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的中国“民族主义”：为何最底层的汉人也为蒙元自杀
其实在元末明初，像伯颜这样面朝故国而坚守着对于它的忠诚的人，形成了很可观的一个人群。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都是汉人，不仅包括元代仅用于指称北中国汉语人群的“汉人”，也包括南部中国说汉语的人们在内。在这个“元遗民”的群体中，至少与伯颜同等刚烈的人物并不难找。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或许应数郑玉。
郑玉是“南人”，属于通常被视为具有“民族压迫”色彩的元朝“四等人”制之中的最末一等。因为在儒士圈子里有一点名气，元朝曾“授以隆赐，命之显秩”，但他固辞不出，因此从没做过元朝的官。朱元璋的部下想强行录用他。郑玉自称已“荷国厚恩”，不能再辜负元朝，先是不食七日，最终自缢而死。另一个叫王翰的元朝唐兀族高官，元亡后在山中藏身十年之久，不幸还是被明太祖寻获，逼他出来供职。他只好把儿子托付相知，以自裁明志，死时才46岁。
也有一些人的命运比郑玉、王翰好。“元遗民”里最著名的三个人，杨维桢、沈梦麟和藤克恭，被明人合称为“国初三遗老”。其中名声最大的，自然是当日南国诗坛领袖、“文妖”杨维桢。他可以赴金陵帮建国不久的明政府修定礼法，但绝口不提作官的事。他曾写过一篇诗歌，题为《老客妇谣》，以一个客居异乡、“行将就木”的老妇不愿再嫁自况，曲折地表白自己不想入仕的心迹。忌恨他的人把这首诗拿给朱元璋看，想借刀杀人。朱元璋确实曾以“不为君用”的罪名杀过人。他对发家之初江南地主文人宁肯投靠张士诚，也不愿追随他，一向心存旧恨；所以得天下后便报复性地对江南科以重赋。但这回他却没有怎么恼怒，嘟哝了一句“老蛮子只欲成其名尔”，便将此事轻轻放过。剩下的那两人，一个参加过编写官修《元史》，一个当科举主考官，主持过五次省试、一次会试。他们都以高年寿终正寝，始终没有接受过明朝的官职。
对“遗民”的道德约束意识，不仅存在于须切身面对此种约束的那一小群当事者中间；在元明之际，它甚至已泛化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预期。明朝的“开国文臣第一人”宋濂，晚年受子孙犯罪牵连，被流放四川，客死途中。当时盛传的一则小道消息说，宋濂对自己一生谨慎、却屡遭命运颠簸很是想不通。借宿在夔州一个寺庙里，他向寺内的老和尚提出这个问题。据说老和尚问他：在前朝作过官吗？宋濂回答：曾担任过翰林国史院编修一职。老和尚听完未发一言。宋濂觉悟过来，当夜便吊死在寺院客房之中。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大可怀疑。虽然后来确曾有人（例如谈迁）断言宋濂曾作过元朝的翰林国史编修，但大多数人认为，真实情况应该是：元至正中“尝以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征之，固辞不起”；至于固辞的原因，是“亲老不敢远违”。宋濂自己也明确声言过：“在前朝时虽屡入科场，曾不能沾分寸之禄”。上述传言竟说他自己也承认作过元朝的官，更不会是事实。然而，传闻之辞的不实之处，从另一个角度来索解，反而更加显示出它的弥足珍贵。因为从中反映的，正是人们对于事情本应当如何发生的一种广泛见解。在对降臣（尽管宋濂其实不是降臣）结局的大众想象里，我们很容易体察到明初人在对遗民行为预期方面的共识。

元亡明兴，结束异族统治，为何没有“民族大义”颂歌？
以上讨论或可表明，伯颜子中乃至王翰的以身殉义，全然出自当时流行的儒家“遗民”观念，而与其特定族裔立场无涉。在此种意义上，两人诚为“元西域人华化考”的绝好个例。不过，早已浸染了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思潮的现代人，则又可能从元代遗民的事迹中读出别一种怪异的感觉。其实钱穆很早就从另一个角度接触到同样的问题。在他看来，元亡明兴，远非一般意义上改朝换代式的政权转换可比，而是结束异族统治、“华夏重光”的“大关节”。可是，在《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里，他非常失望地指出，当时人们多“仅言开国，不及攘夷”，“心中笔下无华夷之别”。他因此责怪诗文作者们的精神未免委琐。那么，在元遗民的精神世界里，是否也缺少了那么一点类似的“民族大义”呢？
钱穆确实目光如炬。他已很真确地感受到古今人思想里的一个重大差别。可惜他多带了一点“以今讽古”的偏见，未能进而追究那差别中的所以然。事实上，为人之臣“不仕二朝”的原则，自宋代起逐渐演变为具有社会共识性格的道德教条与约束。元遗民的精神，可以说与宋遗民精神一脉相承。其中的确不包含任何族裔意义上“民族大义”的意识。现在，让我们再举两个在宋元鼎革之际想做遗民、因为做不成而变成烈士的著名人物，来说明这一点。这两个人，谢枋得和文天祥，既是同榜进士，又是在南宋最后阶段的抗元战争中曾并肩作过战的志士同仁。
谢枋得在宋亡后流落福建，屡次受元朝征召，坚决不肯出仕。他回答邀他出来做官的元朝大吏说：“大元治世，民物一新；宋室旧臣，只欠一死”。这个答复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身为前朝遗民所应当持守的基本立场：它不需要你时不时地挺直脖子向那个新王朝吐唾沫，骂它是“伪政权”，更不要求你投身于推翻现政府的地下活动；你满可以坦率地承认新朝的合法性，只要你不到这个新政府里去做官就行了；而且遗民的身份及身而止，无需世代相袭。谢枋得东躲西藏，就为做一个安稳的遗民。但元朝的福建地方当局强逼他进京。他被迫面对或仕或死的抉择，于是在京师的一个庙里绝食身死。这时离开宋朝灭亡，已有十多年之久。

尴尬的“民族英雄”文天祥
“肯做官的活下去，不肯做官就得死”，这也是文天祥面临的考验。最后一次被元军俘获前，他匆忙吞下一直带在身边的毒药“脑子”（即冰片），又喝了一肚皮水，指望尽快让毒发全身。不料那水不干净，弄得他严重腹泻，竟把服下去的毒也一起排出来了。在被凯旋还师的元军从广东北解的陆路上，他开始绝食，计划着饿到江西正好饿死，可以落个“首丘”故乡的结局。可是他算错了时日，早已走过江西，居然还没有饿死。到达大都（今北京）后，面对一轮又一轮的劝降，他没有改变过早先立定的志向。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刀锯在前”，“应含笑入地耳”！文天祥最终履行了自己的庄重承诺。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故事。
他的行迹中，也还有一些细节尚未引起今人的足够思考。他的弟弟文璧曾为南宋守惠州，后降元，改仕新朝。文天祥没有责怪文璧。他在嘱咐幼弟以隐居安度一生的信里说：“我以忠死，仲（指二弟文璧）以孝仕，季（指幼弟）也其隐。……使千载之下，以是称吾三人”。他理解文璧为奉养老母而入元为官的行为。所以在大都囚所与文璧见面后。他曾写诗说：“弟兄一囚一骑马，同父同母不同天”。这里也没有责备文璧的意思。诗的最后一联有“三仁生死各有意”之语。弟兄三人虽有不同选择，在他看来适足与殷末的微子、箕子和比干三位仁人相比肩。他的见解反映出儒家在忠与孝、忠与恕这样两对张力之间寻求平衡的挣扎。
与当下讨论更密切相关的是，文天祥虽已作好必死准备，但只要外部条件允许，他并不完全排除自己选择活下去的可能性。被囚大都将近四年，当时即有人对他“所以久不死者”发生疑惑。在答复王积翁的劝降时，文天祥十分明确地表示：“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此话大意是：如果承蒙宽大将我释放，不要我做官，使我能以道家者流的身份回归故乡，今后要我作为方外之士给这个国家出出主意，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元政府最后提供的，仍然只是做官或死亡两种选择。他勇敢地选择了后者。
我们丝毫没有想在文天祥脸上抹黑的意思。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道德英雄之一。他做到了那个时代所曾要求他做的一切。我们只是想对他以及宋、元遗民们所持守的遗民立场，作出最切合于其本人和那个时代其他人们所理解的界定。其中没有与新王朝势不两立的政治态度，更不含有从统治高层族裔成分与来源的角度去考量新王朝的那种“民族大义”。
不要幻想历史上的人或事可以直接为回答现实问题提供什么答案或“教训”。但多一点“原始察终”的历史眼光，终究会使我们对当下的认识变得聪明一点。元遗民的事迹提醒我们，为今日人们熟捻于心、挥之不去的民族主义意念，不是历史上一向就存在的东西。再往深一点想，民族主义本身，自它从近代西欧产生之后，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如果说玛志尼以后，各民族独立建国逐渐成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口号，那么这只是民族主义在从其原生地向世界其它地区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异的结果。21世纪全球人类所面对的严峻事实业已表明，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它不但应当重新飚扬民族主义的原本形态对主权在民和疆界内全体人民政治平等的基本诉求，而且要以最大的热情去拥抱政治民主化平台上的多民族国家观念。真的，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或能够一成不变地被人们固守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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