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颜渊第十二）
孔子周游列国曾经过叶国。叶国的诸侯叶公对孔子说：“我们国家有非常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到官府去告发。”孔子说：“我们家乡的正直跟这不一样：父亲会为儿子犯的错误对外隐瞒，儿子回维夫侵犯的错误对外隐瞒，在这隐瞒中间，存在了他们的正直。”
偷羊就是不对，为什么孔子会反而赞成隐瞒呢？难道孔子就没有了是非？还是在单纯的是非之上，有更大的是非？
在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应该对 “红卫兵”的可怕有深刻的体会。红卫兵岂非对单位报告了家里父母不应该有的谈话？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父母对孩子的不信任，孩子对父母的不信任。连父母子女之间都不能相信，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当时社会的冷酷、孤独、与恐惧岂非就是建立在红卫兵对同志单位的“正直”与“忠诚”上？红卫兵们没有判断能力，不能真正地了解对错不是重点，对父母的怀疑才是问题之所在。红卫兵对父母的告发，岂非就是叶公所谓的“其子证之”？
　　《三字经》里说：“养不教，父之过。”孩子没教养好，不是父母的过失，难道都可以推给老师？自己毫无责任？是的，“教不严，师之惰。”老师不好，换个学校，换一位老师，无论如何，教养孩子，包括找好老师，都是父母的责任。孩子不好，当然那全是自己的过失，当然“父为子隐”，不但父为子隐，同时挺身而出，为子承担过失。一副义正严词地对外告发自己的孩子，那只是逃避自己的责任，那只是一个毫无担当、毫不负责的社会。一个“其子证之”有法律正确，但无信任的社会，和一个“父不为子隐”有法律正确，但毫无担当、毫不负责的社会，会是多么可怕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