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云：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又有云：武死战，文死谏，其实都一个道理，能正确引导君主是成功很大环节，但越后来这点偏差越大，毕竟君主并不是都有出色的判断能力，哗众取宠的人越来越多，明朝言官就是基于这点设立的，但相当失败

以前有个命题，诸葛亮如果效力曹操，曹操会不会提前统一中原，很多人认为没什么大用，顶天和程煜荀彧结果差不多，估计比不了贾诩。至于郭嘉，那是无法复制的，这么说有点郭吹了，我只能说悲哉奉孝，哀哉奉孝

补充几处，一是石田三成其人。
石田三成近年来的“洗白”完全证实了历史人物的后世评价全不可信，而只能通过其人在当世的实际作为和直接影响力来判定。权力及其运作是可以轻易凌驾于一切真理之上的。石田三成作为一个虚构的反派角色存在了四百年，大概也是2010年起由白峰旬等人主导了“只取用同时期一次史料”的历史研究，关原之战的真实和石田其人的实像才得以逐渐复原。（问题不在于今人获得的历史材料能比江户文人更为丰富可靠，而在于种种一次史料中的石田三成表现出人格的高度一致性，忠言直谏，古道热肠，灵活圆融，黑白通吃。而这一形象又和江户以降的种种塑造截然相反。已知一次史料高度可信，那么与一次史料的合情推导相悖的后世塑造大概率完全是杜撰。）现在中英文的日本史圈仍然被旧段子旧观念所充溢，但是，假以时日应该也能拨云见日。
前后不过十年而已，摧毁四百年固若磐石的观念建筑，只需要不到十年。
三国这段历史固然不会有日本战国那么幸运，能够保全相当数目的一手历史材料。时人的直接性资料多因时代兴替家族变迁而多有散佚，对于“人”的考察就变得难上加难。陈寿的史德大概还行，不会像江户御用文人那样空口编段子，说身为统一格局奠基者之一的石贼是“石竖子之所为莫不出于此类”，但不代表陈寿能做到完全的利益无关，全然公允，不偏不倚地刻画历史人物。
不然“魏之元勋”夏侯惇一辈子除了种田打败仗之外也几无可取之处了，你是想说明什么。
有关于郭嘉的“一次史料”，反而并不在少。曹操写给荀彧的书信，上交朝廷的表文，大致都可以算是一次史料了。而纵观整部曹操集，除了荀彧，曹操可没有以超出他吹捧郭嘉的篇幅、程度和情感温度，吹捧他的另外任一位臣属。（我完全代入腐女脑设想郭嘉和曹操的关系，试图为曹操设身处地，读《与荀彧追伤屁精书》都能感受到这是我作为曹操的心声，其用情至深可见一斑。读《请追增郭嘉封邑表》也是字字泣血，***要知道你曹操和谁行同骑乘坐同幄席啊！）而在“天下户数减耗，十裁一在”“无功不封侯”时代的千户侯待遇，死后立刻加谥，也是在曹操时代除了郭嘉之外只有荀彧才得同时享有的殊荣。（别说什么八百户增封是死后哀荣，死的人那么多，怎么偏偏只有郭嘉获此哀荣？也别说什么安抚寒门，安抚寒门给世族大腕荀彧一而再写信寄托哀思是什么居心？）
曹操也不是容易被感性吞噬的人。不厌其烦地向荀彧写信追思屁精，大概多是出于理性的“需求”，是那个能在理性上补全他的人不存在了。
我感觉很多人对曹操抱有一种恶劣的成见，仿佛曹操凡事都要讲究政治目的，都是为什么造势，都是收买人心。我以为此言谬矣。以我的经验，倘若某人将自己的所有言行局限在外在的目的，而全然舍弃倏忽间“自我的爆发”，是极难在创造性领域有独树一帜的成就的。而身为建安文学开辟者的曹操，大概正因为其“自我”的充盈壮美，才给人落下“万乘之才不足”的话柄。
自我、美，和权力，向来都是难以兼容的两个位面。

我也问过自己，为什么刘备在出力不多的前提下，能轻松实现三分天下的格局呢？
现在想来，虽然四胜论和十胜论只是短期战略，但其最终战略目的，在于尽速统一；所以不畏艰险，要抢占先机找硬骨头啃。而隆中对的根本战略目的则在于割据，“天下有变”哪里可以作为可靠的依托呢？只在这一点上，就迥然不同了。

我之前觉得郭嘉死在赤壁之战前，基本保持了生涯无败的美名，算是他的幸运。但，这种“幸运”的认识，也不过是出于我的愚昧和怯懦罢了。人生在世，郭嘉怕过什么呢？他会因为对孙吴的战争有败北的可能性，就退缩不前么？

你回忆还要来个威力加强版？

以死为生，仔细想想，不但我自己，就连我尊敬的偶像都几乎没有能体现这一点的。大概人们都会以自身的认知为前提去找寻偶像，而我自己身上也许正缺了这样一种看待世界的角度吧。

我崇拜的人中很多都是某些程度上的失败者（蜀国占了多数），他们大多惊才绝艳，让我难以想通他们为什么会面临一次次的失败。而今天想来，如果这世界中人类确实有一些主观能动性的话，这以死为生的态度恐怕真的会成为他们功败垂成的一角原因了。