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腾讯网的上海四十年住房变迁史一文，可以知道：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几年里，住房商品化仍是纸面上被研究的事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的住房归国家所有，房子的买卖自然也无从谈起。

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市民而言，想要改善居住条件，等待房管部门和单位分房是摆在明面上的康庄大道，但这条路常年可遇而不可求。由于僧多粥少，分房政策只能向特定人群倾斜，处在优先级的是特别困难户、大龄结婚户和少数有重大贡献的人员。
　　以1980年为例，上海市全年竣工房屋304万平方米，可供分配的有96.4万平方米，用于解决特别困难户的房屋占40万平方米。当年分到房子的特别困难户有2万多户，而全市符合条件的特别困难户有近7万户。

所谓困难户，按当时国家城建总局的统一口径，是指人均居住面积4平方米以下，12岁以上男女同室居住的家庭。这个标准在上海是打了折扣的，因为按照这个口径划线，上海需要解决住房问题的家庭达到了90余万户。
　　为了把有限的房子分给最迫切需要的人，上海自己定了一个特别困难户的标准：
　　人均居住面积划到了2平方米以下，年龄划到了16岁以上。
　　这一标准下的特别困难户分到房子尚且需要排队，对于大部分上海市民而言，申请报告打上去，等个三五年不过是稀松平常的事。然而，在那个年代，上海绝大多数市民的居住条件并没有比特别困难户好上多少。

后来大家没办法，就开始了“调房子”的方式，改进生活，当时那是唯一改善生活途径
“调房子”，这个现在很难再听到的词汇，几乎成了那个年代上海人改善居住条件的唯一途径。有一种说法是，十个上海人里至少有八个曾经调过房子，而且有很多调过不只一次。

同时，在严密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调房也不是双方私下里就能决定的事情。有调房需要的市民，先要向自己所在辖区的房管部门报批，获得同意并拿到一张《住房使用交换登记证》，找到调房对象后，再经各自的房管部门批准。
　　当时，各市辖区房地局都设有住房交换所，区下辖各个街道的房管所都配有一名住房交换员，全市纺织、机电、轻工、交通等43个系统中也设置了换房机构。

同时，市民的调房需求日益上涨，不少人选择在电线杆子上贴小广告来寻找调房对象。黄建民骑着自行车在房管所附近逛了一圈，发现光是大世界门口71路公交车一个站台边的几根电线杆子上，就密密麻麻地贴了200多张换房广告。

当时上海市民的调房原因基本不超出住房困难、家庭矛盾和上班路远这三项。换房的类型也基本在“一调一”、“一调二”和“二并一”三类，细化的话，还可以分为“楼上和楼下互调”、“设备和面积互调”、“地段和面积互调”等。
　　调房虽然是一个以物易物的过程，不涉及货币，但在多年的摸索中，上海市民也总结出了房子身价的计算方式，形成了公认的行情。比如一个有抽水马桶的小卫生间可以在面积上换到4个平方米，一个通了煤气的灶台可以换到2个平方米。

上海从解放到80年代除了曹杨新村和藩瓜弄没造过房子，到了80年代老三届的人全都过了适婚年龄，那时候只要结婚，无论男女只要面积没到，都可以跟单位申请收回老房子换一套郊区的房子，能吵的能打的基本该分都分了，我妈家就是收了黄河路老房子给了五角场的房子，当然也没少跟单位领导闹

为了满足市民的调房需求，住房相关部门除了要求各级住房交换所做好日常工作外，还组织了大量的大型换房会。
　　1984年，黄浦区最大的换房会在人民公园内举行，有两万多名市民到场交换调房信息。在黄建民的记忆中，因为整个人民广场被围得水泄不通，到场采访的意大利电视台和日本NHK电视台的记者，只能爬到公园内的梧桐树上进行拍摄。
　　1986年，市房管局更是租借大世界游乐场举办了一场为期4天的“上海市房产市场换房大会”，先后有5万人参加，换房成果相当于全市平时近5个月的总和。

当时的说法是，调到一套心满意足的房子，比娶一个满意的老婆还要难。延伸开来讲，去房管局找住房交换员帮忙相当于找媒婆说亲，去调房自由市场打听行情就是自由恋爱了。

直到1990年，出现了住房公积金，有了公积金贷款，逐步开始有购房
到95年，外销房和内销房并轨，最后才出来现在的商品房买卖

当时的生活环境，早上梳洗都是在屋外的

夏天没浴室，只能在自家门口用脸盆浇水算是洗澡。男的穿条短裤。女的洗澡还要关门拉浴帘。遇到旧式里弄房子，有些人就在楼下洗澡。楼上住户都不要下楼了。当然大家也都很守规则，凡是洗澡前，都会大吼“洗澡了”于是楼上住户都不下楼了

有些人家一家五口住一起，然后早上年轻人上班上学去了，留下老人做家务，为全家倒马桶……不容易，每天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