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翁同文，中国著名史学家、红学家。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为纪念翁同文教授对历史学的贡献，东吴大学成立翁同文研究教授史学纪念基金。
1915年端午,我生于浙江温州泰顺县一山村,山水秀丽。父亲以我与孟尝君田文同生日,命名“同文”望子成龙，在永嘉读完初中，又慕名送到嘉兴秀州中学。秀中文理并重，何章钦先生教历史，俞沧泉先生教地理，非常认真;因文有曹之竞先生，英语有外籍教师，更为一般中学难望其项背，给我打下了良好的中英文基础。
甲戌年暑期在母校毕业以后，考上浙江大学农业经济系。大约11月底，因染上痢疾，休学回家体养。次年7月，前往故都北平，考北大、清华，恐名落孙山，又报名考燕京，师大。8月底以前，北大与清华先后放榜，幸都名列榜上。9月中旬我进了清华园。在清华上学的秀州同学，当时约10人有奇。记得1936年，国文业师曹之竟先生曾去住过一个学期，同学们曾宴请欢迎。但因日寇侵逼、校园多事,到了1937 年抗战爆发，搬迁长沙、南岳、蒙自、昆明，更少联系。惟记得经广州时，为等待由香港去海防船只，在岭南大学一间教室打地铺，同室的人中有朱有圻、范纯一、费自圻。
1939年夏在昆明，算是修毕历史系课程毕业。我自觉体弱，无意离开气候温和的昆明，进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充当哲学助教，从而达到留昆明的愿望。
在昆明的头几年，顾惠人校长与俞沧泉师来昆明时，秀州同学曾在信义路的餐馆设宴欢迎，当时在联大求学的有金正铨、胡灵泉、许国璋、陆家驹、胡锡年、翁同文、朱有圻、范纯一、费自圻、孙振均、何文声等10余人，还有倪因心、黄褚彪、沈秉一等在昆明工作。
在昆明为避敌机轰炸我曾去呈黄县滇池边的国立东方语言专科学校任教2年余。后又回昆明云南大学执教1年，才借钱买飞机票返回上海。
在上海，经清华师长介绍入圣约翰大学执教。假期中曾到嘉兴，富均兄约我同登烟雨楼.请客吃蟹粉面，记忆犹新。
1948 年秋，我由清华同学丁则良兄接引西渡欧洲留学，先在伦敦，待法语学好后就去巴黎大学高级研究院的一个国际合作的“宋史研究计划”任研究员。巴黎是艺术都会，博物馆、古玩铺、画廊，收藏的中国艺术品很是丰富。我深感兴趣，常结合文献研究.渐精于博古之学,善鉴别古董，尤其是古画，曾以法语撰文。刊于首要学报,后来写的同类文字10余篇,已汇篇为《艺林丛考》一书出版。
1964年，德国博宏市新建之鲁耳大学东亚学院要我教研究生.同时襄助建立中文图书馆。
该大学经费极为充裕,我到达后,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日本、欧美各国出版家的书目中，以轻重缓急标准，酌选订购，包括若干必不可缺的大部头丛书。图书馆搜集所有关于《红楼梦》的书.他们惊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研究《红楼梦》!究竟讲些什么?正好我从1954年读《人民日报》连篇累牍清算俞平伯先生资产阶级经学后，重温《红楼梦》并开始研究,但苦于有关的书籍很难找到，于是我就乘机利用那些书籍，更深入一步研究。所以后来我所开的两门课程之一就是红楼梦问题的讨论 ，从历史背景说到自传说及其问题所在。但发现须以“怡红院”对上“悼红轩”解释，则是到新加坡以后的事。
1966年秋，到北欧国家游览归来,就接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远东语文系邀请作访问教席,次年暑假到芝加哥参加美国的汉学会议。
1968年夏，我转到新加坡南洋大学执教主授唐宋史。当时秀中校友刘方烨、范纯一、费自圻也在新援助建设。
1977年,我应聘台北东吴大学，1986年退休改任研究教授至今。始终典述不懈。晚年自勉“结束微观归旧学,要从宏观出新篇”。
(1995年4月于台北)
1915年端午,我生于浙江温州泰顺县一山村,山水秀丽。父亲以我与孟尝君田文同生日,命名“同文”望子成龙，在永嘉读完初中，又慕名送到嘉兴秀州中学。秀中文理并重，何章钦先生教历史，俞沧泉先生教地理，非常认真;因文有曹之竞先生，英语有外籍教师，更为一般中学难望其项背，给我打下了良好的中英文基础。
甲戌年暑期在母校毕业以后，考上浙江大学农业经济系。大约11月底，因染上痢疾，休学回家体养。次年7月，前往故都北平，考北大、清华，恐名落孙山，又报名考燕京，师大。8月底以前，北大与清华先后放榜，幸都名列榜上。9月中旬我进了清华园。在清华上学的秀州同学，当时约10人有奇。记得1936年，国文业师曹之竟先生曾去住过一个学期，同学们曾宴请欢迎。但因日寇侵逼、校园多事,到了1937 年抗战爆发，搬迁长沙、南岳、蒙自、昆明，更少联系。惟记得经广州时，为等待由香港去海防船只，在岭南大学一间教室打地铺，同室的人中有朱有圻、范纯一、费自圻。
1939年夏在昆明，算是修毕历史系课程毕业。我自觉体弱，无意离开气候温和的昆明，进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充当哲学助教，从而达到留昆明的愿望。
在昆明的头几年，顾惠人校长与俞沧泉师来昆明时，秀州同学曾在信义路的餐馆设宴欢迎，当时在联大求学的有金正铨、胡灵泉、许国璋、陆家驹、胡锡年、翁同文、朱有圻、范纯一、费自圻、孙振均、何文声等10余人，还有倪因心、黄褚彪、沈秉一等在昆明工作。
在昆明为避敌机轰炸我曾去呈黄县滇池边的国立东方语言专科学校任教2年余。后又回昆明云南大学执教1年，才借钱买飞机票返回上海。
在上海，经清华师长介绍入圣约翰大学执教。假期中曾到嘉兴，富均兄约我同登烟雨楼.请客吃蟹粉面，记忆犹新。
1948 年秋，我由清华同学丁则良兄接引西渡欧洲留学，先在伦敦，待法语学好后就去巴黎大学高级研究院的一个国际合作的“宋史研究计划”任研究员。巴黎是艺术都会，博物馆、古玩铺、画廊，收藏的中国艺术品很是丰富。我深感兴趣，常结合文献研究.渐精于博古之学,善鉴别古董，尤其是古画，曾以法语撰文。刊于首要学报,后来写的同类文字10余篇,已汇篇为《艺林丛考》一书出版。
1964年，德国博宏市新建之鲁耳大学东亚学院要我教研究生.同时襄助建立中文图书馆。
该大学经费极为充裕,我到达后,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日本、欧美各国出版家的书目中，以轻重缓急标准，酌选订购，包括若干必不可缺的大部头丛书。图书馆搜集所有关于《红楼梦》的书.他们惊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研究《红楼梦》!究竟讲些什么?正好我从1954年读《人民日报》连篇累牍清算俞平伯先生资产阶级经学后，重温《红楼梦》并开始研究,但苦于有关的书籍很难找到，于是我就乘机利用那些书籍，更深入一步研究。所以后来我所开的两门课程之一就是红楼梦问题的讨论 ，从历史背景说到自传说及其问题所在。但发现须以“怡红院”对上“悼红轩”解释，则是到新加坡以后的事。
1966年秋，到北欧国家游览归来,就接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远东语文系邀请作访问教席,次年暑假到芝加哥参加美国的汉学会议。
1968年夏，我转到新加坡南洋大学执教主授唐宋史。当时秀中校友刘方烨、范纯一、费自圻也在新援助建设。
1977年,我应聘台北东吴大学，1986年退休改任研究教授至今。始终典述不懈。晚年自勉“结束微观归旧学,要从宏观出新篇”。
(1995年4月于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