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本文译自《大亚细亚》1952年新3期（Asia Major,n.s,3,1952），作者为傅海波（Franke Herbert），原标题为：“Could the Mongol emperors read and write Chinese?”。
-----------------文章反映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方蒙元史研究者对元朝皇帝汉文化水平的研究，其中一些具体论断在今日看来已经落后，但总体而言，仍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和见解，故译以飨读者。------------------
翻译体例主要参照《剑桥中国辽夏金元史》的汉译本。

自征服中国后，蒙古人就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借助一个高度复杂的政府机构来实施统治？从一开始，在文化修养上，蒙古统治阶级与汉族文士之间就有着显而易见的区隔。蒙古官员和其他中亚官员关于汉语汉字的知识都极为可怜。我们了解到，直到十四世纪中叶，“正官”还会偶尔写错字或认错字[1]，或者不能用笔墨在文件上署名，因而不得不专门去刻押字图书[2]。元代官场上多元化的语言环境，使得经过训练的口译和笔译人员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3]。由于汉族高官常常并不懂蒙古语，所以他们对皇帝或上官的口头报告必须要经过译者转述。忽必烈时期，著名的赵孟頫曾经当着其他高官的面宣读一份由他起草的诏令。畏兀儿人阿剌浑撒里，按《元史》卷一百三十本传的记载，是一位精通汉学的人士。他充当了赵孟頫和皇帝之间的口译[4]。皇帝的经筵也必须有蒙古语翻译。虞集（1272—1348年）在一篇纪念赵简的“书后”里记录了这类经筵的细节。这篇文章[5]提到了进呈的译本，它们是用来讲解经义的。虞集还列出了对经筵事业有突出贡献的学者[6]。

-------众所周知的是，有相当数量的蒙古人、畏兀儿人和其他非汉族裔出身的人士，以其汉学修养著称于世，他们成为杰出的作家、书法家和画家。----------
这些事例已经远远超过了本文的讨论范围，并且在许多年前就已被陈垣注意到了[7]。然而，至于蒙古皇帝们，人们一直认为他们对汉族的文化、语言和文字并没有多少了解。直到1933年，姚士鳌在他至关重要的论文《金元两代史源的研究》[8]（Ein kurzer Beitrag zur Quellenkritik der Reichsannalen der Kin und Yüan Dynastie）里表达的仍然是这种观点：“……因此，这些统治者通常并不会汉语，对传统汉学教育也没有兴趣。”对初期的统治者而言，这一论断是正确的；
---------然而，如果论及仁宗（1312—1321年在位）以后的元朝诸帝，这种观点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元代文献中有许多细节表明，元朝后期的几位皇帝都通晓且倾心于汉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学。成书于1708年的《佩文斋书画谱》还专门提及了这些元朝皇帝的书法成就[9]，他们的名字和其他中国帝王一起，被列在“历代帝王书”的名目之下。本文将会征引各种史料，尤其是元代文集中的记载，来证明元朝皇帝们对汉语文学和书法的兴趣[10]。

姚枢（1219—1296年）和窦默（1196—1280）是两名与真金有过交往的学者。
真金的本传[16]里说他曾经随这两个文士学习《孝经》。
姚枢和窦默的本传[17]也提及了真金的学习情况。真金传记里的另一段内容记述了，他曾让伯必的儿子阿八赤入学，而伯必却让阿八赤接受了蒙古文教育。后来当真金询问阿八赤读什么书时，阿八赤回答自己在读蒙古文书。于是真金解释说，自己的命令是要他去学习汉人文字[18]。真金对中国历史的兴趣，还体现在他接受两名亡宋旧臣的教导上[19]。
无论真金的受教育水平如何，我们可以肯定他的长子甘麻剌[20]没有读书识字的能力。在蒙古地区作战时，他只能依靠别人的口头翻译来了解所携带的《资治通鉴》[21]。

------------关于仁宗能识文断句的另一个例子是，他能阅读《贞观政要》[26]，并下令把该书翻译为蒙古文。
据载，译本也经过了皇帝的御览[27]。皇帝对中国历史也有一定了解，虽然他知道得并不深入。他与察罕间关于中国古代王朝的英雄张良和狄仁杰的对话，被记录在察罕的本传中[28]。在同一场合中察罕还背诵了一首宋代诗人范仲淹写的关于狄仁杰的诗，据说给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译者注：《元史》卷137原文是“诵范仲淹所撰碑词甚熟”而非诗，当指范仲淹所撰《唐狄梁公碑》）。仁宗至少熟知那些中国著名诗人的名字；他曾把赵孟頫与李白和苏轼相比[29]。我们从赵孟頫的传中了解到，皇帝十分欣赏他的书法，对他诗文天赋也赞不绝口[30]--------------

英宗（1321—1324年在位）有读写汉字的能力，这首先能得到《经世大典》的证明[33]。里面记载了他把自己的手迹赐给自己欣赏的臣僚。他在即位前就能书写。
---据袁桷的一篇赞词，英宗在当皇太子时，曾抄写过一篇偈赞[34]。1322年，袁桷受命为丞相拜住的一幅画像撰写赞词，皇帝又亲自在上面题写了皮日休的四行诗句，作为送给拜住的礼物。这首诗是歌颂唐朝的两名宰相房玄龄（578—648年）与杜如晦（死于630年）的。
----显然，皇帝在褒扬他唯一的相臣时，选取了再合适不过的诗句[35]。英宗书法的另一个例子见于虞集的文集，里面记说他曾在宋徽宗的一卷手卷上题写了四个字。据此书所载，皇帝在1323年游览五华山时写下了这些字，然后把这幅画卷赐给了丞相拜住；拜住后来又送给了盛熙明。
---盛熙明是一位声名卓著的书法家，他的故乡在曲鲜（Kuča，库车）[36]。虞集文集中还提到一处未详年月的英宗手迹。皇帝曾亲笔在一张琴上题写过琴名和一个对句[37]。

《佩文斋书画谱》对泰定帝（1324—1327年在位）御书手迹的记载只有一例。这一记载采自《湖南通志》。陈楚舟曾经出色地完成了出使“南番”的使命，因而得到皇帝的赏识。当皇帝得知他曾拒绝了番王的贿赂后，写了“蓬雪”两个字送给他。陈楚舟就把“蓬雪”作为自己的号[38]。

然而，到目前为止，元文宗才是元王朝最博学多才的皇帝。
最近有一篇研究了文宗的文化活动，强调了他在位时期对元代文化的重要意义[39]。我们并不想关注文宗文化活动的各方各面——其中最著名的举措是设立了学术机构奎章阁。其中汇集了最负名望的文人、书法家和画家，如虞集、揭傒斯（1274—1344年）和柯九思（1290—1343年）。
文宗短暂的统治结束后，奎章阁更换了名字，依然继续存在。吉川幸次郎已经详细描述了奎章阁的作用和活动[40]。他也用史料证明，文宗乐于在这里度过闲暇时光，与群臣讨论文艺，徜徉于书籍、绘画和书法的世界中。然而，我们应当留意虞集的一篇文章《奎章阁记》[41]。
1331年2月这篇文章被皇帝亲笔抄写了一遍，然后刻字立碑于宫中。石碑的拓本被分赐达官显贵。《山居新语》的作者杨瑀，就曾经得意洋洋地说自己拥有这些拓本中的一份。这份特别的皇帝御书自然会唤起元代文士们的赞誉。虞集写过一篇后记，其他文人也写过各种赞或跋[42]。

1329年，皇帝亲笔写书了任命礼部尚书哈剌拔都儿为捧案官的诏书[43]。
直到蒙元最后一个皇帝顺帝在位时，哈剌拔都儿家族仍保留着文宗的其他手诏[44]。另一名蒙古大臣朶来也曾有这样的殊荣，即他曾拿着皇帝手诏向看守城门的禁卫军——八剌哈赤传达命令。这份诏书（写于1329年）的文本被抄录在虞集的文集中。
它是用蒙元时代特有的公牍语写就的，具有特别的价值[45]。吉川幸次郎引许有壬文集说丞相伯颜所藏的另一份手诏，和朶来这份有着相似的内容[46]。

元代文献多次提及了文宗的书法作品。
他曾经写下“雪林”两个大字赐给御史中丞赵世安[47]。1330年，皇帝又亲自在一幅赵世安的画像上写下敕令，命虞集写赞词[48]。这位皇帝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刻写文字的事例。
黄溍在称颂文宗的书法技艺时，说他甚至曾用自己佩戴的小刀在芦菔根上刻下“永怀”二字[49]。甚至奎章阁中所收藏的珍玩也不能免于成为文宗发挥其书法热情的对象。
他曾在灵璧（安徽省）出产的一块响石上写了“奎章黑玉”四字，让虞集为此赋诗一首[50]。拜吉川幸次郎所赐，我知道了更多文宗写书法的例子。
他首先引用了一条来自马祖常文集的记载。马祖常为皇帝写给健笃班[51]的礼物“雪月”二字写了一篇题记。吉川幸次郎还提到雅古（Yaqub?）之名被文宗改成了“雅琥”，表明了这位皇帝的汉字知识[52]。

--------史料中有非常丰富的记载证明文宗熟识汉字，所以关于他的阅读能力我们不需要花费太多笔墨。
1330年，当揭傒斯上呈《经世大典》中的《宪典》时，皇帝亲自阅读了一遍并给出了很高的评价[56]。至于其他记载，借助吉川幸次郎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文宗喜欢读马祖常的文章[57]，并对唐人诗集有兴趣[58]。据说，文宗还经常读揭傒斯所撰的《奎章政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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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诗集中的有些诗篇被认为是文宗所写。然而，其中一首的真实性存在争议，另一些评论者认为它出于明太祖之手[60]。这首诗虽然招致了后世一些诗文评论者的傲慢评价，但就其风格而言，充分表明作者是一个能熟练运用文学技巧的人。另一方面，另两首诗《青梅诗》和《望九华》[61]（九华山在今天的安徽省境内）则更为质朴，更有可能是文宗本人所作。但毫无疑问的是，他的确写过诗[62]。

----------文宗的后继者顺帝（1333—1368年在位），对文学艺术有着与他不相上下的兴趣。
顺帝是在静江（即广西省的桂林）的大圆寺长大的。寺里的秋江长老负责他的教育，让他练习书写汉字、学习《论语》和《孝经》一类的经典[63]。他孩童时期练字的字迹在元代文献中留下过记录。
-----------唐兀人余阙（1303—1358年）曾就顺帝流亡广西期间的手迹写过赞词[64]。顺帝出生于1320年，因此他写下这些汉字的时候还不到十三岁。因而，他在早年的确表露过对书法的喜爱，许多材料都认为他的成就相当出色[65]。

登基后不久，顺帝就写了“闲闲看云”四个大字赠给道教领袖吴全节。
相关史料未曾记载此事的确切时间；虞集把它系于1334年，而《佩文斋书画谱》卷二十第7页上页所引用的李存（1281—1354年）的记载则把年代定于1333年[66]。另一个写书法的例子发生在1334年，文字是一座建筑的名称“元成宫”。道士夏文泳（1277—1349年）曾在此居住[67]。

从1335至1340年，最高权力掌握在丞相伯颜的手中。
他极力想要清除汉人在中央政府中的影响。1340年，伯颜倒台罢相了。
------------------这一事件也再度显示了顺帝对汉语和汉字的娴熟运用。杨瑀在《山居新语》中告诉我们，他应召去帮皇帝起草把伯颜降职为行省小官的诏书。1340年3月14日夜，开始了对诏书文本内容的讨论，杨瑀也列席参与。诏书中有一段是“诏书到日，悉还本卫”。皇帝指出，从清晨到夜里都是一日，应当改为“诏书到时”。杨瑀对皇帝的聪慧大加赞扬，通过改变一个字确保了军队不会异动[68]。
-----------------随着伯颜及其反汉集团的倒台，一个新的时期到来了。这一时期的标志就是中国传统文明的各个领域的活跃表现。
奎章阁（现在更名为宣文阁）重新成为宫廷文艺生活的中心。1341年，皇帝召集欧阳玄、李好文、黄溍和许有壬等名儒，与他们时常在宣文阁见面。在他们的陪伴下，皇帝有时研读四书五经，有时练习书法和弹奏古典音乐[69]。在绘画上，皇帝看来大为欣赏宋徽宗的作品，他的臣僚中则有人既与皇帝有相同的艺术品位，又强烈抨击宋徽宗的治国无方[70]。皇帝对书法的热情表现于，他下令把智永（六世纪人）的草书《千字文》刻在石头上。一些拓本被作为礼物赠给达官显贵，在元代文集中可以发现关于此事的评论[71]。
-----------------和几位先帝类似，顺帝偶尔也会亲自书写任命官员的诏书。这当然被视为是一种特殊的荣宠[72]。另一种表彰官员的方式是题字赏赐给他们。皇帝曾为他的老师沙剌班写过他的号“山斋”[73]。皇帝还会从辞章中挑选一些恰当的字句写给受赐之人。我们所知的有“九霄”[74]、“明良”[75]、“庆寿”[76]。吉川幸次郎还提供了另一个例子[77]。不足为奇的是，顺帝也对书法理论也有浓厚的兴趣；他曾在1344年披览过盛熙明的《法书考》[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