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场战争中，联合舰队踩着北洋水师的残骸为日本拿到了一张列强俱乐部入场券。决定这场战争输赢的，不单是海军的吨位、吉野号的舰速，更加是两个东亚国家在财政机制和筹款动员等方面上演的幕后硝烟。
作者：李墨天 来源：饭统戴老板

日后的著作不厌其烦的还原着谈判场景：意气风发的日本首相如何要挟与讹诈，既缜密又凌厉，大清国裱糊匠如何苦撑与妥协，既辛酸又耻辱。谈判的每一个来回，仿佛都是那段历史的缩影，尤其是那段国人耳熟能详的对话：
“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
“尚未下咽，饥甚！”
如同历史盖棺定论的那般，甲午年的那场战争是大清国支离破碎前的最后一声闷响，但日本人也绝非早早成竹在胸，对他们来说，春帆楼的29天，也是一次与时间赛跑的赌博。
决定这场战争输赢的，不单是海军的吨位、吉野号的舰速和北洋水师拙劣的迎战阵型，更加是两个东亚国家在财政机制和筹款动员等方面上演的幕后硝烟。

后来居上
对李鸿章来说，去下关谈判是个不得不应的差事。
原本负责谈判的全权大臣是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却被日本认为级别不够。清政府自然也知道，对方想让更显赫大臣去谈，但和谈这等屈辱之事，贵为皇亲的奕忻自然不能去，差事就落在了因为战败刚刚被摘了黄马褂的李鸿章头上。

载着李鸿章一行的德国商船在下关进港的时候，战斗还在继续，北国寒冬并没有挡住日军的攻势。一个月前，北洋水师在威海卫全军覆没，攻占了旅顺的日本陆军摩拳擦掌期待着“直隶决战”，联合海军则等待着大本营的命令，随时准备向台湾挺进。紫禁城做好了赔钱的准备，但李鸿章还是提出在议和之前，先进行停战谈判，以解除日本对北京城的威胁。只是除了拿欧洲列强来做挡箭牌，他手上也没什么别的牌可以打。

他和伊藤博文算的上老相识，十年前在天津，两人一起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再度相聚，免不了一番寒暄。李鸿章索性借机说起中日两国互为近邻、同文同种，理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携手抵御欧洲列强。看起来是闲谈，也是在暗示伊藤博文，不要提太过分的要求。

伊藤博文却没跟年长自己18岁的李鸿章客气，耐着性子说完了外交辞令后，首相还是没忍住出言讽刺的欲望，“十年前与中堂在天津会面时，中国就已经开始效法欧美革新，怎么到今天也没什么变化呢？”

作为洋务运动的先驱，李鸿章听了自然心里不是滋味。但他自知理亏，只好顺着对方的话，把日本的“日新月盛”赞扬了一番，又说中国“地广人众”、“囿于习俗”，改革只能慢慢来。

刚刚露出眉目的刀光剑影又暗了下去，两人默契的开始讨论双方的施政和相关人员，算是礼节性的闲聊。只是李鸿章和伊藤博文都清楚，冲突的种子早在十年前会面时就已埋下，在那次爆发于朝xian的“甲申政变”中，清军武力扫除了朝鲜的亲日派，连日本公使馆都被大火焚毁。

第二年，北洋水师出访日本长崎，提督丁汝昌特意率领舰队绕着濑户内海与东京擦肩而过，接着才在目的地长崎靠岸。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曾拊膺长叹，“丁汝昌是在向我们示威呢，说日本的内海就是北洋水师的妓院。”伊东祐亨断然不会想到，九年之后，自己会在威海卫亲手埋葬这只海军。当时，北洋水师的主力舰定远号与镇远号，称得上东亚最强战舰，这让日本军方第一次看到了与中国海军切切实实的差距，也让伊藤博文这个主和派变成了扩充战备的支持者。

伴随伊藤博文在1885年升任日本首相，他与后来的大藏大臣（财政部长）松方正义、两任外相（外交部长）井上馨和陆奥宗光形成了军备铁三角。外交部门一边与列强修好，一边向清廷放低姿态，以便为军备扩张谋求时间。松方正义则改变了一贯的财政紧缩策略，通过提高酿酒税、烟草税，满足军队的新增支出。由于税收的扩大，海军获得了每年300万日元的“军舰制造费”，但这不足以满足他们野心勃勃的造舰计划。作为权宜之计，军方聘请了法国人白劳逸出任造舰顾问，并采纳他的“防御型”思路，建造了三艘相对廉价的四千吨级海防舰“三景号”。

李鸿章并非不清楚联何舰队的种种动作，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帝国宰相秉承着“避战求和”的外交哲学。正如他与伊藤博文在1885年“甲申震变”后的谈判，李鸿章本可以借着清军的胜利向日本施压，但他却主动承认了两国对朝xian的出兵权，为甲午年的祸端埋下了隐患。哪怕到了1894年初，朝xian爆发东雪党起义、日本发兵的档口，清廷依然没有统一的口径。李鸿章和慈禧太后依然想通过外交手段，借助英俄势力从中调停来解决。一方面，这是“避战求和”方针的延续，另一方面，李鸿章也清楚，自1888年起就再未添置新战舰的北洋水师，已经有些落伍了。

当双方坐在谈判桌前，李鸿章能拿出手的也就只有“人种文物相同，利害关系尤切”这样的“大道理”。只是日本人并不领情，参与谈判的外相陆奥宗光就这样评价：“他如此高谈阔论，不过想引起我国同情，间用冷嘲热讽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狡猾却也可爱。”
当时的新闻记载，第一天的会谈结束，李鸿章步出会场时还带着笑容，这天的谈判像是例行公事的会晤，一点没显露出什么剑拔弩张的氛围。
但很快，李鸿章就笑不出来了。

狮子开口
对于日本可能开出的价码，李鸿章自然有过心理准备，但事实证明，他还是低估了伊藤博文的胃口。
伊藤博文提出的停战条款包括由日军暂时接管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地，清军则将三地的军火与补给留给日军。同时，在停战期间，日本还要接管天津到山海关之间的铁路。这意味着清政府要把北京城周边最后的关隘，拱手交给日本人。
这样的停战条件让李鸿章大惊失色，连连呼喊“过苛过苛”——一旦条件被接受，伊藤博文就可以仗着日军控制了京畿门户，在接下来的议和谈判中漫天要价。
日本人则有自己的算盘，按照陆奥宗光的说法，日本军队在中国节节胜利，他和伊藤博文自始至终就没想过停战，而是打算直接开启议和谈判，一边打一边施压。但李鸿章提出先进行停战谈判，出于不违背国际外交准则的原因，他们只能开出苛刻条件，好让李鸿章撤回停战要求。

面对张开嘴的狮子，李鸿章又说了一番 “中日切近邻邦”的大道理，接着讲起了和伊藤博文的私交，表示这样的条款“万难应允”。伊藤博文也干脆换上了铁面孔，称“国事与交情两不相涉”，停战条款“万难再减”。
无奈之下，李鸿章提出先搁置停战条款，转而让伊藤博文先开出议和条件，但后者显然不可能亮出自己全部的底牌，坚决要求先对停战条件做出回复。李鸿章知道这次不能再拒绝，只好表示自己无法立即决定，需要和紫禁城商量之后，“迟数日再复”。
“几日？”伊藤博文追问。
“一礼拜后。”
“太久！”伊藤博文并不满意，“贵大臣究竟几日答复？”
“四日后答复。”李鸿章改口。
“三日须复，愈速愈妙。”
伊藤博文的焦急并非没有原因，谁都知道夜长梦多的道理——自战争打响，欧洲列强就紧盯着渤海湾的风吹草动。春帆楼的谈判开始前，英国也曾应清政府的请求，从中进行调停。对东亚虎视眈眈的欧洲人始终是个难以规避的风险，他们必须尽可能快的清政府就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