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观照论
[ 一]
     作为一个重要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美学范畴，“审美观照”这个概念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在美学理论和实践中，都有非常广泛的运用。但人们对这个范畴虽然常用，却多是习焉不察，对它的内涵与渊源不甚了了。在《哲学研究》2003年1期上读到林美茂先生的《哲人看到的是什么----关于柏拉图哲学中‘观照’问题的辨析》一文，甚受启悟。本文则拟从中国哲学和美学的角度出发，对“审美观照”这个美学范畴作一初步的阐析。
     在我看来，审美观照是人类审美活动的必要过程，是审美主客体之间发生实践性联系的特殊方式。审美状态的进入，审美活动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审美观照这个阶段的发生。作为审美经验的一种，审美观照与直觉、想象、联想、回忆、移情等都是有密切联系的，但确实又不可以等同。在审美活动的实践中，观照与直觉等非常相近，甚至有相同的一些性质，但从理论上认识，审美观照是不可取代的。如果有的审美经验的要素在审美过程中，并不一定都要出现或存在，但是审美观照却是必不可少的。或者可以说，没有审美观照这个过程，就不成其为“审美”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审美观照是审美活动中最为关键、最为本质的环节，它的存在，是审美活动与一般认识活动相区别的标志。
     审美观照，是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所发生的最为直接的联系。观照是以一种视觉直观的方式，对于具有表象形式的客体进行意向性的投射，从而生成具有审美价值的意象。观照不能没有视觉方式，这也意味着观照的对象必须是表象化的客体。在这一点上，我是颇为赞同英国美学家鲍桑葵的观点的，鲍桑葵认为只有表象化的、感性化的东西，方能成为审美对象，他说：“除掉那些可以让我们看的东西外，什么都对我们没有用处，而我们甩感受或者想象的只有是那些能成为直接外表或表象的东西。这就是审美表象的基本学说。”[1][1]但同时，审美观照又远不止于一般的视觉观看，又兼之以明显的心理活动。“观照”的本来涵义出自于中国哲学，它的所指从来都不止于一般的视觉观看，而是意味着通过视觉观赏把握事物的本体的、终极的意义。（这点将在下面论及。）
     观照并不排除认识，在观照过程中会包含着认识价值的产生；而如果以认识作为观照的本质，那自然是对观照的特质的扭曲。观照是审美主体以充满情韵的眼光和超越逻辑思维的智慧，来看对象物时的观赏与晤对。这个过程，不仅是对对象的映入，而且是以特有的角度将其改造成以此一对象为原型的审美意象。它不仅是对对象为观赏的客体，而是与对象彼此投入，形成物我两忘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审美关系由此形成，审美价值的生成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审美观照对于审美主客体都需要相应的条件。就客体而言，能够成为审美观照的对象之物，一是感性的、具象的，能够提供给审美主体的知觉以原型或者说是整体性的材料；二是对象本身具有某种审美属性，或云美的潜质，在主体的意向性召唤中使其美的潜质或属性得以呈现或云“敞亮”；从审美主体的角度看，一是需要排除欲念，使心境空明虚静，凝神注目于对象物；二是主体是以独特的智慧、灵性进行直观，没有这个条件，也很难谈到审美观照。
     审美观照是人的主客体关系的一种特殊方式，其过程是相对短暂的。长时间的与对象物凝神观照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审美观照却是主体进入审美过程、审美情境的最重要的、最关键的阶段。在进入审美观照的同时，主体暂时隔断了与其它事物的所有的、任何方式的联系，而有意或无意地投入于此一对象的凝神注目之中，从而产生审美愉悦。主体与对象在观照中形成了物我两忘的情境，其实，这种物我两忘的情境，还是主体的一种感受而已。但与这种情境相伴的，恰恰是主体所产生的审美愉悦。在观照达到极致时，就是叔本华所说的“自失”的状态。叔本华颇为深刻地论述了主体在进行审美观照时的情境，他说：“人在这时，按一句有意味的德国成语来说，就是人们自失于对象之中了，也即是说人们忘记了他的个体，忘记了他的意志；他已仅仅只是作为纯粹的主体，作为客体的镜子而存在；好像仅仅只有对象的存在而没有觉知这对象的人，所以人们也不能再把直观者[其人]和直观[本身]分开来了，而是两者已经合一了；这同时即是整个意识完全为一个单一的直观景象所充满，所占据。”.[2][2]叔本华所说的“直观”，从美学意义而言，与我们说的“观照”基本上是一致的。尽管叔本华的观点有其自己的出发点，但这里对于“直观”也即审美观照的分析是较为充分和合乎实际的。值得注意的是，叔本华在论述审美观照时指出了由此而产生的审美愉悦（或云“快感”），他说：“不管它是由艺术品引起的，或是直接由于观审自然和生活而引起的，本质上是同一愉快。”[3][3]在我看来，进入审美观照的过程，必然带来的就是主体的审美愉悦感。主体隔断了与其他现实事物的关系，而以特殊的兴趣和情韵凝神观照某一特定的对象，以至于达到物我两忘、“自失”于对象之中的程度，不能不使主体产生一种充塞身心的审美愉悦感。刘勰所说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等等，都是在审美观照中获得了愉悦感。


三
     在中国诗论、画论和书论等艺术理论中，“观照”及其相近概念是很多的，它们从哲学中引申过来，但却使“观照”这个范畴具有了丰富的、纯正的美学意味。南朝宗炳的画论名著《画山水序》云：“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像。---况乎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写色也。-----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丛，独应无人之野。峰岫峣嶷，云林森眇。”[12][12]这里的“澄怀味像”、“应目会心”、“披图幽对”等，都是说对山水之美的观照。这种观照包含了这样几点意思：一是主体是以虚静的、“含道”的心胸，来晤对山水之“像”的；二是这种观照不是一般的“看”，而是物我融通、心凝神释感通过程；三是观照所得并非仅是山水外形，而是在物我融通中产生的灵趣神韵。这是超乎形质之上的。刘勰在论创作的“神思”时说：“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以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穷照”之“照”，可理解为洞察力；“独照之匠”，显然是借用了老庄的概念，并揉和了佛家思想，是指主体通过对外物的观照，而产生独特的审美意象。中国古代美学中的“观照”说有鲜明的价值论取向，也即是说在主体进行审美观照的同时，也是审美价值的生成过程。这在谈及艺术创作时是尤为明显的。如唐代诗人王昌龄在其《诗格》中论及诗歌创作神思的生成时说：“一曰生思。久用精思，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意谓诗人在苦吟力索诗思不来时，暂缓苦思，转而放松心情，观照外境，诗思或许就在这种偶然契机中“率然而生”了。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谈书法美学境界的产生多以观照为其前提条件，如说：“深识书者，惟观神彩，不见字形。若精意玄鉴，则物无遗照，何有不通？”[13][13]“自非冥心玄照，闭目深视，则识不尽矣。可以心契，非可言宣。”[14][14]而宋代大诗人苏轼在诗中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送参寥师》）意谓在诗歌创作的审美观照中可以洞烛“群动”，广纳“万境”，而且有着丰富的难以言传的“至味”。
     在艺术创作的审美观照中，审美主体往往进入物我两忘的“物化”境界，达到主客体交融的极致。作为审美关系的“物化”，与“感兴”、“感物”等范畴相比，都是更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哲学思想中“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基本命题。通过审美观照，主体进入审美体验的高峰，在感觉和意识中与客体交互感通，完全幻化为一，如庄子所说的：“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庄子.达生》）在我看来，“物化”是审美主体的灵性与客体的物性的自由无碍的融合，而非一般的“情景交融”。此时，主体因了对客体的观照而使自己的创造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亢扬，主体的灵性也因有了对象的附丽而高度唤醒；客体作为“物”也非单纯的“物”，而是因主体灵性的灌注而使其“物性”得以“敞亮”。庄子论“物化”时说：“灵台一而不桎”（《庄子.达生》）即是说主体的灵性与客体的物性化而为一，毫无滞碍。宋人郭熙、郭思父子论画山水云：“欲夺其造化，则莫神于好，莫精于勤，莫大于饱游饫看，历历罗列于胸中，而目不见绢素，手不知笔墨，磊磊落落，杳杳漠漠，莫非吾画。”[15][15]清人邹一桂记述宋代画家曾无疑画草虫的体会时讲：“某自少时，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夜不厌。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复就草间观之，于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笔之时，不知我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耶！此与造化生物之机缄无以异，岂有可传之法哉！”[16][16]由审美观照而产生的艺术创造是全然超越于主客体的区别，而进入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同时也超越了规矩法度而达到了审美创造的自由。


”（同上158页）这里的归结尽管未必全然符合审美观照中的知觉特点，但从它的整一性来说，还是有启发的。著名的现象学美学家梅洛--.庞蒂和杜夫海纳都以知觉研究作为其现象学的基石。前者是以《知觉现象学》成名的，他认为知觉是现象学最核心的研究对象。对于意识和知觉化的解释，使其终于走向了超越性审美问题。在他看来，只有通过知觉感觉得到的才能体验到，而只有知觉到的才能被把握到。如果人处于知觉和体验之外，那么他就与真理和真理的认识无缘。只有人的知觉才能赋予人的灵魂以光辉。梅洛—庞蒂强调知觉的综合性，他告诉我们这样一句意义深远的话：“知觉向我开启一个世界”。[25][25]杜夫海纳的现象学美学，尤以对审美知觉的精辟论述而著称。杜夫海纳认为，只要分析知觉就能最清楚地说明意向性概念中所包含的主体与客体的特殊相异性。杜夫海纳在其代表性著作《审美经验现象学》中以审美知觉作为主要的研究目标，他认为，“审美对象是在知觉中完成的。”[26][26]在杜夫海纳的现象学美学研究之中，感觉、想象等心理功能在审美活动中都是从属于知觉的。杜氏还非常重视审美知觉中的情感、意义和深度，这对我们理解审美观照是颇有启示的。杜氏在他的另一部名著《美学与哲学》中就这个问题有明确的表述：“当知觉深化为情感时，知觉接收审美对象的一种意义。这种意义我们曾主张之为表现，这表现就是语义学称之为内涵的东西。这种意义的特点是：它是直接从对象上读出来的，不是外加在知觉之上的，不是它的延伸或注释，而是在知觉中心被感受到的。于是，主体与客体深深地介入这种经验。”[27][27]而另一位美国哲学家V.C 奥尔德里奇也以现象学的眼光阐述了对审美知觉的整体性质，他说：“我们并不摆脱这种或那种因素，而是强调审美知觉的整体性。对于作为整体经验的完整性来说，这种知觉比通常的知觉更为合理。要素的结合取代了要素的分离。按照[这种审美知觉观点，这种知觉的作用在于揭示经验的潜在的有机统一，或通过对感官经验的明智的整理来制造这种整体性，从而把经验从它那通常是支离破碎和贫乏的结构中解救出来。”[28][28]在审美观照过程中，知觉就扮演着这样的重要角色。审美对象的意义、深度和主体的情感，都充溢于这种感性的直接呈现中了。
     对于观照中的审美对象而言，之外的事物都被“悬搁”起来。“悬搁”也是现象学的基本方法，胡塞尔也称之为“加括号”（Bracketing）,是现象学哲学对经验事实世界采取的一种根本立场。其实，这个方法的“专利”不应仅属于作为当代西方哲学派别的现象学，在中国哲学中可以说是早已有之矣。庄子所说的“用志不分，乃凝于神”，除所观照的对象，对其他事物都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非“悬搁”而何？正因其对其他事物的“悬搁”，主体所观照的对象得到了“去蔽”与显现，它焕发着自由的光彩而裎露在主体的视域之中。现象学中有“显现”的概念，恰好合适于审美观照中这种审美对象的呈现。德国著名现象学家克劳斯.黑尔德(Klaus Held)说：“所谓‘显现’（Erscheinen）意味着：从一个未被照亮的背景中显露出来。”[29][29]（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澄明之境”。海德格尔以诗意的笔致所描述的梵高的《农鞋》和希腊神殿[30][30]，其实正是在审美观照中的“显现，用海德格尔的话就是“它敞开了一个世界”（《艺术作品的本源》）这也就是“澄明之境”。海德格尔用更为诗化的语言来表述了这种境界：“此澄明也是愉悦，在其作用下，每一事物都自由徜徉着。澄明将每一事物都保持在宁静与完整之中。----它是神圣的。对诗人来说，最高者与神圣是同一个东西即澄明。作为众乐之源，澄明也就是极乐。通过愉悦的澄明，他照亮人的精神以使他们的本性得以对那些在其田野、城市、住宅中的本真者敞开。”（[31][31]）审美观照的视域，是如此的光亮、自由和充满诗意，又是如此的广远、深微和充满意义。它是感性的显现，也是本体的敞亮。“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两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庶几近于审美观照的情境吧！




没空看

好长好长好长长长……

回复：17楼
回复：17楼
回复：17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