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价，保主跨海去征东。”
薛仁贵，唐朝名将，道家传说其为白虎星下凡。一生追随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立下了“三箭定天山”、“神勇收辽东”、“脱帽退万敌”等赫赫军功。然而在大非川一役中，此前百战百胜、骁勇非常的唐朝战神薛仁贵遇到了远远凌驾于自己的对手，最终一败涂地，十万唐军精锐全军覆没，军中大小将领尽数被俘，战神神话就此终结。
一、惨败
　　 吐谷浑王国位于青海，隋炀帝时曾痛击之，迫其成为大隋臣属。隋亡时，吐谷浑趁机独立自强，但唐建国后，又将其修理一番，吐谷浑遂沦为大唐属国。后来吐蕃渐渐势大，于663年猛击吐谷浑，吐谷浑向宗主国大唐求助，唐廷向吐蕃提出抗议，但吐蕃丝毫不给大唐面子，毫不犹豫地将其灭国。唐廷不敢赴援，坐视吐谷浑沦为吐蕃的属国，只是收留了吐谷浑王，让其在唐境建了一个流亡政府。
　　 吐蕃在攻取吐谷浑后，对唐获取了更大的军事主动，于670年攻取了大唐在西域的根基安西四镇，自此唐朝便在与吐蕃的西域争夺中落入下风。高宗李治认为，要抗拒吐蕃对唐朝在西域领土的不断蚕食，就必须复夺吐谷浑，扶持流亡的吐谷浑王归国建立一个亲唐政权，以之作为大唐在西域的根基。也正是因为此时吐谷浑已经成为唐、蕃争夺的核心，于是便拉开了大非川战役的序幕。
　　为了在青海取得胜利，唐廷从各地抽调精锐部队，组建了一支大军，统军元帅就是演义小说中号称战无不胜的战神薛仁贵，结果十余万唐军在青海湖以南的大非川一带被吐蕃军全歼，迎来了大唐自建国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这次大战基本决定了吐谷浑灭亡后唐蕃双方在青海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此后大唐军队再也未能涉足乌海。
　　 由于此次大唐首屈一指的名将，之前在辽东战场上威风凛凛，号称常胜的“大唐战神”，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被吐蕃军统帅钦陵打得全军覆没，大唐的面子上实在是过不去，于是史官们便采用了一系列手段来歪曲历史，不仅尽量淡化大非川之战，在诸史书中对如此大战只是寥寥几笔带过，更对薛仁贵被俘一事含混其词，大加遮掩，冀图靠此篡史劣行来蒙骗世人。而后世之人多有庇护唐朝，吹捧薛仁贵之辈，于是将谎言越编越圆，越传越广，如今竟然已成为主流舆论了。
二、谎言
　　目前对大非川战役的主流阐述是：薛仁贵令副将郭待封在后方置二栅，率领两万人守护粮草辎重，不可轻出，自己则率主力倍道疾进，突袭乌海。薛仁贵部一路摧枯拉朽，本能轻松击破吐蕃，可就在此时，郭待封却因为不服薛仁贵，所以自以为是，不听薛仁贵死守之命，擅自向前方运粮，将辎重置于危险之中，结果在半途遇袭，全军覆没。薛仁贵眼看就要大破吐蕃，却得知粮草有失，只得自乌海撤退，功亏一篑。而在退军途中，缺乏粮草的唐军又遭遇吐蕃主力追击，全军覆没……总而言之，言而简之，传统说法认为，薛仁贵此次的军事行动本来已获先机，最终功败垂成，皆因郭待封妄为冒进所致。
　 仅从这一件史实的记载，我们就能看出如今中国史学界存在的六大缺陷：一是读书不求甚解，人云亦云，除了会把古代历史照字面翻译一遍外，别无建树，根本没有质疑、分析、总结这些过程，甚至连这些意识都没有；二是逃避问题，遇到有矛盾和逻辑说不通的地方，就装着看不到，假装其不存在，自欺欺人，糊里糊涂瞎分析；三是研究历史者普遍缺乏军事知识，分析打仗时完全不提双方的战略和战术分析，把两方都写得如同傻瓜下棋一般，一招就赢了，根本未能真实地反映战场的复杂；四是喜欢把胜败的原因泛道德化，赢是因为顺天应命，败是因为人心不附，与双方的战斗力好像没有关系一样；五是把胜负过多的归因于主帅的韬略和个人道德上，败了就怨将领无能，奸臣当道，好像与士兵的战斗力、武器的好坏，指挥艺术的高下和战场的随机性等客观因素都无关一样；六是态度不够客观，对己方一味偏袒，夸大胜利，讳言失败，同时又丑化对手，给希望保护的人找替罪羔羊……
三、真相
要想真正明白一场战役，首先要明白其发生的背景，以及双方的战略意图。根据这些做出的分析和判断，才能够触及根本，而不是浅薄的表象之物。
此次唐军远道而来，粮草供应困难，自然期望能速战速决，所以薛仁贵的战略意图肯定是尽快找到吐蕃主力，与之决战。取得胜利后，再借助吐谷浑王的政治影响力，挟胜控制吐谷浑。而薛仁贵初期的具体战术也确实如此，先自己亲率轻锐骑兵突袭吐蕃牧场河口，引起吐蕃军注意，然后便以这支骑兵为诱饵，回撤布防于乌海，诱使吐蕃主力前来进攻。而以郭待封统率唐军主力步骑后至，趁蕃军久攻疲惫之时，与自己夹击其于乌海。这种梯次进攻再夹击的战术在战争史上十分常见，尤其善于应对行踪飘忽迅速的对手，利用其试图歼灭自己前锋的贪心将其聚歼。
　“仁贵遂率先行，至河口遇贼，击破之，斩获略尽，收其牛羊万余头，回至乌海城，以待后援。”前期的行动完全按薛仁贵的盘算发展，突袭河口令吐蕃猝不及防，唐军取得小胜，成功吸引了吐蕃的注意。之后唐军撤回乌海，占领预设战场，部署防御，静待吐蕃大举进攻，试图借助有利地形疲惫对方，然后与赶来的郭待封部夹击对方于险隘之下。然而就在薛仁贵于乌海苦等吐蕃来攻时，吐蕃军却不再按照他的心意行事了。
　 薛仁贵此次失算的原因就在于把对手当做了平庸之辈，然而吐蕃军统帅钦陵却是比他更强的军事天才，所以薛仁贵自以为得计的谋划反倒变成了自作聪明。其实这种情况我们并不陌生，就如对弈一般，如果对手不如自己，那种种计策均能完满得逞，显得算无遗策，智比天高。可一旦对方棋高一着，那种种策略都会被看穿看透，整盘束手缚脚，僵硬滞涩，形同白痴。而如果胆敢耍小聪明，那更是会比稳扎稳打输得还狼狈。薛仁贵以前所遇的对手，无非是高句丽人和铁勒人，不仅军队的战斗力差，统帅也都是平庸之辈，所以才造就了薛仁贵“战无不胜”之名。然而此次遇到战斗力相仿的吐蕃军，以及钦陵这种韬略更为高明的敌方统帅，被其所算，大败亏输也就并不奇怪了。
　　唐军此次的动向十分诡异，薛仁贵于河口小胜后，非但没有继续进攻，扩大战果，反倒是立即后退，龟缩回乌海防守。原本唐军远涉进攻，处于疲惫困难的状态，可这样一来，如果吐蕃要反击，那主力便要远涉百里，来到唐军预设的阵地前仰攻险隘。薛仁贵的算盘虽然打得不错，但以钦陵之知兵，肯定能注意到如此明显的古怪，再联想到薛仁贵麾下并非主力，仅有前锋，便对薛仁贵的想法洞若观火。
　 无论是薛仁贵还是郭代封，他们都认为钦陵一定会先选择人数较少的薛仁贵部下手，这是一种固定思维，也确实符合一般庸将的思路。谁都知道要“断其一指”，但一般是哪根指头伸出来就先打哪根，而不会去先打另四指结成的拳头，所以唐军所有的计划都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然而钦陵最终却竟然选择了先打郭代封部这个“拳头”。要说这钦陵确实是个精通兵法的奇才，深知强弱是一个会转化的东西，人少的一部并非一定是薄弱环节。薛仁贵部虽然人少，但他的部队是精锐，而且占据了有利地形，做好了战斗准备，警惕性较高。而郭代封部却处在行军之中，没有任何工事的掩护，还拖了一大堆辎重，尤其是郭代封也认定吐蕃主力必定会先进攻薛仁贵部，所以其警惕性应该不会太高。
　　钦陵成功地哄骗了薛仁贵，令其误以为吐蕃军主力就在自己面前，且正在酝酿一场强攻，所以始终傻傻地呆在乌海，毫无举措。其实钦陵不过是用少量兵力稳住薛仁贵，真正的主力早已绕过他在乌海的防线，全力扑向正朝乌海行军的唐军主力。等到薛仁贵得知郭待封部被大破，粮草辎重损失殆尽的噩耗后，其实此次战役大局已定。薛仁贵也很清楚自己棋输一招，大势已去，所以赶快自乌海撤军，与郭待封军残部会合。但此时的唐军缺乏粮草，士气低落，想逃都逃不掉，如果勉强行军，吐蕃肯定会沿途袭扰，尾随而击，全军只会更快地崩溃，所以薛仁贵被迫率部退往大非川，据险与吐蕃相持。但这也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钦陵从较近地区调集了大量兵马，齐集数十万大军前后合围，最终全歼十余万唐军，生擒薛仁贵。
此战胜败的关键，根本不是某些人说的什么唐军不擅在高原作战，那不过是为唐军惨败找借口的诿过之言而已，唐军中也有大量的党项等少数民族士卒，这些人很善于在山地、高原作战。吐谷浑也处在海拔32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唐军之前将其灭国时却十分轻松，更积累了不少高原做战的经验，所以海拔或许对唐军的战斗力略有影响，但绝不会是大非川战败的主因。胜败的关键也不在于士兵的战斗力，在唐军中比较精锐的部分面前，吐蕃人也并无太多战斗力上的优势。更不是因为什么兵力优势，虽然吐蕃确实人较多，但大多都是些临时征召的牧民和仆从国部队，吐蕃精锐很多都并未参战。
　　 其实此战虽然名为“大非川战役”，实际上胜败却决于乌海，胜负的真正关键就在于两军统帅指挥的高下。钦陵和薛仁贵二人都不是那种死板教条，只知道打有把握却难大胜的那种消耗战的庸将，都觉得自己谋略上更胜一筹，所以均兵行险招，试图用高风险换取高回报。薛仁贵以身为饵，布下前后夹击的局，等待钦陵入彀，而分兵的风险就是容易被各个击破。钦陵则避实击虚，骗过薛仁贵，主力绕过乌海，击溃唐军后军。
　　乌海是青藏高原上的交通枢纽，大军走其它地方要绕远，而且增加不少麻烦，这也是薛仁贵不认为吐蕃大军能绕过自己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钦陵最终还是克服了困难，漂亮地打了一个时间差。当然，钦陵此举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如果薛仁贵看穿了他的部署，率部自乌海尾随，在他进攻郭待封时自后夹击，那吐蕃主力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任由唐军宰割。但薛仁贵终究是棋差一招，为钦陵所算，呆呆地在乌海死等吐蕃人来进攻，把战场的主动权拱手相让，最终满盘俱输。可以说，在薛仁贵失算之后，唐军的惨败就是板上钉钉之事，吐蕃就是只有十万人，也能大胜，所以将战败的责任全推诿于人数较少是不客观的。
　　“有人云卿乌海城下自不击贼，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从这句高宗斥责薛仁贵的话我们可以清楚看出，皇帝对他龟缩于乌海防线，而没有主动进攻的做法是非常不满的。此时仗已打完许久，高宗应该已经了解清楚此战经过，若非比较确定，若非极度不满，若非认为他“不击贼”是导致战败的主因，又怎会说出“朕所恨者，唯此事耳”这样的话呢？
四、夸大
　 为了维护唐朝和薛仁贵这个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唐史和后世的一些无良学者对此战有意进行了歪曲和不公正的解读，具体手段不外两者。
　　第一个伎俩是夸大吐蕃军数量，试图借对方以众克寡来为自己的失败挽回部分面子。唐史中明确说吐蕃出兵四十万，还有人胡扯什么六十万，实在令人发笑。吐蕃最盛时正规军也不过号称四十六万，这个数字很可能是有所夸大的，青藏高原的资源和人口如何能支撑其如此庞大的常备军？以大唐的幅员和国力，也不过保持三四十万的编制，每次出兵，多时也不过十几万人，吐蕃又怎能做到一场战役就出动四十万之众，难道其它边境和国家内部就不需要武装驻守了么？
　　而且就算吐蕃真有四十六万大军，也多驻扎于西域四镇和吐蕃国内，拉萨距大非川远达2000公里，薛仁贵这次进攻青海属于快速突袭，钦陵根本来不及从国内调动大军，又怎么可能来得及把举国军队投入青海战场？670年时，吐蕃的军事重心正放在西域，就在大非川之战前，吐蕃刚刚对西域展开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攻陷大唐十八个羁縻州，又攻克安西都护府所在的龟兹，夺取了整个安西四镇，这么大的军事行动，没有十几万军队是做不到的，而且出动的多半还是吐蕃军中的精锐。而就在大非川开战之时，西域的唐军也正遭到吐蕃人的压制，所以至少这十几万蕃军是无法参与大非川之战地。仅此一条，就可确知吐蕃在大非川不可能有四十万之众。
　　有些人妄言什么薛仁贵此次进攻虽然惨败，但却成功地围魏救赵，迫使吐蕃撤回了在西域的主力部队，所以虽败犹荣，这也完全是瞎扯淡，显然是在用阿Q精神给自己遮羞，从西域到青海有多远的距离？那个年代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把军队调过来？而且就算发生神迹，真从千里之外把大军急急调来，薛仁贵早已在乌海严阵以待，这些远途而来的疲惫之师也只能是送死而已。
　　吐蕃在青海的驻军并不多，就算从周边邻近处紧急调动，能用来参与此役的正规军总数也不会太多，尤其是在战争前期，钦陵能用上的吐蕃军队或许还没有唐军多，他完全是凭借卓越的指挥骗过薛仁贵，击溃郭待封，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然，吐蕃此次应该得到了吐谷浑的大力协助，仆从国的部队加上临时征召的牧民，也有不小的数量，虽然大非川周边不过几十万人口，能征召的容量有限，但超过十万应该还是不成问题的，所以说蕃军有人数上的优势也不能算错，但四十万却未免有些夸大，并不可信，而且这些仆从军和民兵的战斗力也十分值得商榷，恐怕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五、羔羊
　 第二个为薛仁贵开脱的伎俩是塑造一个替罪羔羊，把战败的责任全部推给副将郭待封，试图丢卒保车，挽回薛仁贵和大唐的声名。
　 据《旧唐书-薛仁贵传》记载，薛仁贵在出兵乌海前曾对郭待封说：“乌海险远，车行艰涩，若引辎重，将失事机，破贼即回，又烦转运。彼多瘴气，无宜久留。大非岭上足堪置栅，可留二万人作两栅，辎重等并留栅内，吾等轻锐倍道，掩其未整，即扑灭之矣。”
　　这段话的关键在“吾等”二字。从这段话可以清楚看出，按薛仁贵的军事计划，唐军根本不是一些人胡扯的什么兵分两路，一路进攻，一路护粮；而是兵分三路，前锋是“率轻锐”疾进的薛仁贵部，当时突厥各部内附，突厥骑兵一向是唐军的先锋精锐，所以前锋多半就是以这些突厥兵团为主。而薛仁贵对郭待封说“吾等轻锐倍道”，显然要求快速前进的不仅是他自己，而是“吾等”，即包括了郭待封所部。换句话说，要求中路的主力部队由郭待封统帅，尾随薛仁贵的前锋疾进，至于后路那两万置栅固守的保护辎重的部队，却并不由郭待封统领。而从“（薛仁贵）至河口，遇贼，破之，多所杀掠，获牛羊万计。进至乌海城，以待后援”这句话中，我们也能证实这一点。如果只是兵分两路，郭待封率后军固守辎重，并不前进，那薛仁贵等的这个后援又是谁呢？
　　如今一些人为了维护薛仁贵的战神形象，为了将战败责任推给郭待封，竟然连薛仁贵原本计划分几路军都搞不清楚了，这种业余的学术水平和拙笨的理解能力，居然也能够影响主流舆论，真是令人嗔目结舌。而我们全民的历史观也就由这样一群水平低劣，只会胡乱歪曲历史的伪学者所操控。
　　薛仁贵为了歼灭吐蕃主力，在乌海设下套子，由于嫌辎重影响行军速度，“将失事机”，所以冒险将辎重留在后方，仅由两万人固守，这无疑是很冒险地。薛仁贵这样做，一方面是迫于形势，为了速战速决，不得不冒风险，试图孤注一掷，迅速在乌海取得决定性胜利；一方面是想不到钦陵能看穿他的部署，还能克服困难，绕过乌海深入后方，并且如此迅速地集结起一支足以吃掉郭待封部的大军。
　　郭待封确实是对薛仁贵先前的部署做了调整，不仅带着主力赶往乌海，也将粮草辎重和守护辎重的两万人都带上了。郭待封的动机当然不是什么“耻在仁贵之下”，那显然是撰史者为了把责任全推给他而做的人格丑化。就算郭待封不服薛仁贵，也不可能仅仅因为这个理由就违背军令。粮秣是军中命脉，薛仁贵是知兵之人，如果郭待封是个轻重不分，不顾大局的人，薛仁贵又岂会把整场战争的关键相托？
　　郭待封可能是觉得仅留两万人看护辎重并不安全，所以宁可牺牲行军速度也要以主力护着粮草前进，而从后面的战况来看，郭待封的顾虑显然是有道理地。薛仁贵在定策时，明显一厢情愿地认为吐蕃主力将主攻乌海，所以才会有留两万人护粮的乱命。郭待封可能是后来发现了敌人大量集结的蛛丝马迹（比如侦骑大增，探马发现有部队集结的迹象之类），感觉吐蕃人对唐军粮草的打击规模要大于薛仁贵之前的预料，两万人未必能护得周全，所以才调整部署，用主力保护辎重前行。然而郭待封仍然低估了吐蕃人的规模，他应该也没想到吐蕃主力会绕路先来打自己，所以被半道而击，伤亡惨重，粮草全失。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郭待封没有僵硬呆板地遵从薛仁贵的乱命，而是审时度势，因时而变，违背作战计划护粮前进，无疑是一位负责任、有脑子的将领。当然，即使郭待封为了明哲保身，明知粮草留下不安全，还是死板硬套薛仁贵之前的计划，只带主力快速行军，那结果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吐蕃主力一样会埋伏在熟悉地形中，等着他轻装倍道而来，然后将其歼灭，他疾进的疲惫之师只会败得更惨。而等击溃了郭待封的主力后，孤零零死守粮草的两万后军，面对铺天盖地的吐蕃主力，也只有覆没一途。综上可知，既然主帅薛仁贵在布局上输给了钦陵，那此次唐军覆没就已是注定之事，与郭待封是否机变并无太大关系。唐史的编撰者将战败的责任全归咎于他，让可怜的郭待封替薛仁贵背黑锅，这种可耻的做法不仅很不公正，而且也极不道德。
　“有人云卿乌海城下自不击贼，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其实我们从唐高宗的这句话也能清楚看出，“致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薛仁贵在乌海城下“自不击贼”。如果真像庸俗的历史论调中说的那样，是郭待封的违命胡为导致了惨败，那李治“所恨”的又怎么会“唯此事”呢？
　 况且后来唐廷严惩薛仁贵，也从侧面证实了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如果真像唐史所述，是郭待封“不用仁贵策”而导致即将大胜的唐军突然惨败，那唐廷肯定会重惩郭待封，而对薛仁贵和阿史那道真从轻发落，又怎会“三人皆免死除名”，施以同样的处罚呢？显而易见，在当时的唐人眼中，郭待封并没有犯下什么令大家深恶痛绝的过错，这与如今的主流舆论把战败责任全推给他是极不一致的。其实从吐蕃军自始至终未曾进攻乌海，就能够确知“仁贵策”已经失败，郭待封随机应变，据势而为又有什么过错？
六、被俘
　 唐史中对大非川惨败的结局遮遮掩掩，不肯细述，只说是十几万大军“死伤略尽”，而薛仁贵、郭待封、阿史那道真几位将领“仅以身免”。《新唐书-陈子昂传》中又记载唐军“一甲不返”，由此可见唐军是在被包围后全歼了，而不仅仅是被击溃。《资治通鉴》中记载得略详细些，说薛仁贵在全军覆没后，“与钦陵约和而还”，还擅自与吐蕃缔结了一个停战协议，和谈条件就是大唐彻底放弃吐谷浑，唐军从此不再进入吐谷浑领地。此约之后，吐谷浑失去了最后一线复国的希望，日月山以西自此彻底为吐蕃所控。
　 虽然史书中对薛仁贵与吐蕃“约和”的过程有所避讳，语焉不详，但他既然还去和吐蕃人和谈定约，那所谓的“仅以身免”，自然就不可能在唐军被击溃时趁乱突出重围了。而既然在约和之后，仍然只有几名将领能够回国，那定约自然也不可能是在大军覆没之前。否则薛仁贵既然手中尚有数万成建制的部队，又已经在谈判中做出了重大让步，那他就算再无耻，也不可能勒令这数万将士放下武器，后半生留在青藏高原上给吐蕃人当奴隶，以换取自己和几个将领能够安然归国吧。况且，既然绝粮的唐军被重重围困在青藏高原之上，十几万将士一个没能跑掉，他们几个将领凭什么就能那么幸运地逃走，天下有这么巧的事儿么？
　　真相其实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十几万唐军确实“一甲不返”，全军覆没，而薛仁贵也显然在吐蕃人的总攻中被生擒。他非但没有选择轰轰烈烈的战死或者自尽，而是以俘虏之身，越权替大唐帝国许诺永久放弃吐谷浑，达成和议，以此换取自己和其他几员主将被放归，这无疑是一种为了自己苟活而出卖国家利益的可耻行为。他后来被“械送京师”，“免死除名”，固然主要是因为丧师辱国，但恐怕与此次为了逃生而擅自做主，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也不无关系。
　　虽然在“民族英雄”这个光环的庇护下，主流舆论至今仍然不肯承认薛仁贵被俘这个昭然若揭的事实，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料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有勇气说出这一点，所以想必真相被揭破的日子也不会太过遥远了。
七、战神
　 说起唐朝时期的战神，人们常常会想起薛仁贵，其实对于这个称号，吐蕃宰相，兼任全军统帅的钦陵才更加实至名归。钦陵以西陲贫乏之地，指挥着兵器和甲胄都不精良的蕃兵，数年之间数度大破唐军，还令大唐帝国的战神薛仁贵全军覆没，兵败遭擒，着实为吐蕃人打出了气势。在钦陵的高明指挥下，在公元670至696短短二十多年间，唐与吐蕃间爆发的四次规模最大的会战都以唐帝国惨败而告终，唐军总共的损失很可能达到了四五十万之多。
　 670年，大非川之战，薛仁贵 VS 钦陵，十几万唐军全军覆没，薛仁贵、郭待封、阿史那道真几位名将被俘后放还。
　 678年，青海湖之战，李敬玄/刘审礼 VS 钦陵，前军尽没，副帅刘审礼被俘，十八万大军溃败，伤亡惨重，险些全军覆没，士兵确切损失唐史避讳而不载。
　 同年，高宗李治得知吐蕃赞普病死，遣兵部尚书裴行俭趁虚远征吐蕃。裴行俭虽为一代名将，但自知远非钦陵对手，畏敌而不敢行。他向高宗申诉：“钦陵为政，大臣和睦，未可图也！”拒绝前往，算得上是颇有自知之明，避免了全军覆没，被俘受辱的结局。
　　689年，安西之战，韦待价/阎温古 VS 钦陵，双方都是客场作战，唐军完败，伤亡未载。武则天大怒，斩阎温古，流放韦待价。
　　696年，洮洲之战，王孝杰/娄师德 VS 钦陵，唐军在素罗汉山前大败，十万以上战死，“尸骸高与天齐”，王孝杰被免为庶人。
　　纵观钦陵半生战绩，委实令人又敬又佩。其指挥的其它一些小的战役已经难窥其貌，但仅凭此四场大胜，便已足堪“战神”之名。钦陵上马管军，下马理政，把偏处高原，资源贫乏的吐蕃打理得井井有条，数次重创疆域、人口、国力、科技、军工水准都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己的大唐帝国，如此辉煌成就，就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武侯也不过如是。
　　而钦陵不仅在青藏高原的主场上势不可挡，在安西低海拔的客场上也照样能够大破唐军，显见并非那种只会倚靠地利取胜的庸才。他把吐蕃打造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与唐和大食在西域分庭抗礼，还一度对唐占据了绝对上风，在西域和河陇两条战线上打得大唐步步后退，丧师失地。若非功高震主，遭致吐蕃国主的疑忌，最终被阴谋杀害，大唐惨败于钦陵之手的恐怕就不仅仅只有这四次了。
　　俗话说：“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更比一山高。”“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与光彩夺目的钦陵站在一处，表现尚可的薛仁贵顿时便黯然失色。他虽然用兵也确实不俗，一生战功赫赫，但整体战绩终究还是差钦陵远甚。况且薛仁贵之前对阵的高句丽、铁勒等都不过是些野战能力二流的部队，唐军士兵更加善于野战，机动性更高，这些都是薛仁贵能够频频取胜的重要因素。如果让薛仁贵担当高句丽或铁勒人的将领，他还能继续保有那样的战绩吗？他还能屡战屡胜，击败苏定方、李世绩等人吗？反观钦陵，几次歼灭的都是战斗力高于高句丽人和铁勒人的唐军，而手中的部队却是装备和武器都远逊的蕃人，显然更为难能可贵。
　 当两人正面交锋后，高下便更是一目了然。固然唐军有客场作战、兵力较少这两个客观因素存在，但十几万人被全歼，片甲不回仍然是无可辩解的惨败，也因之能够看出钦陵在韬略上技高一筹。薛仁贵被之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自己当真天下无敌，才有大非川之行。如果他能和裴行俭一样有自知之明，不去青海挑战强大的钦陵，或许还能保住自己的“常胜”之名。惊才绝艳，战功显赫的钦陵，虽然战功和谋略均远远胜过薛仁贵，却因身在吐蕃，所以向来少人问津，还被历代中原士人暗暗抑制冷待，如今已然少有人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