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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在中国的历史书上，总是充斥着质疑与否定的声音；许多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有人甚至否认元朝是一个中国的朝代，因为它是异族人建立的。民间流行的许多说法，都把元朝黑了个透。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大部分国人，甚至一些历史研究者，所采用的都是以汉族王朝为中心的视角。
对于元朝，包括蒙古帝国的历史，一些国外学者则站上了一个更高更大的维度来观。比如日本著名欧亚史学者杉山正明，对于元朝可谓不吝赞词。在他的代表作《忽必烈的挑战》中，杉山正明直言：
“蒙古帝国构想卓越，忽必烈要做的，是在从地中海到西太平洋的巨大范围内，塑造一个新型的政治经济体系。” 的确，虽然当时的五大汗国各有其主，但其统治者，却全都是蒙古成吉思汗的后代，黄金家族的子孙。
在元朝，不但中原的领土疆域，超过历朝历代到达巅峰；更重要的是，经过忽必烈的时代，元朝建立起了一个罕见的新型世界国家、建成了自成一体的世界贸易体系；这前所未有地促进了欧亚大陆间的商业、物资和人员的交流。除了陆上贸易，当时西亚、北非和地中海的海上贸易也渐成网络，更全方位促进了元朝空前的经济自由与商业繁荣。
蒙古帝国成立于1206年。自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曾先后发动过三次西征，凭借战争手段，征服了从东欧到叙利亚的大片领土；之后，忽必烈又继而征服了整个中国。战争伴随着惨烈的杀戮，但也在客观上打破了国家间的壁垒，使欧亚大陆上的商贸联系和文明传播，变得畅通无阻。这也是一种战争产生的副作用。
蒙古帝国建立的前期，支撑帝国持续发展的，无疑是以征服领土、抢掠财物为目的的战争手段；但征服以后，统治者又应当何去何从，如何才能治理好这个多元而分裂的帝国？这时，武力手段则显然无能为力。
而此刻，忽必烈这位刚刚成功夺取汗位的蒙古大汗，面临的最大挑战，还有五大汗国的那些兄弟首领对他汗位合法性的真心认同。虽然忽必烈赢得了兄弟之间的汗位争夺战，顺利上位；但这些骄傲的黄金家族的兄弟们，却并不一定真正服气。他们依然拥有各自的武装，而忽必烈的军事实力，事实上并不比他们强多少。所以，想依靠武力，来实现蒙古帝国的真正统一，根本就不现实。
也许，忽必烈的过人之处，正在于他能够审时度势、跳出局限，站到了一个超越时代的、更高的维度，来做出自己的抉择。他坚决放弃了蒙古人传统和擅长的战争征服的草原模式，转而采用了经济和贸易的手段——利用帝国境内畅通的东西方商路，来重新整合整个帝国；凭借经济实力来巩固地位、不战而屈人之兵，进而统一整个蒙古帝国。
为了成功打造他的世界贸易体系，忽必烈充分利用了手头的资源：
1、以富庶的中原、特别是江南的强大生产力，作为商业贸易的核心和基础；
2、以穆斯林发达的商业贸易网络，作为商贸活动的通道和媒介；
3、并以草原的军事实力，为商品的运输和交易渠道，提供安全秩序。
以此，忽必烈创造出了国家主导的、超大规模的通商物流网络，把游牧与农耕，甚至海洋航运连结起来，建立起世界性的商贸交易体系、完成了蒙古帝国由军事向商贸的转型。
于是，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商贸往来与人员交流便无所不及。而蒙古人一直以来令人生畏的军事破坏能力，此时成为了一种积极健康的、保障帝国经济发展和商路安全的强大后盾。
忽必烈几乎实现了他和平统一蒙古帝国的宏大梦想，将一个军事帝国转型为商业帝国，相比于现在的欧盟，忽必烈提前600多年，就成功地建立起了一个欧亚联盟；为后世留下了一个以商业立国，通过商业手段来征服世界的全新思路。
学者杉山正明将其视之为世界最早的、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体系”。也许几百年后崛起的大英帝国，同样受到了来自于忽必烈的启发。

在元朝后期，朝廷恢复了有限的科举，尊崇孔子和理学学说。在元朝在90多年的统治期内，翻遍史书，并没有统一的“官方思想”，更没有类似焚书坑儒、文字狱那样，迫害知识分子的证据。元朝从未广泛推行过像印度种姓制度那样的种族歧视与隔离的政策。
相反，元朝从不关心知识分子对朝廷的不满和讽刺，而且是历朝历代少有的，律法宽松的朝代，被判死刑的人数为历史最少，也免除了以往朝代的连坐、珠链九族等残酷刑法。
与后来清朝满人的统治不同，蒙古人从未因人种、语言、宗教、文化差异，而故意抬高自己、迫害汉人，强迫民间接受蒙古的文化和习俗。也许因为性情粗犷，蒙古人根本懒得搭理那些语言、宗教差异，真正实现了中华大地上难得的宗教字油和盐论字油。
甚至忽必烈在位时，就连农业税都免了：蒙人当兵、汉人种地，国家收入来自盐业专卖和商业贸易，各个民族各司其职、和谐多元，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正是道家所倡导的“无为而治”。
既然不重视农业税，朝廷便无需建设庞大的官僚系统来管理汉人，这即节约了管理成本，也避免了官民矛盾。朝廷的财政收入有了盐业税、商业税的保障，就可以进一步轻徭薄赋、简政放权，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也形成了元帝国尚武、宽容、重商、兼收并蓄的时代特征。
而忽必烈在其治下的元帝国之外，对付那些不太听话的兄弟汗国，则多半是用手中的经济资源加以拉拢。草原的逻辑，与中原完全不同，各汗国的首领，不但不用给大汗进贡，大汗还得定期赏赐大量白银和奢侈品，以收买他们的承认和效忠。
虽然通过收买获得的效忠并不牢固，但当这些蒙古贵族手里有了现金，只有投入贸易金融，才能持续生利。而这些打仗出生的蒙古贵族，又普遍欠缺商业才能，说白了，就是不会做生意。
而这时，帝国境内那些来自西域、中亚的穆斯林，即所谓“色目人”，就成了帮贵族们经商、理财、盈利、一同建立商业帝国的理想伙伴。这些穆斯林，本就往来于整个欧亚大陆之间，善于经商、精于理财。这也是蒙古人重用“色目人”的主要原因。
蒙古贵族与穆斯林商人一拍即合，一个出钱、一个出人。在帝国境内，商人不但免除了商品的过境税，还能凭借其军事后备，为商路提供安全保障；此外，穆斯林商人在完成贸易、上缴资本利得后，要向朝廷缴纳3%的商业税。别看商业税的税率不高，但只要激活了帝国内部体量庞大的商业体系，就能获得的具有乘数效应的税收收入，可以说回报丰厚、潜力巨大。

元朝的财政结构十分独特，食盐专卖基本上占财政收入的80%，剩下的商业税又占了10-15%，最后一点的才是各地自营的农业税，朝廷根本不往眼里去。农业税都是地方税，能支付些地方开支，养活些达鲁花赤(地方行政长官)就行。所以，元朝老百姓享受的，才真的是轻徭薄赋。
过去成吉思汗建立帝国时，到处厮杀打仗，是为了劫掠财富，虽然获利颇丰，但却充满了风险和死亡，伴随着杀戮与毁灭，而且都只是一锤子买卖；而“富三代”忽必烈，却通过经济手段，在成功笼络各汗国首领的同时，建立起了庞大的商业帝国，以和平、发展、共赢的方式，获得了更为丰厚的回报；更重要的是，这可是一桩能够持续发展、健康成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意。
由此，各汗国蒙古贵族对于忽必烈的依赖，也与日俱增，心甘情愿尊其为“大汗”的同时，也被纳入了大蒙古的商业帝国和贸易网络的命运共同体；并从习惯于你死我活、好斗杀戮但野蛮人，变成了和平建设、创造财富的建设者。
忽必烈的智慧，正是跳出了蒙古传统的军事立国的思维方式，用商业合作、代替征服杀戮，凭借贸易这只无形的手，就玩转了大元帝国，重新编辑了以商贸为纽带的世界体系，使欧亚大陆的各个区域变得息息相关，再结合起西亚北非和地中海地区的海洋贸易体系，世界便成为了一个能够交流合作的有机整体。
至此，在欧亚非之间，一个“世界化”的盛况，从此出现。而忽必烈，无疑是这个体系的核心。
这么一说，教科书里描述的那个既残忍又屠杀的元朝，竟然变得既开明又自由了。的确，忽必烈这套以军事威慑为保障、以商业文明为底色的玩法，有历史学者送给他一个名词，叫蒙古自由主义。

中原王朝，向来有重农抑商的传统，而元朝最重视的，恰恰就是商业；蒙古草原，一贯强调军事征服，但忽必烈最看重的，还是商业和贸易。不得不承认，元朝给中原民族注入的，是一种自由奔放、桀骜不驯的不同基因。
难怪来自威尼斯的马可波罗，也一度陶醉于“世界上最美的城市”——杭州的物产丰富、富庶繁华；并曾经惊叹于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刺桐城(泉州)的物流繁茂、商旅云集。马可波罗笔下的元朝，地域辽阔、富裕发达、自由多元、自信大度，因此激发起了许多欧洲人对于大航海的无限向往。而马可波罗所描述的，正是忽必烈统治下的元朝。
中国历代王朝的覆灭，都与财政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元朝的财政危机，却与之前的中原王朝，有着明显差异。主要的不同是，中原王朝的财政来源主要是农业，以征收实物税为主。而元朝则从来不重视农业税。
元朝财政收入的主体，是以纸币形式收取的盐税和商业税。其中国家盐业垄断所获得的收入，竟达中央财政收入的80%。同时，朝廷军费支出、官员俸禄等财政开销，也主要以纸币支付。因此，元朝的财政体系与货币制度紧紧捆绑，被高度纸币化了。
正因为财政体系的高度纸币化，朝廷意外享有了一种通过超发货币(即征收铸币税)的方式，以维持赤字财政的便利。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金银储备耗尽，元钞实际上就成了一种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这时政府信用成为货币信用的唯一保障。想要保住纸币信用，唯一的办法是：朝庭缩减开支，尽可能用财政盈余回收纸币，以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避免币值被过度稀释。但要做到这些，却需要一个具有极强自制力的政府。
事实上，元朝在货币的问题上，恰恰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在连年财政赤字的压力下，朝廷发行的纸币，完全沦为满足融资需求的工具；而货币发行管理机构，如交钞提举司、平准库等，也成了朝廷的印钞机，“每日印造，不可数计”，朝廷想要花多少钱，自己印多少钱出来就是，货币发行彻底失去了监管。
如此随意印钞，朝廷虽然在短期之内缓解了燃眉之急，还能勉强糊弄过去、不出乱子；但从时间一长，则一定会对货币信用和政府信用，造成不可逆的损害。果然，没过多久，纸币在民间便彻底失去市场，被弃之如敝履。

这时市场一旦出现铜钱，原有的纸币便被迅速抛弃。但更要命的是，信用崩塌、纸币崩溃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经济泡沫的破裂、金融危机的爆发，进而引发各种民怨沸腾和农民起义，直至王朝统治的彻底覆灭。而先于元朝崩溃的，就是纸币制度的崩溃。
可以说，忽必烈建立元朝的初期，在全球普遍缺乏金银铜等贵金属资源的情况下，多亏有了纸币这个金融工具，元世祖才成功建立起了一个如此地域广阔、体量庞大的商业帝国。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帝国最终败于财政的崩溃。王朝后期的不断滥印货币，并不是因为古人对金融知识的匮乏，而是源于人性固有的贪婪和软弱。
不仅是元朝，中华整个中央帝国的历史长河中，在朝代末年、经济衰败时，朝廷都会忍不住开动印钞机救急续命，宋末、元末、明末，莫不如此。而这种扰乱金融市场的行为，越被拿来救急，王朝就崩溃得越快。
纸币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信用良好、准备金充足、经济繁荣上升的时期，无疑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好润滑剂；但是一旦天灾人祸不断、经济走势疲软，管理者又放任纸币超发滥印，货币制度则必然迅速崩溃，并将加速整个王朝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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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缔造的商业体系的确先进，但只是太过早熟，以14世纪的交通、物流、通讯等技术能力，远远无法满足在广阔的欧亚大陆上，建立起这套超前商业体系的需求。
可偏偏在14世纪，整个世界都在承受“大天灾”的打击。欧洲、北非、西亚的黑死病肆虐，中国水旱灾害和瘟疫横行。曾有学者总结：“元代之灾况，较其前之任何朝代，皆严重多矣。”(邓拓《中国救荒史》)
当自然灾害袭来，华夏的生产能力遭受打击，引发朝廷财政困难、滥发货币，加上元帝国本身就存在的种种问题。当这些内忧外患与经济危机，波及到草原军事力量与西域商业力量的正常运转，军队就会没有粮食、商人也会无法交易，蒙古大汗丧失了赏赐宗王的财富，政痣也立刻陷入一片混乱。
当然，引发元朝崩溃的因素十分复杂，人类社会本来就与自然界类似，都属于一种超级复杂系统，总会同时受到内部外部、众多因素、相互牵制、共同作用。但其中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却最为关键，很容易引发各种矛盾的连锁反应。
蒙古帝国自建立以来，整个版图聚拢了三个关键的有利因素：1、中原地区的人口和生产力优势；2、蒙古帝国传统的军事优势；3、中东阿拉伯人及穆斯林天然的经商能力。
三种优势经过忽必烈的一番富有创造性的整合，一种叫做蒙古自由主义的世界商贸体系，便横空出世；这也是将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与商业文明等原本相互隔离的文明方式，相互碰撞融合、纳入同一文明体系的升维过程。
也许只说升维，有些抽象，但是要理解忽必烈到“升维”有多伟大，只要看后来朱元璋的“降维”有多悲催，就好理解了。
没错，从升维到降维，就是元朝毁灭，明朝建立。
按照那些极端的大汉族主义者的理解，明朝“驱除胡虏”，把“落后”的蒙古人赶出中原大地，就该立马迎来一次中华文明的大繁荣才对。
但是事实却正好相反。如果你恰好注意过前些年文物市场繁荣时，拍卖行拍卖行元青花瓷的火爆场面，就可见一斑。
那些工艺水准、美伦美奂的元青花瓷，以及让人乍舌的市场价格；对比明代初年，那些粗陋不堪的明青花瓷，那感觉就好像一下倒退了几百年，而瓷器工艺水准的逐渐恢复，就得等到明末清初了。

朱元璋既然驱除了“胡虏”，那么，他所恢复的“中华”又是什么呢？他让中国回到宋朝的状态吗？然而并没有。明朝的那套制度，几乎照搬了元朝那些所谓没文化的蒙古人的制度。比如廷杖和诏狱，大臣在朝堂上，直接被摁翻了就打板子，其野蛮程度、令人发指。明朝皇帝的蠢和坏，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这只是表面现象，明朝的降维过程，是有其完整的逻辑链的：
首先，朱重八认为，贸易肯定是不能搞的，搞了贸易，就引进了境外势力，那老百姓还能乖乖听话吗？自由主义是万万要不得滴。那么最省事儿的办法，就是把老百姓像植物一样栽在地里，每个人都有身份和户口，什么种田的农户、做工的匠户、当小姐的妓户。这还不算，明朝的基本政策是：如果当妈的是小姐，那么女儿就一定是小姐，世世代代、永不翻身。
那么老百姓要想出村走走，总可以吧？对不起，你得去官府找路引，否则一旦离开家乡几十里外，那就叫犯法。人连动物都做不了，就变成了植物。动物感到环境恶劣，还会跑路迁移，只有植物才能长了一茬又一茬，毫无反抗、任人收割。
其次，人变成植物以后，国家就收不了工商业税了，那就必须征收沉重的农业税。明朝的农业税大概是元朝的9倍。于是乎，一个到处唱歌、写诗、填词、作曲的，自由自在的元代，一下变成了暴戾残酷、横征暴敛、万马齐喑、毫无幽默感的明朝，至此，民间的经济活力，丧失殆尽。
第三、要征收农业税，那就得统计户口、挨家挨户、逐一征收，而这就必须依靠庞大的官僚系统。但养活官僚系统本身，又要花费更多成本。因为光发工资肯定是不够的，只要官僚系统存在，就少不了贪污腐败；贪污腐败越来越多又该怎么办呢？那就必须得要严刑峻法。
天呐，这些逻辑，在元朝可是一样都没有啊。这并不是蒙古人更仁慈、更有道德；而是他们从来都不理解官僚系统的这套玩法，反正他们的财政收入也不用靠农业税解决。对于元朝皇帝来讲，那么多的汉人百姓，他既不会管，也不想管，更没必要管。那就索性给你自由好了，各人凭本事去种田、做工、经商；儒户还能免税，专心去填词作曲、繁荣文化。大家相安无事、万事大吉。
所以，元朝的法律是历朝历代、最宽松的，这可不是信口胡说的，而是朱元璋亲口说的。重八说，宋朝和元朝，就是太宽纵了，所以他得来个严的。再看明代的笔记小说，里面也提到过，在元代即便判了人死刑，有时都不执行，让他自己老死在牢里就算了。

元代还有种刑法制度叫做烧埋银。即如果罪犯杀了人，被害人家庭又孤苦无依，杀人者就能选择一种经济补偿的方式，给死者家属一笔烧埋钱、安排好他们的生活，以换取减刑。这种制度安排，一直都是个严肃的法律问题，直到现在，法律界还在激烈争论。
可是到了明代，那就真的叫严刑峻法了，死刑是最轻的一种刑罚。只要官员贪污60两银子，就直接判处死刑，“剥皮实草”(不懂啥意思的自己去百度)。还有朱元璋屡屡搞出的谋反或反腐大案，动辄牵涉几万人之众；更有甚者，他的儿子朱棣在著名的方孝孺案上，就是诛灭九族都没办法解气，硬是搞出了一个“诛灭十族”的制度创新。
明朝的这一整套逻辑，走到最后又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对于草根乍富、又没上过学的朱元璋，就连儒家的代表，孟子他老人家的文字都容不下，干脆把孟子也禁掉了。至于老百姓嘛，那就更没说话的地儿了，文字狱成为一种惯例。
而元代的蒙古人，连汉语都不怎么懂，不但没有文字狱，对宗教也异常宽容，各种各样的宗教，什么伊斯兰教、景教、天主教等等，可谓遍地开花。读书人不但可以写诗、填词、作曲，就算是讽刺当权者的戏剧，一样可以大摇大摆在宫廷里上演，统治阶级照样看得哈哈大笑。蒙古人没文化，却有一种宽容大度的气度，这就叫蒙古自由主义。
说了半天，我就是想说，一个朝代的商业贸易、经济发展、财富逻辑，与这个朝代的䈣滞制度、文化风俗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不但绝不孤立，而是有着一套完整的逻辑链条。
确实，那些曾经盛极一时的帝国，虽然导致其衰落的原因众说纷纭，但财政状况的恶化，却伴随其衰落的整个过程，这既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教训，更有一套内在逻辑。
专攻罗马经济金融史的学者，达成了一种普遍共识，即：导致罗马帝国崩溃的主要原因，不是别的，就是通胀。银币严重兑水，引发了经济危机，于是国家无力支付军队军饷，因而也无法抵抗外敌入侵，最终走向亡国。
自然灾害、战争开支、货币崩溃、民怨四起，导致财政恶化；而财政恶化，又推动政府滥发货币；从而引发下一轮恶性循环，使帝国在军事社会等各个层面出现漏洞，直到最后无法维持下去而轰然崩塌。
在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有句值得回味的名言：衰落帝国的财政，是个有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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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为什么灭亡？节选自《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http://tieba.baidu.com/p/6130302372
延伸阅读：
马德《气候颠覆历史》元末明初气候，书中同样提到了元朝末年连续数十年天灾的灾难性后果：
http://tieba.baidu.com/p/5455179139

袁腾飞认为元朝最黑暗的视频不给发：

袁：元朝人分四等，蒙古人一等；色目人，如外国人马可波罗是二等；原金统治区的汉人第三等，原南宋统治区各族叫南人，第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打死了汉人南人白打，赔50两烧白银、出征一年就完了；汉人南人打不许还手骂不许还口。南人不许习武、不许打猎，不许骑射、结社，不许祭祖，五家一把菜刀。汉人南人组成的军队不得在长江以北驻扎，兵器是木头的，打仗才给你发金属兵器，所以：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王朝！
它如果真像现在那些个御用的历史学家吹嘘的那么好，它能90多年就灭亡吗？！

总之是神经大条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