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左传》，文史兼长。
古老的中文串起春殿酒暖与郊野兵寒，优美而凝炼。荡气回肠的诗句是它浪漫的注脚，贤者的三言两语是它精髓的绾结。无数次举谏，无数次谋略，无数次使臣持节来来往往，无数次宣战以及不宣而战，近三百年无数大人物小人物渲染勾描的画卷在左丘明的笔下被点燃，燃尽南山竹，小人化骨扬灰，君子浩气长存。
春秋的月光冷，或许那样年轻的史官才能压下满腔沟壑，甘心情愿向简帛探寻先师的微言大义。
齐鲁的酒气洌，只有如此卑微的小吏才敢一口气把历史的真实，编进一年一年……
或许由文入史，是我阅读《左传》最好的方法。从那群人第一次激起心中的波澜，到向所有能有他们的记载的典籍中寻根究底，勾勒他们一生的脉络，让心情随着他们的命运起伏，一部《左传》读下来，只有三个人：僖公十五年的公孙敖，成公十一年的施氏妇，昭公元年的徐吾犯女。他们不比文韬武略，叱咤风云的子产、赵盾等，也不比翻云覆雨，权倾朝野的公子庆父，公子遂，更无关于君王废立，霸业归属。他们在无义战的春秋里，很难得的，只做他们自己。

因为时间的有限，他们三人中我只能选其一。选择公孙敖，最初的理由纯粹就是眼缘。二则他的一生在《左传》里算是比较完整，将零落在几十年间的段落收集起来，篇幅也比较长。三则此人的性格、做派前后差异很大，也与鲁国民风颇有出入。最主要的，透过他的一生，能捉摸到人性。他出身公卿，却是罪臣之子，晚节尽毁，两个幼子却是有情有义。他的行为明明为众人所不齿，却还是赢得了一个不带贬义的谥号。他的挣扎，他的矛盾，他晚年作出一干荒唐事的心路历程，就是笔者所想要探讨的东西。
但是此人实在太渺小了，前人著书多将他忽略，能找到的资料十分有限，不得已很多地方需要以推测来补充。笔者也是第一次以考证的方式描述一个人的一生，所以肯定有很多地方考证不够翔实或不符合规范。万事开头难，不对之处，还请老师斧正。

二、殷勤卜问，父爱拳拳
再次出现，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公元前627年，僖公去世，次年，子兴即位，是为文公。文公元年春天，鲁国举行僖公的葬礼，周襄王派遣内史叔服前来会葬。公孙敖听说他能相面，就把两个儿子叫出来，引见给叔服。那么，这位内史是否真能相面呢？叔服在《左传》中仅出现了两次。此为第一次，第二次在成公元年，也充当了一位预言家的角色。不过依据的不是人的相貌，而是形势，并且后来事情的发展也应验了他的预言。所以，这位内史应是《左传》中着墨甚少的一位智者，掩盖在无数贤者达人的光芒之下。而公孙敖在此，则是一个关心儿子前途，殷殷垂询的父亲的形象。
“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叔服做出了如是回答，公孙敖本想卜问儿子的命运，却不料得到了自己的下场。那么，叔服的话到底包含了什么呢？谷，为公孙敖的长子，正室戴己所生，谥号为“文”，传中称“文伯”，后世文献称“孟文子”。根据周代之谥法，“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谷之“文”，应该应在“慈惠爱民”和“愍民惠礼”上。文伯在《左传》中不见于经，应该是因为他英年早逝的缘故。在传中，他的闪光点在于自己将死而长子尚幼，故而请求襄仲，也即公子遂，让弟弟惠叔继承爵位，体现了顾全大局的眼光。《国语》中记载了另一则他的故事为《文公欲驰孟文子之宅》篇。文公想要拆毁他的住宅来扩建公室。他以维护先王建政之制为由，决心守护祖先的职守，拒绝搬迁。甚至声称，除非自己有罪，才“纳禄与车服而违署”，否则“不敢闻命”。义正词严，掷地有声，态度强硬，锋芒毕露，而又不失仪礼。臧文仲评价说：“孟孙善守也，其可以盖穆伯而守其后于鲁乎！”可见，即便英年早逝，文伯在政治上也已有一番作为。文伯先于穆伯而逝，并以一番言辞捍卫孟氏的利益，可能就是叔服“谷也食子”的含义。在叔服的描述中，文伯颐颔丰满，是后世有福禄之相。后来孟氏一族的发展也证实了叔服的预言，孟氏继惠叔之后的当家人，就是文伯的儿子仲孙蔑，又称“孟献子”、“孟孙”、“献子”等。成公十六年，叔孙宣伯有言曰“鲁之有季、孟，犹晋之有栾、范也，政令于是乎成。”季，为季文子；孟，就是孟献子仲孙蔑。可见，仲孙蔑不仅是鲁国掌握军政大权的重要人物，而且识礼、知事。仲孙蔑对当时诸国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所提建议多正确，深得成公信任；出使外邦有礼有节，所到之处受到广泛的赞扬。他知人善任，求才若渴。《国语》、《孟子》载孟文子有“斗臣”乐正裘、牧仲等五人，开后世“养士”之先河。此外，他还以简朴出名，担任执政时，“食不兼味，坐不重席，居不粟马，出不从车”，反对与民争利，认为治理国家不能以捞取财富为利益，应该以倡导仁义为利益。不仅立功，而且立言，堪称鲁国一代贤臣。
难，为公孙敖次子，戴己的妹妹声己所生，谥号为“惠”，传中称“惠叔”。按当时谥法，“柔质慈民曰惠，爱民好与曰惠”。谓知民之性，乐善好施也。在《左传》中，他给笔者留下的印象就是孝顺。他为父亲的遗体最后回归故国所做出的努力，将在后文述及。
可见，自文伯开始，孟氏一族的颓势已彻底扭转。其中，固然有季友已逝，季孙氏大权旁落的缘由在，但肯定倾注了公孙敖很多的心血。稍加比较即可知，孟献子为罪臣之后，同时期的季文子则是功臣之后，鲁国虽有“尊尊亲亲”的原则，但要想全国人完全不注意一位权臣的家族的过去，恐怕是不太可能的。而要扭转这种看法，没有几十年，也难以办到。可孟献子却做到了，他和季文子一样，都成为了名留青史的贤大夫。孟献子的成功，固然有他个人的才干，但也需父亲乃至祖父数十年的铺垫，鲁国上下才能重新恢复对孟氏一族的信心和支持。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公孙敖蛰伏的那十八年中，他一面努力搞好孟氏一族与国内其他公族的关系，洗刷父亲犯下的罪孽，一面抓紧对两个儿子的教育。他清楚的明白，自己稍稍一点逾矩的行为就有可能让孟氏再次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他选择重头开始，一点一滴积累孟氏的声誉，扮演了一个极类似于叔父叔牙的角色，牺牲个人的志向，成全家族的未来。他将孟氏的未来全都寄托在了两个儿子身上，所以，当有相面本事的叔服来到鲁国时，他才会迫不及待的叫出两个儿子，卜问他们的前程，也是卜问着自己的牺牲的价值。
众所周知，父亲对子女的影响，是深远而难以比拟的，甚至有时会超过他们所受的教育。公孙敖虽然仕途暂时失意，但在儿子们眼中，他应该是守礼谦和，勤于政事的。
公孙敖十八年的苦心孤诣，惨淡经营，在刚刚有了一点成效之后，命运却在一次相遇中急转直下……

姐姐，还没完吧。。。
我加你做小吧吧，这样以后你想删贴也方便~

好吧，发不上去，待会再发吧~~

三、 横刀夺爱，兄弟反目
从文公元年起，公孙敖开始在一些诸侯的会盟和军事活动中露面。这一年秋天，也即公孙敖得到叔服的预言后不久，他的生命里终于照进了一缕曙光。文公元年经载“公孙敖会晋侯于戚。”戚，是为卫邑，而且是晋、郑、吴、楚的交通要道。晋襄公占取了戚地的农田，正其疆界，是类似于侵略的行径。鲁国一向于卫国通好，所以站出来主持公道。《汇纂》云：“此大夫专会诸侯之始。”随后，他开始了在齐国的聘问。传评为“礼也”，当时的齐鲁为敌国，传以此次聘问为切入点，大费周章的评述了春秋时的聘问制度。可见孟氏一族在国中的回暖。
文公二年夏，公孙敖代表鲁君参与了垂陇的诸侯会盟。五年夏，出使晋国。七年冬，出使莒国，订立盟约。变故就发生在这一次外交行动上。
公孙敖的两个配偶，都是莒国人。莒，国都在今山东省莒县，春秋时位于鲁国东面，与夷接近。今人视之为诸夏一族，而当时人则以蛮夷视之。莒国国姓为己，可见，公孙敖所娶的两个女子，都是莒君同族之人，应为莒国的贵族。公孙敖的正室妻子，前文已经提过，即为戴己。“戴”为她的谥号，按谥法：“典礼不愆曰戴，爱民好治曰戴。”戴己之“戴”，应该应在“典礼不愆”上，也就是没有过错。这个评价，对于女子来说，还算是不错的。但戴己的性格在此就很单薄，行事中规中矩，从不犯过错，并且早逝。戴己死后，公孙敖想向莒国再行聘娶，但莒国以声己可以做继室为由拒绝了，公孙敖于是为堂弟公子遂下聘。声己，命名法也是谥号加上母姓，按谥法：“不生其国曰声。”也就是说，声己生在外家，可能为私生女之属，就像成公十一年的声伯。戴己和声己与公孙敖的婚姻，属于春秋时常见的侄娣随嫁的卿大夫的媵嫁婚。
春秋时期，实行一夫一妻制，也即一个男人只有一位妻子，其余的配偶只能算作妾。因为媵嫁婚相当普遍，正室死后，还有侧室，家事也还有人主持，非到万不得已，是不提倡再娶的。即便再娶，新妻子也只能被称为“继室”，而不能成为“元配”。《公羊传》有言曰：“诸侯一娶九女，诸侯不再娶。”更何况是卿大夫。宋儒程子也有言曰：“如大夫以上自有嫔妃可以供祀礼，所以不许再娶也。”而且，此时的公孙敖已经五十多岁了。所以，莒国拒绝的理由是相当充分的。公孙敖此时的行为似乎非常欠考虑，还有点失礼，与他以前的隐忍完全不同。盖他在二十多年间可能也积累了一定的声望，他才敢向莒君提出这有些过分的请求。可能他也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失礼，于是顺水推舟，把好事让给了堂弟公子遂。

五、客死异乡，叶落归根
文公十四年经载：“九月甲申，公孙敖卒于齐。”
出奔的大夫，《春秋》是不会记载他们的死期的。公孙敖的父亲庆父和臧孙纥就是如此。何以公孙敖又被记下了呢？因为依《谷梁传》所解：“为受其丧，不可不卒也。”——因为后来由鲁国办理了他的丧事，不得不先记下他的死期。杜注亦云，“既许复之，故从大夫例书卒。”
公孙敖已然成功逃走，为什么一年不到又请求回国了呢？请不要忘了，此时的公孙敖，已经是一个七十岁上下的垂暮老人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他可能已经觉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而且，就在他刚刚逃离鲁国之后，长子谷，那个叔服的预言中会供养他的人，去世了。根据预言的含义，供养人已死，他也就活不长了。死了正当壮年的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也不是一个近七十岁的老人可以承受的。作为文伯的父亲，他没能亲临儿子的葬礼，没能给孤儿寡母以抚慰，肯定相当遗憾。所以，他完全不理会国内会有怎样的阻挠，《左传》载，他“重赂以求复”。
那么，他所赂者为谁呢？据文义推断是他的次子难，也就是惠叔。但根据后文，惠叔不像是一个会收受父亲的贿赂，才肯为他办事的冷血之人。所以，后来接受了他的礼物的，一定不是孟氏。而这一次，鲁国同样答应的很爽快，也就是说当政的公子遂并没有横加阻挠。如若说上次公孙敖请复时，还会对公子遂有一定的威胁，他要借公孙敖自投罗网之际将他斩草除根；或者说，逼公孙敖叛逃还没有使公子遂尝到报复的快感，所以他上次大开国门让公孙敖进来继续给他玩弄。那么这一次，垂垂老矣的公孙敖已经完全激不起他的兴趣了，他所觊觎的，可能就只有公孙敖辛辛苦苦运走的财产，好让公孙敖白费力气。可见，公孙敖用以“重赂求复”的钱财，大多数都流进了公子遂的腰包。
  
公孙敖去世的地方，靠近堂阜，堂阜这个地方，据庄公十年传和文公十五年传合起来看，可知处于齐鲁交界处而地属于齐国。可见，他是在回国途中，死在了齐国，离鲁境已不远。他还是未能活着再次踏入鲁国。与他一同回国的，可能还有莒女己氏和他的两个幼子。因为后来齐人献计的对象，是为“孟氏”，而当时惠叔应在朝，若只是公孙敖的仆从，必不会如此称呼。她只是没想到，原本不过是与丈夫一同回故国，却变成了为他办丧事。
公孙敖一死，立刻就有人向鲁国告丧。惠叔请求让公孙敖的遗体归葬鲁国。此时，公子遂已无利可图，于是他立刻改变了嘴脸。《左传》只用了两个强硬而又冰冷的字，“弗许”，就完全刻画出了公子遂当时的态度。
堂阜的孤儿寡母没了主意，热心的齐国人帮忙策划道：“鲁国，是你们的亲属，把公孙敖的饰棺放在堂阜，鲁国一定会取去的。”孟氏的遗属听从了。堂阜靠近鲁国的卞邑，卞邑的地方官立刻向朝廷汇报。此时，我们看到了《左传》里极为少见的催人泪下的一幕。惠叔继续向公子遂请求归葬，公子遂还是不许。因父丧悲哀过度而形销骨立重病在身的惠叔，竟执拗的站在朝堂上，不得允许，不愿离开。惠叔的悲壮与公子遂的猥琐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时，鲁国朝中其他的臣子，也站到了孟氏的一边。公孙敖这才得以名正言顺的，归葬鲁国。
鲁国乃儒家文化发祥地，又是礼仪之邦，周礼文化和儒家文化都重视对亲人的丧葬和祭祀，格外讲究“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而讲求孝道的儒家对待已逝的父母双亲，则更是如此。鲁人提倡父母合葬，并坚持一定要死得其所，一定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公孙敖理应与先他而逝的元配戴己合葬，并且葬回孟氏的封邑，才符合礼节。所以，惠叔不顾公子遂权倾朝野，也要为父亲请归。
虽然鲁人讲究为父母治丧要尽心，要悲痛要缩减饮食，但也要节哀，不能因过度悲痛消瘦而危及生命。因为子女的身体也是父母的遗存，如果因为悲哀而致死，就断绝了后代，是为不孝。《礼记•檀弓下》就告诫人“毁不危身”，《丧服四则》亦云“毁不灭性”。文公十五年夏，惠叔请于朝时，离公孙敖去世已有数月，惠叔之哀不减父亲初死之时，甚至犹有过之。其中，不仅有丧父之痛，更有父亲遗体不得归国的焦急，所以，这一番违背祖训的“哀毁”并非逢场作戏，而是发自内心，也正是这一腔赤诚，打动了鲁国上下。事实上，晚年的公孙敖并没有完全尽到一个丈夫和一个父亲的责任，抛弃糟糠之妻，卷走孟氏之财，一而再，再而三做出荒唐之事，给孟氏一族抹黑。而惠叔还是一如既往的孝顺，不愧后人冠给他的这个谥号：惠字。


天！我以后岂不是也要写那么长的论文。。。

不是不是，只不过是我写得比较长而已，你要读中文系吗？一般的都只用两三千字就好啦~~

不要读中文系！！！

这样就算学术论文啊？

半袋子而已的啦，因为第一次写，总之是专业课的期末论文，老师说形式上还不太规范，但是推断和总结的方法是没有什么大错滴~~原来还有脚注和附录，贴不上来的，就不贴啦，有了那些可能像一点。

想看真正的学术论文哦，要上中国期刊网啦，那上面什么样的都有，当然正式的论文还要有内容提要和关键词，我那时候懒，就没写啦。
还有民国时候大家的学术论文，看起来也不太像的，半文半白，但是在中国历史和文学研究上占的地位是无比重要的啦，可能只是一篇很小的论文，但是里面可能包含了许多影响了近一个世纪的研究方向的论断哦~~~

没什么，不需要注脚，我看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