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2日，是一个令沁水人民刻骨铭心、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沁水县遭遇了一场特大洪灾，县城几乎遭遇灭顶之灾。
         关于这场洪灾，1987年出版的《沁水县志》是这样记载的：“8月2日，连降暴雨，总降雨量达411.4毫米。县城街道水深两米，全城被淹。县河水深13米，最大洪峰流量为2920立方米/秒，相当于历史最大流量1918年的三倍。据油房水文站核定，这是三百多年来罕见的洪水。全县21个公社社社受灾，涉及293个大队，占大队总数的86%。因洪水死亡30人，其中县城14人、农村13人、过路行人3人，受伤207人；经济损失总值达1亿1千多万元。”
         虽说县志上只有这短短几行字，但已足以令人感受到其背后的残酷景象了。要知道，1981年沁水全县的财政收入也不过307.8万元，洪灾造成的经济损失，几乎是这个数字的40倍！经济上的损失可以估量，但是这场洪灾给全县20万人民造成的精神伤害就难以评说了。许多精神创伤至今难以平复，笼罩在一些家庭的阴霾至今难以驱散。
         早在“8·2”洪灾前的一个月，即1982年的7月8日和9日，沁水就遭遇了狂风暴雨和冰雹的袭击，最大的冰雹直径达3至5寸，重约1公斤。特别是城东的9个公社损失更为惨重。从7月29日开始，沁水再降暴雨，全县更大范围受灾。当时，沁水县还接到省里和地区防汛指挥部通知说，近几天还有大到暴雨。8月1日是建军节，按惯例要举行军地联欢，县领导班子成员都要出席。但县长平良德当天却破例向县委书记张天才请了假，带着有关部门负责人到杏河上游查看灾情。当他们返回时，在县城西头的五柳庄，上涨的河水把他们坐的大卡车困在河心，岸边的群众找来粗绳，用另一辆车才把他们的车拖出来。形势非常严峻，县长平良德直接向县委书记张天才汇报了汛情，接下来发生的事件件告急，让人连气儿都喘不过来。
         当天晚上10点多，县政府决定召开紧急会议。就在这时，县气象站又一次发来紧急预报：根据天气形势的发展，加之各兄弟台站的预报，今晚还将有特大暴雨出现。11点，紧急会议准时召开，决定采取三条措施。一是由政府办公室主任董谦生负责调公安消防车到全县报警，全城投入抢险工作。二是各单位领导首先组织险区人员撤离，贵重物资尽量转移，但要先顾人。三是各单位抽出精壮劳力到麻沟装沙袋，堵住进城的洪水。这个不到10分钟的会议，虽然开得非常重要而又及时，但最终还是没能达到它的目的，因为留给人们的时间太短了，好多工作已来不及做了。仅仅1个小时后，也就是8月2日0点10分，消防车拉响警报，在县城的大街小巷穿梭。这凄厉的警报声，召唤着人们赶快向安全的地方转移。机灵的人赶快就跑；而木讷的人看着满屋子的家当，还在为带什么东西走而犹豫不定。
         1点30分，洪水漫城。正在接电话的平良德，从听筒里听到了人们的惊恐声。他一边命令通讯员通知张天才，一边向省防汛指挥部挂电话。他还不知道，县委书记张天才已经坐上大卡车出去察看灾情，此刻正被困在十字街！省防汛指挥部的电话接通后，平良德只来得及说了两三句话，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只能启用全县唯一的一部战备电台。而他也去不了邮电局了———因为县委大院的水涨得太高。联系上县委书记张天才后，平良德赶紧让保管找来粗绳，让转移到县社办公大楼上的同志，把书记一行用粗绳从车上转移到楼上。
         战备电台从1点30分开始呼叫：长治！太原！郑州！北京！……但没有一个地方能呼通。
         电，早就停了；电话，也早断了；电台，都“哑巴”了。沁水成了一座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