闽、浙，冦警甫平，民未怀生，幸祸者众，抚之以循，吏恤之以寛条，疾痛呻吟，庶几少息。而师期一起，科敛必繁，官吏縁此以诛求，奸雄因之而煽动，岂细故哉？此臣之所甚忧者二也”。“况於移江淮之甲兵，以守无用之空城，运江淮之金榖，以治不耕之废壤，其费甚钜，其力甚难，富庶之效，茫未可期，根本之虚，其弊立见”[18]。
除杜杲论“沿淮旱蝗连嵗薄收，加以调遣无度，辇运不时，生聚萧条，难任征役。中原版荡，多年不耕，无粮可因，千里馈餫，师不宿饱”，真德秀将“收复三京”归之於“移江淮之甲兵，以守无用之空城，运江淮之金榖，以治不耕之废壤”外，王迈以“今日事体”适与西晋末和十六国魏的北方形势相似，乔行简以“请力固於吾圉”，反对轻易出兵。王迈《臞轩集》卷一《乙未馆职策》：“议者类曰：或金已亡，版图当复，天与机会，其可不乗此，独何时而讳兵乎？愚曰不然。昔刘〔渊〕、石〔勒〕倡乱，晋人未始置中原於度外，而诸国亦不敢以中原为已有。迨夫虎狼并吞，兵戈云扰，民心思旧，日远而忘，而江东名义，始失据矣。始也三辅遗民以见晋官军为喜，其后全燕父老反以复见太原王为幸。始也冉闵临江愿以中原归晋为请，其后魏人寻衅反以河南是我地为辞。今日事体，适与此类”[19]。程公许《沧洲尘缶编》卷一《孔山赋，并序》：“少傅、平章、益国公乔先生（行简），应运挺生，以宿学夀隽，为国蓍蔡，为善类司命”。“念昔金困於鞑蒙，廷议颇惑於进取。公独轸忧於未然，请力固於吾圉。逮蔡、息夹攻之师未旋，而三京即谋於大举。搢绅蓄缩而拱眎，公复慨然密陈於諌疏。使忠谋获伸於当时，何遽甞试於一掷之误”[20]？

三
战役展开的最初部署，乃是宋军分兵二路，直向汴京亦东京。其西路军先行，自庐州至寿州渡淮，沿涡水北上。《钱塘遗事》卷二《三京之役》：“〔端平元年〕六月，全子才合淮南兵万余人赴汴，以十二日离合肥。七月二日，抵东京，距城二十里驻兵。五日，整兵入城”[21]。《齐东野语》卷五《端平入洛》：“〔端平元年〕六月十二日，离合肥。十八日，渡夀州。二十一日，抵蒙城县。县有二城相连，背涡为固，城中空无所有，仅存伤残之民数十而已。沿途茂草长林，白骨相望，蝱蝇扑面，杳无人踪。二十二日，至城父县，县中有未烧者十余家，官舎两三处，城池颇髙深，旧号小东京云。二十四日，入亳州，总领七人出降，城虽土筑，尚坚，单州出戍军六百余人在内，皆出降。市井残毁，有卖饼者云：戌兵暴横，亳人怨之。前日降鞑，今日降宋，皆此军也。遂以为导，过｛魏｝〔卫〕真县、｛城｝〔鹿〕邑县、太康县，皆残毁无居人。七月二日，抵东京二十里札寨，犹有居人遗迹及桑枣园。初五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渊先期以文书来降，愿与谷用安、范用吉等结约；至是，乃杀所立大王崔立，率父老出迎，见兵六七百人，荆棘遗骸，交午道路，止存民居千余家，故宫及相国寺佛阁不动而已”[22]。
李伯渊之杀崔立事，《元文类》卷六九曹居一《李伯渊奇节传》：“适驿使有相困者，伯渊因之入见崔立，绐曰：丞相避扰不出，则今日之事，有大不安者。立欲出，心动，乘堕，辄欲回，伯渊厉声曰：我軰兵家子，偶堕马，又何怪焉？因强其行，至故英邸之西，通衢中，忽有人突出抗言曰：屈事，愿丞相与我作主。且呼且前，伍伯诃不止，直诣立马首，挽其鞚。时伯渊骖右，即拔刃，抱而刺之，洞贯至自中其左掌，与之俱坠马。崔尚能语曰：反为贼奴所先。随毙。伯渊暨黄慖等五人，实共其事，乃大呼曰：所诛者，此逆贼耳他，人无与焉。稍稍鼠窜蜂逝，帖如也。遂磔崔立之尸，祭於承天门下，一军哀号声动天地。翌日，奔宋。其行时，甲午秋七月也”[23]。郝经《陵川集》卷一一《金源十节士歌，李伯渊》：“天王出居委社稷，城门不开人相食。内外音尘俱断绝，匝合长围事尤急。贼臣一夜忽为变，举城应敌遽传箭。政事堂中诛二相，部曲讙呼上前殿。京城提控便称王，卤莽欲学张邦昌。公然入宫辱妃嫔，辄据御座著柘黄。伯渊忠壮贼党畏，饮泣无言重歔欷。乌合不久相屠并，讨贼诛讐在此际。宫前古槐是独柳，马上便枭崔立首。剖心洒血哭向天，义气凛凛古未有。主人已亡国难兴，讐耻既雪归同盟”[24]。
其东路军，由泗州溯濉水北上。会师后，又分兵西向，经郑州往洛京亦西京。《钱塘遗事》卷二《三京之役》：“赵葵以淮西兵五万取泗州，由泗至汴，与〔全〕子才军会”。“〔徐〕敏子以二十一日启行，二十六日，遣和州宁淮军正将张迪以二百人趣洛阳，至夜，逾城大噪，而入城中”[25]。《齐东野语》卷五《端平入洛》：“子才遂驻汴，以俟粮夫之集，而颍川路钤樊辛、路分王安，亦以偏帅下郑州。二十日，赵文仲（葵）以淮东之师五万由泗、宿至汴，与子才之军会焉。因谓子才曰：我辈始谋据关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趣洛阳、潼关，何待邪？子才以粮饷未集对。文仲益督趣之，遂檄范用吉提新招议士三千，樊辛提武安军四千，李先提雄关军二千，文仲亦以胡显提雄关军四千，共一万三千人，命淮西帅机徐敏子为监军，先令西上，且命杨义以庐州强勇等军一万五千人继之，各给五日粮，诸军以粮少为辞，则谕之以陆续起发”。“至中牟县，遂遣其客戴应龙回汴趣粮，且如诸将议，遣勇士谕洛，独胡显议为不合，敏子因命显以其所部之半以扼河阴。二十六日，遣和州宁淮军正将张迪以二百人潜赴洛阳，至夜，逾城大噪而入，城中寂然无应者，盖北军之戌洛阳者，皆空其城诱我矣。逮晚，始有民庶三百余家登城投降。二十八日，遂入洛城”[26]。

淮东赵葵所率之部，开拔稍晚，军中有专职的粮草运送人员。方岳《秋崖小稿》卷四五《吴天球墓志铭》：“国家失汴，至是百有余年，未有窥左足向夷门一歩者。朝议以三捆兵复三京，凡淮东泗、宿、宋、永，南北军之在行者，赵公葵实将之，遂以公（吴天球）为随军钱粮受给。中原沦胥久，河失故道，｛军｝〔运〕漕绝。五河口遡大、小清河，略葛驿，以达于京师，绵千数百里，无人烟，率虎豹所嘷，鱼龙所家也。军无乏兴，遂入汴。赵公于是盛服行宫阙、省宗庙、吊遗黎故老，以布宣明天子威徳，亦一时之盛已”[27]。淮西全子才所率之部，开拔较早，军中也有专职的运送人员；然而，由於行色悤悤，而粮草之输，没有便捷的水路。令人非夷所思，装载的船只竟由庐州经巢湖入江，再由江入淮、入河。陈栎《定宇集》卷九《陈庆勉传》：“绍定五年壬辰，徐公元辰榜擢丙科，年已五十矣，授庐州舒城尉。六年癸巳四月，之任。端平元年甲午，全子才、孟珙等师入河南，谓中原可指日复。制府诿公（陈庆勉）董饷汴京米，以石计者万有五千载，以舟百自合淝部舟至京口，支装渉湖而江，又溯河而淮，北过徐、泗，南过盱眙，歴濠梁、抵寿春。交卸之日，斗升无亏，骇风涛、危哨骑、脱万死，而得一生”[28]。

四
收复三京的行动，成也快，败也快。当成未败之际，南宋君臣志傲意得。《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卷一《诳言恢复》：“上乃下诏，决日进师，数十年军装、粮食、舟师、士马席卷以北，涉无人之境，某日复东京，某日复南京，某日复西京，皆空城也。红旗露布日夜至，告太庙、告社稷，宰相率百官贺表，降赦三京，喜事猎猎，何尝一战哉”[29]！《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三二《理宗》：“端平元年七月，诏奖赵范、赵葵、全子才收复三京。寻以范为端明殿学士，京河关陕宣抚使、知开封府、东京留守、兼江淮制置大使，葵权刑部尚书、京河制置使，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兼淮东制置使，子才权兵部侍郎、关陕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兼京湖制置副使。诏奖谕收复东京、南京、河南州县等处一行将士”[30]。而在军将士，就是负责运送给养的官员，却是另一番心情和感受。袁甫《蒙斋集》卷一一《许主簿大梁集序》：“端平初，天台许君（某），以舒城簿领部兵粮，自淮达汴。凡经游之地，感宗周之旧事，睹黍离而兴嗟。作为诗章，以写其旁徨凄怆之意，题曰《大梁经歴集》。朝士遗之书曰：东西道进师，所向无前，天府已入版图，关洛在目，宜发为铙歌鼓吹之曲，以鸣太平之盛。噫！今阅斯集，所谓铙歌鼓吹者，乃一转而为是耶？但见周旋亳、汴之间，栗栗焉惧粮草愆期，辠在不测，何暇鸣太平之盛”[31]？
进入洛京的南宋军队，境况极其狼狈。在弹尽粮绝又遭敌军袭击的情况，损失过半。《齐东野语》卷五《端平入洛》：“七月二十九日，军食已尽，乃采蒿和面作饼而食之。是晚，有溃军失道，奔迸而至，云：杨义一军为北兵大阵冲散，今北军已据北牢矣。盖杨义至洛东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数百歩外，山椒有立黄红伞者，众方骇异，而伏兵突起深蒿中，义仓卒无备，遂致大溃，拥入洛水者甚众，义仅以身免。於是，在洛之师闻而夺气”。“八月一日，北军已有近城下寨者，且士卒饥甚，遂杀马而食。〔徐〕敏子与诸将议进止，久之，无他策，势须回师，遂遣步军两项往劫西寨，自提大军济洛水而阵，北军冲突，坚勿动。初二日黎明，北军以团牌拥进接战，我军分而为三，并杀四百余人，夺团牌三百余，至午不解，而军士至此四日不食矣。始议突围而东，会范用吉下归顺人楚（王并）者献策曰：若投东，则正值北军大队，无噍类矣；若转南登封山，由｛均｝〔钧〕、许走蔡、息，则或可脱虎口耳。事势既急，遂从之。北军既知我遁，纵兵尾击，死伤者十八九。敏子中流矢，伤右胯，几殆，所乘马死焉，徒歩间行，道收溃散，得三百余人，结阵而南，经生界团结砦栅，转鬬而前，凡食桑叶者两日，食梨、蕨者七日，乃抵浮光，樊显、张迪死焉”[32]。
驻在汴京的南宋军队，先行撤退。《定宇集》卷九《陈庆勉传》：“未几，敌决潼关水，踵三家灌智瑶军故智，事有大谬不然者矣。公（陈庆勉）亦匹马南还，与吏士皆饥疲，采野瓜、柿、梨、枣代食，幸而得还”[33]。《秋崖小稿》卷四五《吴天球墓志铭》：“方是时，将下制书，定功令而潼关以败闻。赵公（葵）遂班师”[34]。《齐东野语》卷五《端平入洛》： “〔徐〕敏子前所遣客戴应龙自汴趣粮赴洛，至半道，逢杨义军溃卒，知洛东丧衅之耗，遂驰而还汴，白南仲（赵葵）、〔全〕子才，二公相谓曰：事势如此，我辈自往可也。帅参刘子澄则以为无益，抵暮，下令促装。翌日昧爽，起发，众皆以为援洛，而前旌已出东门，始知为班师焉”。“黄河南旧有寸金堤，近为北兵所决，河水滛溢，自夀春至汴，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颈处”[35]。不过，其境地的尴尬，也是难以尽述。《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卷一《诳言恢复》：“军至真珠河，水流如线，二赵麾军步而涉。至半河，忽见山上二红旗出，顷之，河水暴至，北军数万，乘水鼓噪，诸军骇汗奔走，淹死、践死、走死、饥渴死者十之七八，军装器械，委弃如山。一日一夜驰数百里，至淮河，二赵仅仅得渡，范坠马，北兵长钩曳之，葵双刀跃马断其钩柄，乃免”[36]。

北上之师溃回后，南宋皇帝予以各不相同的惩处。不过，总得来说，过於轻微。吴泳《鹤林集》卷二一《缴全子才降一官录黄》：“臣窃见江淮制置大使赵范劾奏赵葵、全子才轻於调远，急於退师，乞赐禠削，以正其罪。圣断斯赫，朝纲大明，将葵、子才各降一官。葵依旧兵部侍郎、淮东制置使，子才依旧直秘阁、京西湖北制置副使，刘子澄等以次行罚有差，亦可谓训章明法，曲当其罪矣”[37]。刘宰《漫塘集》卷七《回李尚书悳书》：“前时三京之入，但乘其虚，颁赏之厚，震荡耳目。汝、蔡之败，丧失几何？而悉委不问”[38]。赵葵、全子才仅降一官，更不用说决策者史嵩之、郑清之了。魏了翁《鹤山集》卷二六《十一月二十八日三辞乞以从官参賛军事从丞相行奏札》：“而灭蔡之役，朝陵之使，三京之出师，王檝之入贡，议论错出，又皆二相实主其事。远方贱臣，不及与议，但见皇华采薇之遣，交驰於道路，范、葵之责任方重，嵩之之召命已颁，谓之和则有战矣，谓之战则有和矣”[39]。区仕衡《九峰集》卷一《论奸臣误国疏》：“臣昔见丞相郑清之倚藩邸之旧，邀边境之功，抗议用兵，损辱国体，河洛困匮，远近驿骚，猎夺相权，专持国柄，履亩害民。贪财纳贿，辇毂之下，实状可稽。合台上章，陛下曲念旧臣，谕留供职签书枢密院”[40]。

五
南宋军队败还后，蒙古当局立即开始了沿边区域的进攻。首先是徐、邳州。《遗山集》卷二六《张柔勋德第二碑》：“徐州之役，攻久不下，宋人出战，大帅大赤令曰：田四帅先入不能，则张（柔）公继之；又不能，则我当往。既而田不克入，公率死士五十人逆击之，战于分水楼下，敌退走，公追及｛子｝〔于〕门，俘获数人。明日，急攻西南隅，城既隳缺，敌以重扉覆之，攻者不能上，公募死士乘城，拥一卒起推置扉之上，城随陷，论功第一。邳州之役，诸军筑垒环其外，城中危迫，溃围而出，望见公旗帜，即犯别帅军，公率兵救之，敌不能出，又犯别一军，公复救之，敌竟败，而诸军亦頼之以全”[41]。程文海《雪楼集》卷五《匡氏褒德碑》：“甲午（元太宗六年），率所部归国，属大帅太赤麾下，令招收散亡，还守邳境。公（匡才）言：邳、徐逼宋北边，而铜郡、孟山、宿迁、桃源、睢口皆要地，今不早乘胜攻取，则邳、徐不可守矣。帅大然之，益兵俾与禆将百家奴进击，不旬月，五城皆破，获马都统、王都统以归”[42]。《鹤山集》卷一九《被召除授礼部尚书，内引奏事第四札》：“吾之士马才力，方耗于三京败衂之余，而北人之在吾地者，其势必起而应之。如近日邳、徐、宿、亳之陷，皆北人从中突起，倒戈献城，此事昭然可监”[43]。
　　“守河据关”的献计人谷用安亦国用安，也在徐州之役遭到蒙古的擒杀。《元文类》卷五○张起岩《张宏行状》：“〔张荣〕觐太宗皇帝，赐锦衣三袭，坐诸侯王上。从攻河南睢阳、沛、徐、邳，获其兖王国用安”[44]。《鹤山集》卷一九《被召除授礼部尚书，内引奏事第四札》：“又闻淮东招纳泛滥，只如夏全叛金归我，刘琸豢之，不啻骨肉。琸受命图逆杨，而全乃通杨叛琸，山阳之民，积骸如山，琸几不免。既而又归金，又归鞑，今为鞑批我彭城，环我朐山，凶焰方伸，忽以七百家投降，以反覆多诈之人，而寘之肘腋之间，此至险至危事也。国用安久为我用，一旦引我师以就死地者，不知其几，彭城之破，南军无一人得脱者。继又闻胡义挺身内附，幸而却之。夫兵威所加，凶丑讋服，则有之矣。今败于彭城而夏全降，败于朐山而胡义降，此岂人情也哉”[45]？而此人，先为宋北军将领，投蒙古，又与其主帅分歧，再投金，成为“兖王”完颜用安。王恽《玉堂嘉话》卷四：“赐国用安铁券文，皇帝若曰：咨尔内族，英烈戡难。保节忠臣、仪同三司、都元帅兼平章政事兖王完颜用安，大邦维屏”。“方将提挈义旅，勤劳王家。服金革以不辞，冒矢石而有勇。顷遭逢於多垒，偶陷没于他邦。而能临事见机，去伪从正”[46]。
蒙古的进攻异常淩厉，不久，兵锋所至，越过河南而至於沿江。《陵川集》卷三五《何伯祥神道碑铭》：“岁甲午，宋人畔盟，大举伐宋。从万戸张公〔柔〕破汉东诸城，屯曹武镇。侯（何伯祥）将一军於安陆、郢、复沿江上下，破三十余湖，得船数万艘，又破芭蕉、望乡、大洪诸寨，馘虏万计。宋人出荆、鄂，选兵二万救洪山，公逆战破之，获统制、路分等一十六人，军资器械不胜计。瞰临江口，有长驱之势，威震荆、楚”[47]。军事上的失利，使得原先投奔南宋的完颜氏部众纷纷离去。《遗山集》卷二八《张子良先德碑》：“公（张子良）在两淮，初非本策，重以地土卑薄，风俗不相一，感念先垄，遂有鸿鹄高翔之志；以戊戌冬，拥麾下数万众，自泗州北归。大帅以闻，随拜颛制方面之命”[48]。《陵川集》卷三五《赵舆述先碑铭》：“侯之兄（从时）谓侯（赵舆）曰：吾荷国厚恩，叨玷仕籍十余年矣，义不偷生”。“汝未服王命，有矻矻之勇，足以树立。国难不可不死，赵氏不可无后，吾死国，汝存赵氏后，九原无憾矣。言卒，而战以殁。侯号擗突围，遂适宋。宋人官之，非素志也，乃举族北归。而仕国朝，倅（许、郑）二州，将千兵，封植松楸，粪除墟墓，任恤宗族，生聚子孙，蔼然之誉，称於当世”[49]。

自端平入洛事件以后，南宋天灾人祸接连不断。徐鹿卿《清正存稿》卷一《四年丁酉六月轮对第一札》：“辛卯之灾，上及宗庙，人谓权臣专擅之应也，陛下方且念其羽翼之劳，潜晦委重，於是乎天怒未息，而警之以丧师失地之变焉。三京之败，流毒至今，人以为诸臣狂易之致也，顾乃委曲讳护，越三年而始下哀痛之诏。於是，天怒未息，而又警之以震雷之威焉”[50]。在军事上，兵力损耗，士气不振，将心不稳，成为赵氏沿边面临的严重问题。方大琮《铁庵集》卷二○《与曽太卿式中书》：“凡向所奖拔之偏裨，今有能为将者？向所拣练之行伍，其居者捍乡井，其出者非独有功于闽，而江、广实頼之。惜乎始折于三京，继损于邳、徐，近又殱于定城，而西兵之精锐畧尽矣，谁实使然？言之短气”[51]。《宋代蜀文辑存》卷八一李鸣复《又论天变可畏人事当修疏》：“自汴京退走，而我师之雄胆已丧，徐、邳再陷，而我师之畏心愈甚。御失其道，狙诈作敌，势实使之。郭贼以唐叛，出数郡之兵而不能克；王贼以宿叛，合一路之力而不能讨。大敌未动，先期已困。小寇弗戢，后效奚观？范方倚李伯渊为腹心，不思养虎以遗患；赵葵亦置夏全於肘腋，不虞饱鹰之颺去。邉尘未起而锐气已馁，兵刃未接而败证已具”[52]。

六
早在金大安、贞佑间，在新兴蒙古铁骑的接二连三的侵扰下，当年占据半壁江山，使赵氏蒙受耻辱的完颜氏政权迅速走向衰微。到了正大、天兴，灭亡的趋势已成定局。面对出现可能的覆雠机会，南宋君臣不思奋发图强，惟求侥幸建功。不过，从民族“义理”出发，与蒙古合军剿除女真残余，无可非议。罗公升《沧州集》卷二《蔡州》：“中国衣冠礼乐先，国亡那得更求全？凄凉青盖端诚殿，何似幽兰一炬烟。幽兰轩，乃守绪自焚地也”。“臣子应思累世仇，况凭朽壤捍狂流。今人不恨南兵弱，却恨南兵入蔡州。友人罗寿可尝赋诗云：追思往事真堪恨，误却南兵是蔡州。一时传诵。予更补其意云”[53]。王禕《王忠文集》卷一七《跋克金露布》：“呜呼，靖康之变，中国之祸极矣！宋、金之仇，所谓不共戴天者也。而南渡君臣乃至於忍耻以事仇，何哉？孽秦之罪，于上通於天。而当时仁人义士，所为扼脉切齿而深悲也。端平初元，上距靖康且百余年，开边之议，讫无所成。而金人至是亦再南迁，国已不能为，蔡城之灭，岂天实为之乎？然名则为复仇，故其露布之文理顺而辞烈，使昔时仁人义士及见之，庶是少纾其悲矣。抑亦孰知唇亡齿寒？古有明鉴，一金虽克而宋随之，为尤可悲也。露布为忠义校尉程君万所纂”[54]。
蔡州陷落以后，蒙古确曾将河南的土地交给南宋；这从端平复洛后蒙古展开进攻战役所在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出。唐、邓、蔡、颍、宿、泗、徐、邳等州，大概就是合罕的默许占有。正因为此，当这些所在故女真皇帝的兵民，转而归投南宋时，蒙古方面没有如当年对待国用安那样予以追究。不过，“归宋”者，只含合军时尚在女真皇帝控制下的州县。《臞轩集》卷一《乙未馆职策》：“我虽指三京为吾之故疆，彼乃指之以为亡金之故巢，如之何而以为版圗可复，机会可乗也！况夫进取之兵，与保守不同，兵之多寡，费之繁简，亦随以异。用兵於进取，则十倍之力，始可制其一；用兵於保守，则一倍之力，亦可敌其十。愚之所虑者，边臣以退守之兵为进取之举，逞於一快，以至再误耳”[55]。然而，使人谒陵寝，则是得到允许的。《后村集》卷一四三《孟珙神道碑，奉敕撰》：“阃檄护太常寺簿朱杨祖、合门看班祗候林拓朝入陵。谍云：虏中传南朝来争河南府，哨马已及孟津，陜府、潼关、河南皆增屯设伏。又闻淮阃刻日进师，众疑畏不前。公曰：淮东之师由淮、泗沂汴，非旬余不达，吾选?疾驰，不十日，可竣事。建师至东京，吾已归矣。於是，宵征至龙门斋宿，至于奉先县陵下，与二使奉宣御表。时久旱，望陵上云气五色，风雷大作，一雨沛然，数十里外，元无雨也。成礼而归”[56]。

纵观整个收复三京的过程，如同儿戏。戴复古《石屏集》卷五《所闻》：“金虏既亡后，中间消息稀。山河谁是主？豪杰故乗机。喜报三京复，旋闻二赵归。此行关大义，天意忍相违”[57]？《铁庵集》卷一《端平三年七月分第二札》：“然亳之复、汴之入，方以归疆为喜，襄之失、蜀之危，反以蹙国为忧”[58]。《陵川集》卷三九《上宋主陈请归国万言书》：“端平之间，再事夫收复矣，而徒弊师徒，漫为拾沈，遂失蜀汉”[59]。赵氏兄弟之勇於规划并付诸施行，在心理上，也有轻敌的成份。吕午《竹坡稿》卷一《送赵兵侍往维扬序》：“兵侍公前诛逆全，固有余地。尝闻维扬之对垒，山阳之追迳，鞑人皆在逆全军中，亦尝助〔李〕全而尝试於我矣。终一交锋，犇北不支，得非是时兵侍公之志气有同于周〔瑜〕、谢〔安〕、虞〔允文〕公”[60]？《臞轩集》卷二《丙申九月封事》：“有妄男子抵掌谈兵，深入三京，尅日恢复，轻於一掷，折翅遄归，弃甲曵兵，只轮不返，粮食积贮，颗粒不留”。“范、葵、子才之罪，於是乎通天矣。逆全送死，天实诛之，侥幸成功，执以要上”[61]。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藁续集》卷一九《信庵赵少保挽诗》：“扬子江头如虎卧，平山堂下似羓归。二难千载为时出，一战三京与愿违”[62]。
　　按照陈高华先生《早期宋蒙关系和端平入洛之役》一文的说法：“
从端平入洛之役而言，确是南宋方面发动，除了恢复云云，并没有其他理由。所谓蒙古许河南地面而又背盟之说，是不可信的”。“
金朝灭亡后，蒙古必然侵宋，这是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看得清楚的，或是投拜，或是战争，没有第三条道路”[63]。关於以上，笔者的看法稍有不同。《永乐大典》卷二七四四录吴澄《崔杰墓表》：“国朝既得河南地，徙遗民实北边。君（崔杰）奉父母自〔南京之〕柘城〔县〕徙真定之元氏〔县〕。仓卒就道，程期逼迫”[64]。陆文圭《墙东稿》卷一二《乌克逊泽墓志》：“其先，本女真人乌｛克逊｝〔古孙〕氏，居临潢府。曾祖或隐德不耀。祖璧仕于燕。贞佑初，从丰王南迁大梁。壬辰岁，天兵收河南。汴京既破，徙居大名。始从汉俗，以孙为氏”[65]。刘敏中《中庵集》卷一○《王氏新茔碣》：“王氏始居河南永州，为大姓。壬辰，天兵下河南，玮兄弟三人奉孟氏逾河而北，彷徉济、岱之间，因止东臯（邹平）而占籍焉”[66]。
实际上，类似“实北边”、“逾河而北”的移徙十分普遍；正是这样，才会造成南宋军队北上所见沿途荒无人烟的景象。
执行这种政策，表明蒙古初时无意经营河南，当然也无意与南宋发生战争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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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正德刊本，页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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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页1下、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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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8上、下。
[32]　页79、80。
[33]　页1下、2上。
[34]　页159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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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页52。
[37]　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乾隆钞本，页479下。
[38]　北京，线装书局《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正德、嘉靖刊本，页530上。
[39] 　《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宋刊本，页13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