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是什么?我的老家西马村是把过春节叫做“过年下”的。这个“年下”曾经是我儿时最渴望的节日，但时过境迁，如今的年味似乎越来越淡，以至于有一年我不得不跺跺脚大喊一声“过年了！”来提醒自己是在过年。真的是我老了吗？还是那无情的岁月冲淡了我对这个世界的新奇？答案是否定的，琢磨了这么多年，我好像明白了些什么。
儿时，我对过年的憧憬，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一套新衣、一种美食和一种令我敬畏的仪式感，还有那大红的春联、炸响的鞭炮和压岁钱，更有父亲从远方归来全家团圆的祥和气氛。
记忆中，除夕之夜，奶奶和母亲会把一套新衣服放到我的枕边，初一早上我才有权利穿上它，跑到小伙伴门前炫耀一番，那是一种很特别的兴奋。除夕，我是摸着新衣服进入梦乡的。
过年的美食，除了能吃到肉疙瘩馅饺子，还有父亲亲手做的红烧肉、猪头糕，这些都是一年中难以吃到的美食。而油炸带鱼，还是更晚的时候才可以吃到的美味。父亲拿来请客的油炸虾片，看着白生生的，吃起来脆脆的，那脆脆的口感我至今记忆清晰。
我的印象中，总有这样一个过年的场景浮现。大年初一早上起床，院子里黑洞洞的，天气很冷。爷爷从屋里端出来一盏煤油灯，小院子才有昏暗微弱的光亮。爷爷拿了芝麻杆点起火堆，芝麻杆哔哔剥剥地燃烧着，院子里便有红彤彤的光耀眼，有了些许温暖。爷爷静静地在小方桌上摆了贡品，然后很虔诚地焚香祭拜。我跟在爷爷旁边，大气都不敢出，因为爷爷告诫过我：“过年下，小孩子不能瞎说，说错话会受惩罚。”从小听多了鬼怪神灵，我吓得抿着嘴不敢吭声。
当然，过年的时候，家人会给我买鞭炮耍，那是一个小男孩的最爱。我们把鞭炮拆散，一个个单独放着玩，因为声音不大，我们把它叫“麦子炮”，很安全，胆大的男娃捏着炮中间放，看谁勇敢，很是刺激。而那种大红炮的威力很大，我们就把它插到雪堆上点燃，听一声炸响，看爆起的一片雪花。燃放那种“两响炮”，不但需要勇敢还需要技巧，用手竖着捏，力度合适，它会在第一声炸响中脱手飞起，钻入高高的天空后，才发出第二声炸响，令人欣喜。不过捏的太死，两响炮就飞不起来，在手里爆炸，就有点危险了。
我每年初二跟着母亲去邻村司马街外婆家串亲戚，魏爷外婆会给我几毛钱压岁钱，那是我手里最大的零花钱，但却经常被母亲收缴了去，哄我说是给我攒着，只是有去无回，我再也没有见过。
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昔日曾经极度缺乏的衣服和食物已经不再稀罕，衣服旧了或者过时了，人们可以随时更新，绝对不需要等到大年初一的那一天。有了电冰箱储存食物，有了过年不打烊的超市，可以很容易备好过年用的东西，早已不再是过去倒计时每天计算着自家做那些吃食的节奏，磨豆腐、蒸馒头、绞肉馅等早已经社会化生产。
现今的人们不再迷信，变得宽容，家长们不会再把小孩子说错话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允许童言无忌。而每年的节日和假期也多了起来，手机联系和视频聊天都很方便，交通便捷，亲人团聚也不是难事，遇急有高铁和飞机可选，这个世界已经变小。就连过去春节的家宴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很多人不满足在家做着吃，改成去饭店吃年夜饭，二是很多人去旅游地过年，去寻找不一样的感觉。至于鞭炮，随着人口增加，车辆增多，为了能多些蓝天白云的日子，很多地方已经禁止燃放鞭炮了。
如今的年味，贴春联的习俗依旧，还有很多人家门口大红灯笼高高挂，非常喜庆。央视春晚的大餐继续被关注但不再是唯一，手机社交成为主流，我八旬的老父亲也玩手机，低头一族随处可见。拜年不再是面对面的几个人，手机短信拜年也已经被冷落，取而代之的是微信视频拜年。人们从以吃为主的团聚中解脱出来，有了更多休闲时间走出家门，去参加并享受春节档期的各种文化活动。
春节习俗的变迁，是年味的变化，我相信一定还会增加更多新鲜内容。或许，随着5G技术发展，手机直播拜年的形式会流行开来。当有了流畅的直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梦想就会变成现实。
流水似年，年味在变，但真情永恒。失去的，就让它失去好了，不必遗憾，无需伤感，我们可以用文字、用图片、用声音、用视频把它们留下，储存在我们美好的记忆里，这不就是一段段珍贵的历史吗？而放眼未来，那些即将到来的日子，一定有更多的惊喜让我们憧憬，有希望，便一切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