痿症，为肢体筋脉弛缓，软弱无力，甚或不能随意运动，肌肉萎缩类病证是也。对照西医，则多发性神经炎、急性脊髓炎、进行性肌萎缩、重症肌无力、周期性**、肌营养不良、癔性瘫痪等病之中，凡有上述症候者，皆属中医痿症范畴，悉依是病论治可也。

中医论治该病，由来尚矣！《皇帝内经》（简称《内经》）即立专篇，又散见诸篇，自因机证候至鉴别、治则治法，无不赅备。因机以热（五脏热）、湿立论、治则重视“独取阳明”，奠定了中医对该病的论治基础。《内经》以后数千百年，汉、晋、隋、唐多无建树，无一专篇述及，悉遵经旨。至北宋末年，陈无择氏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专立《五痿叙论》一篇，阐发经旨，之言“痿症属内，脏气不足之所为也”。以“虚”途解经文“五脏热”，颇有新意，不失允当。治疗上仍倡“诸痿当养阳明与冲脉”，继承中寓有发挥，对后世影响深远。

金元之际，医界学术气氛活跃，四家争鸣，对痿症认识亦有发展，如张从正强调“痿病无寒”“体内太过，肾髓枯竭”；朱丹溪扬其说，创“阴血不足”论，治疗主张“泻南补北”；李东垣遵从经旨，仍以湿热立论，进而指出暑湿伤肾是痿症的主要原因之一。

明清以后，更是百家争鸣，张景岳提出痿症非尽阴虚火旺之证，元气大伤是其根由；叶天士指出痿症系“肝肾肺胃四经之病”；王清任倡导痿症为气虚不能周流于下，当用益气之药等等。

考历代医家之论，可谓见仁见智，多为经验之谈，对痿症辨治，大有脾益。依传统方法施治临床，效者固多，然每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余于数十载临证之中，深有同感，多有探求，渐有所得，深知痿与诸病一样，治无定法，有是证即用是药，辨证论治为其第一要义。然就痿为一病而论，其发生发展必有其定律。究痿之机，除热、湿、阴津元气不足外，每每夹有淤血、络阻、阳气失展，甚或阳气亏虚，这于临证中不容忽视。

盖痿之一病，虽有五脏邪热、肝肾亏虚、湿邪久羁等等因机，但热邪灼津，阴血亏虚，血浓行迟，久而为瘀；元气亏虚，气不周流，推血无力，血滞生瘀；湿邪久羁，阻滞气机，气滞血瘀等等，确具生瘀之机，故瘀血停滞，当是痿证一大内在主机。瘀血一成，即阻滞经脉，使经脉不通。经脉为机体气血运行之通道，经脉既阻，则阳气不能畅达，阴津不得布散，气血失于通和，必致肌肉失养，筋脉弛缓。故经络瘀阻，亦是痿症一大主机。瘀血、湿邪久羁，经脉失畅，阳气运行受阻，必然导致阳气失展；复因湿为阴邪，易伤阳气；热邪内燔，虽可伤阴津，但“壮火食气”，亦损阳气。加之久病之后，阴损及阳，甚或先天不足，阳气亏虚等等，皆可导致阳气失展，甚或阳气不足。

针对以上因机，在治疗本病的时候，可在辩证论治的基础上，随机佐入活血化瘀、畅通经络、通达阳气之品，则疗效更佳。

郝某，男，59岁，某医院医务工作者。患脊髓侧索硬化症年余。患者不明诱因的出现双下肢软弱无力，渐次加重，被诊为“脊髓侧索硬化症”，即入院治疗。年余来，诸症逐渐加剧，致不能行走，并感染呼吸困难，吞咽呛咳，语言不利，遂出院而来诊。

刻诊：双下肢驰废不用，呼吸困难，吞咽呛咳，语言不利，涎水涟涟，纳差，急躁易怒，舌质暗边有瘀斑，苔白而润，脉弱无力。

观前医用药，多为清热除湿，滋阴养血之类。细思本证，当时瘀血停滞，经脉阻塞、湿邪久羁、阴阳双亏之证。

粉葛根15g，制莪术10g，水蛭6g，忍冬藤15g，卷柏15g，仙灵脾10g，鹿角胶10g，大熟地30g，川木瓜10g，杭白芍30g，炒薏苡仁15g，合欢皮15g，建泽泻15g，炙甘草6g，水煎服，日一剂。

方以葛根升津气，舒经脉。配以忍冬藤、川木瓜舒筋活络，祛湿利腧、合薏苡仁、泽泻，使湿邪自小便去。莪术、水蛭、卷柏活血化瘀，瘀去湿除络通，气血运行畅通无阻，布散周身，以养筋脉肌肉。仙灵脾温肾除湿，通达阳气，阳壮络通，自可化生精血。白芍、熟地、养血填精，有四物补血之意。白芍合甘草，养阴合络，舒筋缓急，寓芍药甘草汤意。鹿角胶。阴阳双补，为血肉有情之品，补血化精最速。全方立足于化瘀通络，补阳益阴，处湿缓急。

服上药90剂后，患者已能自行登3层楼梯，呼吸畅利，语言较清。后以上方佐入牡蛎、象贝母、瓜子金等清化痰热之品以收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